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培养人文性创新精英所需制度供给

英国公学教育培养精英绅士的导向、辩证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对我国基础教育培养具有厚重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社会精英具有启发价值。我国社会的文明转型，需要有大量的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精英来引领。但是理论上的必要并不意味着实践上的必然，只有在外部进行必要的制度供给，摆脱应试教育所造成的逼仄空间，才有可能让基础教育学校为我国社会文明转型做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对基础教育学校实施“底线评估”。当前我们的教育哲学是，学生掌握的知识愈多愈好，越难越优。奉行这种哲学的教育带来的实践是，学生学了太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很可能是已过时或即将过时的，也很可能是后面生活学习难以用上、不能迁移的。我们基础教育更多的是以知识为学习的目的本身，而不是学习能够迁移的能力为创新做准备。当下也越来越多地强调能力，但这种能力主要不是自主学习探究的能力，而是一种解答疑难考题的能力。这种教育形态对学生长远成长会有诸多负面影响。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过多学习这些“附加值”少的知识和能力必然会导致对其他更有价值的学习的削弱。另一方面，稍有创新体验的人都能意识到，人的创新往往是在相对“悠闲”的状态下发生的，高强度的知识灌输、高压力的学习，往往会让学生失去自由想象和创造所必需的好奇心、兴趣与能力，对基础教育学生而言，这些才是将来生活和学习的真正基础。针对当前这种基础教育现实，教育行政部门如果能够统一意识，对广大中小学幼儿园实施一定意义上的“底线评估”将会是一种大胆突破。所谓“底线评估”，意指教育行政部门为基础教育学校做一种标准的评估，这种标准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基础性的，广大学校只要能够达到这种标准就可以，学校达到这种标准后，能够有相当的空间来自由施展真正的素质教育。这种素质教育像英国公学一样是通识性的，更多地关注文学、艺术，更多的是人文性的，使学生更有可能成为优雅的中国意义上的绅士；这种素质教育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兴趣、学习的自由、好奇心和探究能力。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实施所谓的“底线评估”，实际上这一社会建制的教育哲学就是英国公学所采用的辩证的自由主义。“底线评估”将能够为基础教育松绑，让基础教育学校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办出特色，让它们能够借鉴英国公学教育，以辩证的自由教育哲学为基础，实施全面灵活的课程，更多地关注学生的真正成长，从而更有可能为社会发展和转型培养更多具有厚重人文精神底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其次，实施考试招生的相对分离，大学多元录取。当前我国教育系统实施的是严格的招考挂钩制度，考试分数几乎完全地左右着学生的升学前景。这种社会建制让高考成为唯一的指挥棒，左右着基础教育的办学实践。当前国内大学是严格分层的，优质高教资源是有限的；而人是利己的，只有通过更高的高考分数才能获取更多更优的资源，所以基础教育实践一切为了更高的高考分数就顺理成章。如上逻辑是显然的，也符合基本人性，从而在制度框架不变动的情形下，就一定不能改变“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困境，就难以有空间在基础教育阶段借鉴英国公学教育，培养具有文化底蕴、创新和领导能力的社会中坚人才。当前学界和社会对“高考指挥棒”的负面效应已有一定的共识，但是诸多人士更多地只是把批判矛头指向高考本身，改革高考制度成了热门话题。其实我国的高考组织和命题水平相较国外的同类考试，已是先进；但书面考试有其内在突破不了的局限性，学生的好奇心、兴趣和探究能力，没有办法或者难以在书面考试中有效度地被检测出来。所以对社会建制而言，高考改革的空间已不大，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大学招生制度的变革，实施考试与招生的相对分离，大学多元录取是改革的方向。现在对考试与招生分离和大学多元录取的社会建制的担忧主要来自其可能带来的招生腐败和“寻租”。我们认为中外的人性是一致的，国外的相关经验表明，严格的配套法律制度安排将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此类现象的发生，所以国内也能逐步使大学多元录取规范化。招考相对分离、大学多元录取的社会建制最大收益还是为最大多数的基础教育学校松绑，只有基础教育学校的考试压力减小了，它们才能真正借鉴英国公学教育中的辩证的自由主义哲学，通过全面灵活的课程来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绅士”。

最后，鼓励民间资本自主办学，自我约束。这一配套社会建制的重点在“自主办学”上。英国公学的一个内在精髓是“自主的管理经营”。英国公学经济独立、管理经营自主，特色办学，它们自结同盟，自我约束。当前我国社会已具备民间资本自主办学的经济基础，教育行政部门可放宽审批，用“底线评估”的思路来治理民间资本办学，允许这些私立学校自结联盟，自我约束。这类基础教育学校可以如同英国公学一样，由于管理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更有条件运用辩证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构建全面灵活的课程体系，培养更具人文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精英，以回应转型社会的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