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美化服装”运动（1955～1957）初探

张弛

一身蓝灰色的服装，衬托出一种温柔而又脆弱的冷淡，几乎不可逾越，它掩护着女人们的身体，就像狂轰滥炸的恐慌年代防护在屋顶上的帆布。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第148～149页。

服装作为人类内在精神的外铄，是社会人的文化符号，更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了认同和归属的作用。没有一种东西能比服装那样更具体、更贴切地表达一个人的归属，同时又作为一种日常需求而不可回避。袁仄、胡月：《百年衣裳》，三联书店，2010，第329页。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因为它“千篇一律”“男女不分”的服装给外国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每一个在这一时期到访红色中国的“外国友人”，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对服装，特别是女性服装的描述评论。安东篱：《中国女性应该身着何物？：一个国族难题》（Antonia Finnane, “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 : A National Problem”）, 《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22卷第2期（1996年4月），第100页。题记所引用的文字就是一例，尤其是其中暗示的服装与女性身体的紧密关系，更是值得研究者留心关注的面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不能只考虑服装而不考虑其覆盖下的身体，也无法只盯着身体而忽视服装”，借用伊拉斯谟的话说，衣服是“身体的身体”，从中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特质和状态。曾佩琳：《身在衣外：晚清上海的时尚和身份认同》（Paola Zamperini, “On Their Dress They Wore a Body: Fashion and Identity in Late Qing Shanghai”）, 《多重立场：东亚文化批评》（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第11卷第2期（2003年秋季刊），第302页。

虽然本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中国50年代中期的服装改革现象，但会把焦点放在围绕服装所形成的“时装的书写机制”上罗兰·巴特认为，在考察时装体系时“很快意识到必须在真实的（或可视的）系统分析和书写系统分析之间抉择”。尽管实在的时装体系也具备同等重要性，但“没有（关于时装的）话语，就没有完整的流行，没有根本意义的流行。因而，把真实服装置于流行话语之前似乎不太合理”。所以，他“选择了书写的（更确切地讲就是描述的）服装，而不是真实的服装进行分析”。参见〔法〕罗兰·巴特著《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前言》，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3页。。围绕当时各种女性时装的视觉呈述（Visual Representation）当然会有所涉及，但会着重分析在全新的“革命话语”中女性服装是如何被感知、讨论和规训的，从而揭示出它与身体、性别、身份乃至权力等议题的相关性。

如果我们对毛泽东时代女性服装的嬗变历史做一番粗浅的回顾，就会得出其基本上是由“多元化走向单一化” 唐海迪：《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第46页。的印象。概而观之，这种说法大体不错。但倘若详加考察，就会发觉此种线性逻辑会遮蔽掉许多丰富的历史线索，进而将原本多元变化、充满张力的历史进程化约并消解掉。本文所讨论的这个议题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上述线性叙述的“反常”现象，但恰恰透过这种“反常”，我们可以观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美学实践的“另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