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蒙藏关系发展的背景

清末西藏和蒙古之间的关系密切，首先因为二者长期存在的历史联系。五世达赖在17世纪40年代选择依赖和硕特蒙古渡过了格鲁派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从此西藏进入深受和硕特蒙古影响的历时七十五年的甘丹颇章政府治藏阶段。在此情况之下，清朝从立国之初就订立以宗教为媒介与西藏地方建立联系的政策，该政策旨在巩固与漠南蒙古的关系和拉拢喀尔喀蒙古、卫拉特蒙古。首先，清朝治藏之初就执行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方针，最终对西藏控制权的获得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蒙古势力。随着清朝中期实力的增强和全国统治根基的巩固，清廷通过平定西藏地区七次重大战乱，排挤了西藏的蒙古势力并获得对藏直接统治权。乾隆以后，蒙古和西藏便开始以同等的地位隶属于理藩院，不再维持相互统属的关系。然而，清代与内地各省地方官员的设置不同于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设官分职，随地异宜”⁽¹⁾制度，清廷向外蒙古和西藏分派了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藏大臣，对藩部进行直接统治。但总的来讲，清廷对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尊崇和保护政策，使蒙古和西藏的统治者拥有相当的自治权，而且基于蒙古和西藏之间密切的宗教文化联系和类似的边疆环境，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之间保持着一种全方位的民族关系，二者之间不仅有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来往，更有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融。

其次，清末外国势力的渗透，是西藏和外蒙古联系加强的又一因素。英国早期以商业往来的名义连通西藏，19世纪后期转变为以武力涉足西藏，英国希望建立南亚殖民地的保护屏障并试图从西南后方打开通往中国内陆的通道。至20世纪初，英国对藏已发动两次武力进攻，先后通过《烟台条约》、《印藏条约》和《拉萨条约》等获得在藏游历传教、通商等特权。英国涉足西藏行为引起西藏地方的长期不满，而且英国对喜马拉雅南部邦国的侵略行为也引起西藏地方的恐惧。在此情况下，西藏出现了向蒙古靠拢的倾向，从目前有关资料可知西藏坚决抗英的原因之一便是对俄国抱有依赖。1904年，荣赫鹏在远征拉萨时曾向印度政府和伦敦当局拍回电报，“现已从几个独立的原始资料上得知：藏人正在请求俄国人援助，俄国武器已运进西藏。据估计……德尔智在拉萨，藏人已得到俄国人援助的承诺。而且，他们相信诺言会成为现实”，“藏人因为相信俄国人的援助，故十分傲慢……他说，近来藏人一直公开嘲笑汉人，说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比清朝更强大、可依靠的靠山。”⁽²⁾尽管英人的说法存在为侵略西藏制造借口的嫌疑，但西藏与俄国确实存在联系，出生于俄国乌金克斯州的布里亚特人阿旺·德尔智即是证明。德尔智在哲蚌寺学习神学多年，是十三世达赖的“洗礼大师”，也是沟通俄藏联系的重要人员。他曾于1898、1900年、1901年先后三次率西藏使团访俄，不断向西藏宣传沙皇对西藏宗教的尊崇并提升西藏对俄国的亲附力。

与此同时，蒙古与俄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早在康熙年间沙俄就煽动蒙古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了，但是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沙俄通过与中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伊犁条约》攫取了大量的中国领土和各种特权，同时沙俄开始通过收买、笼络蒙古上层人物挑拨清中央政府与蒙古地方的关系。早在光绪二十年（1895），外蒙古八世哲布尊丹巴便向俄国沙皇贡献礼物，请求俄国对蒙古脱离清王朝统治给予帮助，并密派大喇嘛巴大玛多尔济向俄国沙皇陈述独立的意愿。蒙藏共同亲附俄国的状况，使得彼此间进一步靠拢，达赖喇嘛在1896年曾向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遣使，谈到英人入侵和自己与驻藏大臣不和的事情，本来达赖此次联蒙有意通过蒙古与清政府沟通，但是清政府对西藏的使者三年都未予以答复。到1904年英国远征西藏，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其目的之一是先到蒙古，再赴北京觐见皇太后和皇帝；二是派德尔智联络俄国当局，请求援助。⁽³⁾达赖喇嘛经青海、甘肃进入外蒙古，八个月后抵达库伦，得到哲布尊丹巴之迎请，沿途还受到蒙古族的盛大欢迎及献礼。十三世达赖的第一次出逃以库伦为目的地，足以说明二者关系之密切，而其中俄国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再次，清末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也是二者寻求互助的原因。自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后，西藏和中央之间关系恶化更加明显，为此四川总督鹿传霖曾密奏：“近则达赖喇嘛下山管理藏事，而又有三大寺为之蛊惑，且持俄国为外援，公然恣肆。”⁽⁴⁾“至藏事之棘手，实由达赖之顽抗。惟其有藐视汉官、违背朝廷之心，故敢出此。”⁽⁵⁾清朝在藏边施行“改土归流”政策引起西藏统治者的忌惮，而且在对待英国侵略者的态度上，驻藏大臣与达赖之间也产生了严重隔阂。光绪三十年（1905）八月，清政府颁布上谕：“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亟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自固藩篱”。⁽⁶⁾由此，清政府开始在西藏实施新政，但是因为新政触及到农奴制贵族统治的根本利益，且清末政府缺乏在藏实施改革的后盾力量，所以大多新政措施因西藏地方抵触、用人不当和吏治腐败而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蒙古地区情况与西藏类似，从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灵童寻访起，外蒙古和清政府间就产生了分歧，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很多问题上存在间隙，尤其在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后，“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未得见清帝”。随着清政府对蒙古的怀柔政策逐渐疏离，清政府与外蒙古间的关系越发紧张。《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于1902年对蒙古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在这一幌子下开始推行“凡绳丈所至，兵力随之”的武装强垦措施，在蒙古地区掠卖大量土地，开展经济掠夺。清政府还于1906年开始以“变法图强”为目的在蒙古地区实行“新政”，其中“移民实边”政策对蒙古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该政策不仅没有起到充实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作用，反而引起了蒙汉人民的不满，也引起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的强烈反对，不少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在帝国主义的唆使利诱下，公开走上“独立”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蒙藏趁势而独立的步伐更加明显，最终蒙古地区与西藏的命运便因共同扶持和承认的需要而联系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