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GDP的提出与我国否定GDP的传统

GDP是到现阶段为止，在经济理论和统计实践上表现一国或地区经济规模及其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也是现代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价值流量和存量进行全面计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是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活动进行宏观分析（包括结构分析）的基本根据和分析工具。

在经济思想史上，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主旨就是分析资源配置这一微观命题，并不包括宏观分析，也就不可能、更不需要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在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对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功能的推崇，进而对政府作用的无视或排斥，资源配置是被当作市场微观活动的竞争过程，不是也不应是政府对国家国民经济总体干预的过程；另一方面，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不存在再生产理论，特别是在其劳动价值论之外，又提出收入价值论，将全部价值分解为利息、工资、地租三种收入，难以解释生产资料价值部分的客观存在，因而难以形成再生产理论，也就不可能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分析经济运行。在古典经济学中，虽然有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提出“经济表”，力图从总体上反映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但是该思想极为粗糙，还谈不上深入系统和科学。^[1]

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催生了宏观经济学及国民经济总体核算和分析。大危机深刻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有限性，表明总量失衡的客观性，进而提出政府宏观干预的必要性，凯恩斯主义便是这种国家干预主义的集中体现。但要进行宏观分析，必须有国民经济总体核算和统计，这就提出了统计GDP及建立以此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历史要求。

构建GDP核算体系首先要明确国民经济中的产业活动范围，在古典经济学中存在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争论，但到19世纪中叶，劳动价值论的主导地位已让位于效用（服务）价值论，以古典经济学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瓦解为标志，以及相应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让·萨伊（Jean Say）对斯密古典经济学中原来就存在的收入价值论加以系统化再提出，效用价值论成为正统^[2]，并成为认识“产业”的理论基础。在这一价值理论基础上，同样也是为回应1929—1933年大危机，英籍新西兰经济学家A. 费希尔（A.Fisher）于1937年出版《安全与进步的冲突》（Confrotation between Security and Progress），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经济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直接获取自然资源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为第一阶段，相应的产业为第一产业；以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再加工以满足多样的物质资料生活需要为第二阶段，相应的产业为第二产业；以非物质资料形态的服务满足人们更复杂的物质资料生活之外的需要为第三阶段，相应的产业为第三产业。^[3]尽管费希尔以三次产业划分为根据的治理生产过剩总量失衡经济危机的政策未被重视，但其三次产业划分法却把“产业”的概念拓展到工农业物质产品生产之外，尽管其对服务业作为产业的生产性的论证根据直接源于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服务价值论（要素效用价值论），但其为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明确了“产业”的范围。后来另一位英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发现并运用费希尔三次产业分类法，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国民经济账户进行重新划分，开始尝试构建新的核算体系，虽然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研究中断，但之后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重建很快引起了各方面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长成为普遍被关注的问题，而进行总量分析，对国民经济总体上进行核算，必须有较为系统科学的经济总量指标。20世纪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经济总量及增长的统计计量和实证分析发展迅速，传统的国民经济统计迅速发展成为对国民经济流量和存量进行全面计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即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在这一体系中，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和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国际收支平衡分析、资产负债分析等结合成一个完整的账户体系，在这一基础上，发展成著名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成为当代进行经济统计和计量研究的国际标准和基本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也因此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进展，都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国民收入统计理论发展有关。^[4]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沿袭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传统，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产生了严重分歧，但在对“产业”的认识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上，仍沿用苏联的体系，几乎包括全部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内的经济体，在理论基础上，以传统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的理解为基础，建立起了不同于西方GDP的核算体系。其重要不同在于，不承认服务业的生产性即物质资料产品平衡表体系，其突出特点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和物质资料产品占有核心地位，产业活动的统计和核算不包括非物质资料生产（服务业及第三产业），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为苏联经济学家列昂惕夫，他早期进行的棋盘式平衡表研究，后来被发展成著名的投入产出表及分析方法。^[5]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长期采用以工农业生产总值等物质资料产品为核心的统计核算体系，除了在理论上以苏联式理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统计核算上排除服务业外，否定GDP的价值和意义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一方面，长期忽视经济建设，特别是自“文化大革命”以后，批判“唯生产力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成为否定和忽视GDP的重要原因。否认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便会否认国民收入统计和资源配置核算的重要性，自然会忽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地位，因此，那一时期对GDP及核算体系的排斥，本质上是否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某种反映。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对外开放不足的封闭格局，使得我们难以在国际比较中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难以以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分析自身的经济活动，这也是经济封闭性的某种体现。此外，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在于，GDP核算体系是对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方式的反映，离开市场经济机制，GDP既无统计核算的可能，也无必要，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以物质产品为核心进行统计核算，是有其计划经济的体制背景的。

[1] 参见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史》（上卷），吉林出版社，1981年。

[2] 参见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篇。

[3] 参见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事实上，费希尔提出三次产业划分的直接目的是从供给侧提出如何克服总量失衡（凯恩斯主义是从需求侧提出克服失衡的宏观政策），通过调整供给端的产业结构，适应人们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物质资料生活需求满足后的对服务的需求，把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从以往物质资料部门转移向服务部门，而服务部门的特点是不可能产生产品过剩，进而缓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由于供给调整具有长期性，需求管理则具短期性，所以各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而忽视了费希尔的供给改革。

[4] 从20世纪20年代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计量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到40年代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主持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研究，推动传统的国民收入统计研究发展成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也因此，库兹涅茨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通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5] 列昂惕夫为此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