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GDP的局限与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毫无疑问，GDP统计和核算体系有其科学性，这一体系的产生和不断完善，极大地提升了经济资源配置核算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作为一个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从国民经济活动的起点（生产）到终点（需求），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经过长期发展，这一指标体系已相当完善，或者说很难以其他指标来取代它。因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著名经济学家称，“GDP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GDP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1]。但GDP体系本身确有局限性或有限性，在运用这一体系引导国民经济发展时，若忽视其局限性，必然产生严重的问题。

其一，GDP指标从总量和规模上反映一国经济所达到的水平，包括总量和人均水平，作为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尽管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部门结构、投入产出结构分析，但是就GDP本身而言，强调的是最终数量，也难以直接体现国民生产总值背后运行中的经济结构差异。不同的经济结构可以有相同的GDP水平，规模领先的GDP水平也可能建立在极为落后的经济结构基础上，进而扭曲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有经济增长但无经济发展，有量的扩张但无质的结构升级，有要素投入量增长的支撑，但无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升。因为，增长更多的是规模扩张，即GDP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更多的在于结构高度演进，结构变化是效率的函数，结构高度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发展的真正困难，也集中于结构性矛盾的克服。^[2]过于强调GDP数量增长，一方面可能忽略经济结构演进的重要性，忽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过于依赖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张以实现GDP的扩张，并且，这在短期内是可以实现的，因而更容易成为政府短期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可能引发、积累并加剧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从而使得宏观经济短期失衡加剧，长期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其二，GDP作为核算体系，反映的是一定时期（一年）经济活动中的流量，而国民财富是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存量，如果只有年度流量的GDP，而无流量的有效持续积累，最终难以形成财富积累和国力的提升。尽管GDP作为核算方法提出了处理存量和流量关系的原则，但这一核算体系本身体现的主要是以年度为期限的流量性质的经济活动，即一年时间里创造的增加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存量和流量的差异并不是源自GDP体系本身，而是GDP在核算时的特点，但在运用GDP方法时，若忽略流量特征，甚至将其极端化，便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害，尤其是使经济活动目标严重短期化，不顾财富积累和可持续发展。^[3]

其三，GDP核算体系反映的是以货币价格计量的市场经济行为，未通过市场交易进而没有市场价格的经济活动是难以进入GDP核算统计体系的，但市场机制并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机制，相当部分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并不通过市场或并不完全通过现实的市场机制进行。例如，军队、警察、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有经济资源的投入，也形成产出，但在原则上不能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又如家务活动，相当部分也未经过市场交易，其确切的市场定价也难以估算，因此难以客观全面地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进一步，如果片面追求GDP增长，大量非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容易被排除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外，进而被忽视，形成严重“短板”，市场失效的领域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4]

其四，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如果片面突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忽略社会全面发展，必然扭曲现代化进程。因此，从国民经济核算来看，仅仅对GDP进行核算并以此规划发展目标是不充分的，核算和评价现代化应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和其他社会发展方面的核算和规划，比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与人们的幸福满意程度的关系问题等，都是需要处理但GDP指标体系本身难以反映的问题。因此，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和改进中，人们又提出了“绿色GDP”、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等指标体系，以在理论上补充GDP指标体系的不充分性，在实践上引导社会发展协调推进。^[5]

GDP作为核算体系和方法的种种局限，在实践中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而人们不断地质疑并完善GDP指标体系。^[6]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处于极为落后的贫困状态，提出以GDP增长为代表的国民经济翻番目标，是有其历史客观性的。一方面，穿越“贫困陷阱”迫切地要求必须首先持续加快经济增长，这是我国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历史要求；另一方面，在当时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比较而言，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等相对处于次要地位，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相比还不十分尖锐，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尚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方面，因此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自中共十二大以后首次采取GDP价值量指标来规划长期发展目标，在实践上以GDP来制定增长和发展纲要，具有重要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历史可行性。^[7]必须看到，在跨越“贫困陷阱”的历史进程中，我国GDP的增长及相应规划目标的不断实现，为实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贯彻“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辩证唯物史观，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基础支撑作用，正是这种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推动了深刻历史性变化的发生，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问题在于，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系统性、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化，进而使得我国的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50）？沿用以往的增长方式，显然不可能持续、均衡地协调发展。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约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就供给侧而言，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成本大幅上升，传统的成本绝对和相对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就需求侧而言，经济短缺、需求膨胀的市场环境已被需求疲软、产能过剩所取代；因而，无论是实现稳定均衡增长，防止成本推动的高通胀，保障适度充分就业，还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全面成长，都要求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要从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的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推动的高质量增长轨道上来，这就需要提出新的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需要建立新的经济发展体系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途径和方略。与此相适应，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并特别强调，发展理念是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8]党的十九大对“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特征及其贯彻又做出了进一步深入概括和具体部署，使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深入结合，系统地阐释了破解新发展难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9]

[1] 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译：《经济学》（第18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第367页。

[2] 例如中国19世纪上半叶GDP的规模占全球30%以上，居第一位，但之所以1840年后迅速衰落，经济上的主要原因是结构质态落后，产业结构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仍以家庭小生产为主，相较于近现代以来的欧美国家的以产业革命为支撑的产业结构，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为基础的生产社会组织结构，存在质的区别。又例如当代高收入的石油出口国，GDP水平在总量和人均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但其经济结构畸形，因而严格地说属于高收入国家但不属于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因而在划分类别时，往往不被作为“发达国家”，而是作为“石油输出国”。

[3] 投资一个项目所有相关的经济活动会计入当年GDP，第二年拆除这一项目的全部经济活动同样会计入该年的GDP，但累积下来财富积累（存量）却为零，同时又在过程中（流量形成中）耗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损害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能。

[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三次经济普查，从普查数据看，GDP未能充分统计的部分主要是“服务”。

[5] “绿色GDP”也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SEEA），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基础上融入资源和环境因素，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先进的理念，但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完善的并付诸实践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DI）从生存状况、文化水平和富裕程度三个方面反映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主要用寿命、教育和人均GDP三个变量来分别反映。“幸福指数”是由世界价值调查（WVS）公布，通过调查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宗教等多方面问题，向受访者提问：你认为你非常幸福，十分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通过对受访者答案的统计处理得出各国幸福指数。参见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中国经济分析》（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章第2—3节。

[6] 例如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指出：“GNP既不表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反映社会的教育质量；既不代表文采的优美，也不体现家庭的和谐；既不证明辩论的智慧，也不显示政府的廉洁。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也没有反映我们对国家的贡献。”参见刘伟、蔡志洲：《走下神坛的GDP——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页。

[7] 中共十二大开始仍以工农业生产总产值的形式，提出在20世纪最后20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目标，后来又改用邓小平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表述，最后明确为按照国际通用做法，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方式来规划。参见刘伟、蔡志洲：《走下神坛的GDP——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45页。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