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辛亥革命时期蒙藏关系

清末清廷在蒙古实行的“新政”令外蒙古上层王公十分不满，他们认为“中国人施行新政的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认为向中国人的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决定立即向俄国请求庇护”。1911年7月，杭达多尔济亲王纠集四盟王公，召开秘密会议，酝酿叛乱。9月，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库伦，10月，杭达多尔济等人便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名义向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交最后通牒，要求“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赶速出境，不准逗留”。⁽⁷⁾随后包括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在内的中国官兵和居民，共计677人被逐出外蒙古。同年12月29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所谓的“共戴大蒙古国”，而且外蒙古很快遣派密使到西藏多方煽动，约为同一之举动。⁽⁸⁾

西藏达赖方面此时也已经有了“独立”的念头。1910年9月13日，达赖在答复清廷要求其返回拉萨的信中，向清廷陈述了1904年以来西藏发生的种种灾难，表达了自己对清军在西藏犯下“不可饶恕的非法勾当”行为的极度不满，以及对清廷偏听驻藏大臣奏报而不顾藏人利益的怨恨。达赖希望英国出来充当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调停者”。逐渐地，达赖从之前反抗英国到现在转变为依靠英国势力挽回自己的在藏权力。辛亥革命之后，地方各省与民国中央集权间分庭而治，清末入藏川军也趁机哗变，导致拉萨难以安宁。此时第二次离藏居于印度的十三世达赖洞悉了中央政府的衰落之势，遂于1912年5在英印外力的护送下返回拉萨。入住布达拉宫后，达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全藏人民宣布：“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⁹⁾；第二件事情是整顿内政，达赖一边严惩在汉藏战争中的亲汉分子，一边晋升反汉战争中的有功人员。随后达赖召集僧俗官员、各宗头人会议，讨论对西藏今后内政外交的方针；第三件事情是发布极具影响力的“水牛年文告”，此文告虽然没有明显出现有关“独立”的言语，但却清楚地表明了达赖喇嘛渴望在没有中国政府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西藏，实行新政。1913年初，西藏与外蒙古签订了有关相互承认独立、互相援助等内容的《蒙藏条约》，西藏问题成为继外蒙古问题之后困扰民国北京政府的又一大问题。

在蒙古和西藏关系密切的基础上，辛亥革命期间蒙藏之间进一步发生了多起间接联系。《西藏史》记载：“在蒙古之藏人依然比在家尤多，亦见日本之权势威望已根深蒂固于该处。日本用其权力以达其所认为正当之目的，努力防范赤化侵入北方。西藏人于是明白日本之强而倾倒之。觉其与中国不和，更亲近之。当英政府不许其由印度输入军火时，拉萨要人转而注目于蒙古。蒙古盛行日本所出价廉物美之军械弹药，于是有一机关枪，少数来福枪，若干开花弹，自西藏北部平原输入……”⁽¹⁰⁾在日本人的参与下，蒙古成为西藏输入军械弹药的重要途径。辛亥革命之后，博客多汗政府在以“蒙古”的名义下活动于国际政治舞台之际，也极力畅通和西藏建交的渠道，而蒙古方面的意愿正好迎合了西藏执政者的想法。达赖的亲信德尔智积极参与外蒙古的“独立”运动，他将外蒙古的“独立情况”反馈回西藏，并向达赖提出：在俄国的“保护下”，西藏应该仿效外蒙古实行“独立”，进而通过蒙藏结盟，使“达赖喇嘛的政治领导权在库伦得到确认”，建立一个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蒙藏帝国”。⁽¹¹⁾达赖喇嘛获悉外蒙古取得“自治”的消息后，通过西藏地方政府的商讨决定，派德尔智去执行两项外交使命：一是同独立的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结成政治同盟；二是同俄国政府谈判，订立《俄藏协定》。⁽¹²⁾

1912年11月底，德尔智抵达库伦后，向蒙古人宣称：“西藏实已宣布独立，达赖予以全权来库商定蒙藏联合互保之约。并拟与俄政府讨论英俄公保西藏问题，西藏人当许英俄以同等利益，为之酬报。”⁽¹³⁾1912年，即蒙古共戴二年十二月四日，“西藏国王”达赖喇嘛派遣格即尔赞西布、德尔智等人前往库伦庆祝外蒙古的独立，并表达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藏人受到蒙古人的盛大欢迎，二者商定共同发扬黄教、相互援助等大致9项条款。1913年1月11日，双方代表签订《蒙藏协约》，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蒙藏相互承认“独立”，并相互承认哲布尊丹巴和十三世达赖为“君主”；二者承诺共同推进黄教信仰和经济往来；建立官方往来关系并相互援助。在协议开头，双方还阐述了缔约的原因，即蒙藏双方欲摆脱满洲朝廷之羁绊、脱离中国。缔约的根本目的是：一方面以政治联盟的方式抵抗公共敌人；另一方面引起更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注意，得到更多教徒支持。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二者关系发展至为重要的表现，它是蒙藏双方撇开中央政府发生的一次政治联盟。在外国势力积极向当地渗透的情况下，这也是蒙藏以联盟方式向外国势力讨价和相互鼓励扶持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