二、社会转型吁求人文性创新精英引领

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批评，经常有如下两种声音，一种是我们培养的学生人文素养缺乏，指学生虽然拥有的知识丰富，考试能力卓越，但其外在行为举止和内在思想意识缺乏一种文明人的意蕴。另一种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创新能力不够。应对如上批评，英国公学教育能够给我们以启示，正处转型中的我国社会吁求基础教育培养大量具有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社会精英。

首先，我国基础教育需要培养中国语境下的绅士，即具有人文性的人才。对当前教育培养的学生的一种广受关注的批评是，我们在培养“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观点是钱理群教授所提出的，他解释认为，“绝对”是指一己之利是他们言行的唯一驱动，而为他人和社会所做的，只是一种投资；“精致”是指他们有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表面上都合理合法，甚至无可挑剔，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老成世故，懂得配合表演，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私利，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所以他们成为接班人顺理成章。如果说我们培养的所有的学生都是这种“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能失于武断，那么可以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体制易于培养这种“接班人”，这是因为我们过早、过分地强调教育竞争，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客观存在，分数竞争成了基础教育的主旋律。把教育这一培养完整的人的优雅事业简单等同于一种残酷的“零和”竞争，使孩子从小就远离温馨和谐、合作奉献，所以培养的人才更易倾向于成为这种“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基础教育需要培养中国语境化的“绅士”。所谓“绅士”，基于一般的理解，其形象往往是：穿着锃亮皮鞋、笔挺西服，打着领结，手持文明杖的男士；“绅士”在行为层面往往是彬彬有礼、优待女性、懂得谦让等。这是对英国绅士的惯常意象。在我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语境中，需要进一步丰富绅士的意蕴。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传统的士绅阶层是由饱读圣贤书、经历了科举规训的人士所组成，他们身上体现的往往是传统儒家精神，他们维系了几千年的中国乡村社会。当代社会受到“现代性”的快速侵入，传统文化在迅速流失，年轻一代身上难现“礼、义、仁、智、信”和“公序良俗”。另一方面，社会的快速转型，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竞争”“压力”成了年轻人生活的主旋律。当年轻人为了竞争胜出，不顾手段的正当性时，社会就会文明匮乏，良序缺失，在这样的社会，道德成了较为稀缺的资源，和谐缺失。在我国当前社会语境中，英国公学的绅士教育有理由成为我国基础学校教育整个理想愿景的一部分。我们培养的“绅士”，即人文性人才，不只是外表举止优雅，也不只是具有英国绅士的内在特质，更需要具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是“礼、义、仁、智、信”“公序良俗”等的载体和传承者，还应信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意义的绅士教育，需要借鉴英国公学的传统，强调通识与艺术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基本文化素养的教育，它不是为高考服务的，也不是为职业直接服务的，它是看似“悠闲”实则“关切”的教育。它关切到我们基础教育培养的下一代能否具有厚重的传统文化人文主义底蕴，能否成为一个文明人。这种绅士教育如同英国众多公学强调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一样，艺术教育在学校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人文性的养成，而不像在国内当前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其次，我国基础教育培养创新人才，需要重构教育的哲学基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成了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科技来源于民族的创新能力。中华民族复兴，卓越的创新能力成了必要条件。基础教育更是培养年轻一代创新能力的根基，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广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受到了极大的诟病。于是各式各样的所谓创新教育的理论构思与实践模式大行其道，但其功效往往难以彰显。各种旨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活动流于形式，我们基础教育哲学需要反思与重建。有不少国内教育工作者沉溺于我国中学生在国际上拿的各种学科竞赛锦标，并以此推断，我国基础教育质量要优于英美等西方国家。而事实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表征自然科学创新能力的诺贝尔奖都被这些基础教育质量似乎不如我国的西方国家所获得。对这一现象，有国内学者通过长期的比较考察发现，国内基础教育并没有赢在起点。国内外基础教育都强调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国内强调的是“三基”，即“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西方强调的基础是“好奇心、兴趣、探究能力”等。西方教育认为，“好奇心、兴趣、探究能力”等才是学生未来发展的真正基础，与国内的认识大异其趣。所以我们的基础教育并没有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打好基础。西方基础教育对兴趣、好奇心和探究能力等的强调，正是其学生将来创新能力“爆发”的真正原因和必要基础。反观国内基础教育，它是一种“科学管理”的思路，追求考试成绩的最优化，是追求考试分数的效率哲学。我们知道，科学管理必然要求统一化，纲要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考核统一，这种哲学是一种反自由主义的哲学。英国公学教育的哲学基础则是辩证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其教育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全面而灵活的课程，尊重学生个性的教学活动，学生可以自由地组织社团和体育活动，等等。英国公学强调学习的自由，学生具有真正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的自由，而自由则是培养学生好奇心、学习兴趣和探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相反地，国内基础教育是最为有效的追求考试分数的统一模型的教育，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学生所能做的只是被动地应付考试，考什么，学什么，不考则不学。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公学并不是信奉放任式的自由主义，他们所信奉的是辩证而有限度的自由哲学。为了培养学生吃苦精神和坚毅特质，英国公学往往要求学生寄宿，学生只有在特定的周末才可以回家，而学校的寄宿条件往往很普通。英国公学还要求学生着装统一，这些措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但是总体上，英国公学教育的哲学基础是（辩证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是培养学生好奇心、学习兴趣和探究能力的基础和必需，也是学生后续生活中进行创新创造的真正基石。我国要建成创新大国，应从英国公学自由主义教育哲学中获得启发，反思并重构基础教育的哲学基础，从而有可能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再次，我国基础教育需要有培养社会精英的意识。英国公学是一种精英的绅士教育，是为社会培养精英的。事实也是如此，公学培养的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引领了英国社会的发展。而我国基础教育较少有培养社会精英的意识，仿佛一旦学校要培养社会精英就是一种教育不公平。我们没有在基础教育学校，特别是普通公立中小学培养社会精英的意识，因为教育实践更多着重的只是埋头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我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到了一个急需中产阶层引领的阶段，这样的中产阶层是我国社会进一步实现现代文明转型并保留传统底蕴的关键。但是我们往往把中产阶层理解窄化了，认为只要有中等收入就可以成为中产阶层的成员。真正的中产阶层不只是经济收入中产了，而且需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的群体往往需要具有传统品德、社会责任心和一定的创新力、领导力，他们宽容而不激进，理性而不盲动，民主而不民粹，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社会化，处于各行各业的中上领导阶层。英国公学教育能够启发我们，培养这样的社会精英，他们的通识教育、艺术教育和五花八门的学生团体与体育活动等，都是培养合格社会精英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