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GDP的承认和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面临的突出发展命题是摆脱贫困，伴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深化和相应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发展、摆脱贫困成为共识，由此，GDP的统计核算和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增长问题，便成为突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共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个指标来规划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0年里，我国领导人第一次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来规划发展目标。^[2]

不久，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针对大平正芳提出的“中国未来现代化目标是如何构思的”这一问题，邓小平首次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基本衡量指标，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使人均GNP达到800—1 000美元，并特别强调为此要付出很大的努力。^[3]由此开启了围绕GDP（GNP）为增长核心指标，以20年实现翻两番为目标的宏伟的增长发展规划^[4]，从全国的发展和增长规划，到各省市的经济规划，GDP增长成为核心规划指标和考核指标，国家总体层面制定倍增计划，地方政府则展开相互间以GDP增长为标志的竞赛。从实践进程来看，我们在1997年提前3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较1980年翻两番的增长目标，继而我们又提出了从2000年起再用20年，再实现GDP翻两番的增长目标。事实上，我们在2007年提前3年实现了较2000年又翻一番的目标，接着我们又将原来2020年较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高为2020年较2010年再翻一番。到2017年我国GDP总量达82.7万亿元人民币，GDP年均增长达到9.5%左右。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中国在世界GDP总的存量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2.3%上升至15%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2010年起），在2017年全球经济增量中贡献率达30%以上，人均GDP水平从1978年的250多美元上升至8 800多美元，从世界低收入水平（按世界银行标准划分，现阶段人均GDP 1 025美元以下，共有36个国家）进入到下中等收入水平（人均GDP 4 055美元以下，共有54个国家，我国是1998年达到下中等收入水平），再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人均GDP 4 055—12 200美元，我国是2010年进入），克服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即进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跨越期^[5]，显然，在这一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增长的核心指标是围绕着GDP展开的，并以此进行的规划。

GDP在我国的命运，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开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随后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均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GDP为核心指标规划增长发展目标，以推动GDP翻番增长来实现赶超。这些发展经济指导思想均体现了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历史要求。二是改革开放本身带来的深刻体制变化，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推动市场机制的培育，从而为运用GDP进行统计和核算提供了必要的并逐渐完备的经济机制基础，GDP说到底是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反映；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比较对象也日益国际化，其中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比较和发展目标规划的比较。

从统计核算方法本身的变化来说，我国接受GDP是经过激烈的理论争论的。争论最多的问题是关于第三产业的生产性问题，起因是围绕“生产劳动”展开的学术讨论，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劳动”范畴？什么劳动活动是生产性活动？除工业、农业等物质资料生产外，非物质资料的服务业是否属于生产性的产业？是否创造价值？争论的结果，在理论上虽仍未取得共识，尤其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即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分歧上，难以做出科学的具有共识的论证。但是，在统计核算上，服务业开始被纳入产业范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在国民收入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我国逐渐统一到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来，最初是在个别省市开展试点（如1985年开始的山西省），然后逐渐过渡到两套核算体系，即物质资料生产核算体系与GDP指标核算体系并行，最后统一于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7年后），这就为以GDP指标来规划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以GDP体系来核算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统计核算指标和方法上的依据。

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出现种种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GDP增长及核算体系本身不是万能的，是有局限的，不能片面夸大其作用和意义，不能将现代化发展的全部使命都压到GDP增长上；另一方面，对GDP增长及核算体系的运用，必须保持科学的态度，不能脱离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盲目追求GDP的增长。盲目以GDP增长来替代和解释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特别是简单以GDP规模扩张、翻番式的倍增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式指标，往往可能引导经济发展扭曲。如果说强调GDP数量扩张，在经济严重短缺、长期贫困的条件下，在经历起飞的准备阶段和初期，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也有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条件上的可能性，那么，当经济发展摆脱了贫困，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之后，其局限性就会逐渐显现，转变以GDP增长为引领的发展模式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否则，很难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1] 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64185/66611，访问时间2018年11月26日。

[2] GDP与GNP本质上是相同的核算体系，作为统计指标来说，两者的差距主要来自“国外要素收入”这一项，GDP是按“国土原则”计算的，GNP是按“国民原则”计算的。在西方国家，运用GNP有很长的历史，在1968年联合国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后，SNA中运用的是GDP，相应西方各国用GDP取代了GNP，但由于GNP更强调收入，所以在世界银行公布各国收入水平时仍用GNP，但改称GNI，即国民总收入。

[3] 邓小平后来说，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20世纪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

[4] 参见刘伟、蔡志洲：《走下神坛的GDP——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