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类相残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工作的不稳定、人际关系的反复无常、当代城市的建造方式和办公室的设计方式、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和政府对待我们的方式、我们对智能手机的成瘾甚至我们的“爱”的方式，都是我们变得如此孤独的原因。但我们必须回溯到更久之前，才能全面理解我们如何变得如此脱节、孤立和封闭。这是因为，21世纪孤独危机所根植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早于数字技术，早于近年来的城市化浪潮，早于这个世纪工作场所的深刻变革，早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然更要早于新冠疫情的暴发。

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一种特别强势的资本主义形式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强调自由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市场、不受政府和工会干涉的“自由”。它视若珍宝地理想化了自力更生、小政府以及将个人利益置于社群和集体利益之上的残酷竞争心态。由于最早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所倡导，后来又得到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等“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政治家的拥护，这一政治计划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主导着商业和政府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当今的孤独危机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首先是因为它在短时间内造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显著扩大。44在美国，1989年时，CEO们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薪水的58倍，但到了2018年，他们的收入差距变成了278倍。45在英国，最顶尖的1%家庭的收入占比在过去40年里提升了两倍，最富有的1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是最底层的50%家庭的5倍。46结果是，有相当多的人口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自己被遗弃了，他们在一个只属于赢家的社会中被打上了失败者的标签，不得不面对工作和社群的庇护传统正在瓦解、社会安全体系正在被侵蚀以及自己的社会地位正在衰落，并挣扎着在这个世界中自生自灭。虽然属于高收入阶层的人也会孤独，但在那些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群中孤独者的比例更高。47鉴于当前的失业率和经济上的困难，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其次，新自由主义给了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更多的权力和更少的束缚，允许股东们和金融市场制定游戏规则和雇用条款，却罔顾这样做会让工人们和整个社会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就在这个世纪之交，全球认为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弊大于利的人数创下了纪录。德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口相信这就是事实，还有很多人感到自己的国家受到市场的奴役太深，以至于已经不再保护他们或在乎他们的需求。48如此无人呵护、被忽视的无力感其实就是孤独。在2020年，各国政府为支持其公民而采取的庞大的干预措施与之前施行了40年的经济理念完全背离。而罗纳德·里根在1986年的一段言论“英语中最可怕的一句话是‘我是政府派来提供帮助的’”正是之前那股理念的写照。然而，即使是新冠疫情下各式的刺激方案确实预示着新方法的萌芽，但新自由主义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将无可避免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消除。

最后，新自由主义不仅深刻地重塑了经济关系，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新自由主义从来不单纯是一项经济政策，就像撒切尔夫人在1981年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采访时所说的：“经济学是一种方法，其目标是改变内心和灵魂。”49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因为新自由主义借助对一些品质的鼓吹，比如进行超强竞争（hyper-competitiveness）和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罔顾更广泛的后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如何看待彼此，改变了我们如何理解对他人所负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人类的本性是自私——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我们并不是那样的。50但由于政客们积极鼓吹一种利己的、同类相残的思维模式，以及“贪婪是好的”（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从戈登·盖柯口中说出的著名金句）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座右铭，诸如团结、善良和互相关爱等品格不仅仅被低估，更被当作无足轻重的人类本性。在新自由主义之下，我们全部沦为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理性人类。

我们甚至在我们的语言演化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一进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归属”“责任”“分享”和“共同”等集体主义词汇已越来越多地被“获取”“拥有”“个人的”和“特殊的”等个人主义词汇和短语所取代。51在过去的40年里，连流行歌曲中的歌词也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在这一代人的抒情想象中，“我们”和“我们的”等代词已经被“我”和“我的”所替代。521977年，皇后乐队唱给我们听的是“我们是冠军”，鲍伊（Bowie）说“我们可以成为英雄”。但到了2013年，卡尼·韦斯特（Kanye West）则告诉人们“我是上帝”，而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在2018年发行的破纪录专辑《谢谢，下一位》（thank u,next）就是她写给自己的情歌。

新自由主义让我们将自身视为竞争者而非合作者、消费者而非公民、囤积者而非分享者、索取者而非给予者、钻营者而非助力者——人们不光因为没有时间而无法帮助邻居，甚至连邻居的名字都不知道。在很多方面，这称得上是一个理性的反应。因为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如果连我自己都不为“我”考虑，那么又有谁会呢？市场吗？国家吗？我们的雇主吗？我们的邻居吗？这些都不太可能。问题是，在一个“以我为中心”的自私社会里，人们觉得自己必须照顾自己，因为其他人都不会照顾你——这必然是一个孤独的社会。

这样下去很快变成了无法打断的永动循环。这是因为，为了“不”感到孤独，我们既需要给予也需要接受，既需要关心也需要被关心，更要善待彼此、尊重周围的人，同样也希望自己被同等对待。

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中走到一起，我们就需要将资本主义与追求共同利益统一起来，让关爱、同情与合作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并将这些行为延伸到与我们并不相同的人的身上。这才是真正的挑战——不仅要和与我们相似的人重新建立联系，还要融入于我们终将归属的更广义的社群。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中，做到这一点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紧迫，也更有可能实现。

本书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阐明21世纪孤独危机的范围、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地步以及如果我们不做出应对情况会恶化到何种程度。它更像是对采取行动的呼唤。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孤独当然存在必须加以解决的明确结构性驱动因素，但对我们个体来说也当如此。

因为社会不只单方面地影响到我们，我们同样也会影响社会，我们参与其中并在改造着社会。所以，如果我们想阻止孤独的毁灭之路、恢复我们曾经失去的社群归属感和凝聚力，我们需要承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并不得不在很多事情上做出取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利益与社会福利、匿名与熟识、图自己方便与照顾他人感受、对自身有利与对社会更好、自由与友爱。这些选项并不一定是势不两立的存在，但至少也要放弃新自由主义所应许的一部分自由——有些自由是错误的，放弃它们对我们来说算不上什么代价。

本书的核心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缓解孤独危机方面都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即使让社会脱节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机构和大企业所造成的，但重新连接社会却不能仅仅靠这些大型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

所以，我将在整本书中涵盖我们可以用于扭转当前分裂、封闭和孤独的趋势的诸多思路、想法和实例——不单纯包括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还有个人层面上的。

这确实是一个孤独的世纪，但也不必一定这样下去。

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1] atomised，指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它可以独立存在且相互之间联系微弱。——译者注

[2] 指出生于20世纪且在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即2000年）以后达到成年年龄的一代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