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语

本文是以1953年初的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为主要梳理对象，试图窥探50年代中国政府进行婚姻法宣传——区别于其他政治运动，定性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运动时，基层行政的主要运行模式。由于笔者在掌握史料方面，以官方档案和报刊为主，且城区多、农村少，因而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分析新中国肇建之时，政权是如何通过基层行政结构的重建和实践，特别是北京城区在单位制之外的街道的基层行政实践，来恢复国家与社会之间信息的传递，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等这些“由上至下”的方面，并着重考察贯彻婚姻法的一系列实践策略与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之间的关系。虽然，国家是当时重构“文化网络”的主体力量，但是其更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分不开，因而本文也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口述资料的搜集，力图发掘地方社会中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如何从他们各自的需要出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文化网络的重构过程，即政府政策实施原则与民众策略选择的互动实践。

市贯委会强调运动月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应以教育宣传为主。笔者认为在当时其意义更在于通过运动月将新政权树立为一个政策明晰，阶级斗争与社会建设不相混淆的政府形象。其目的不是想造成人心惶惶，因为畏惧而服从的状况，而是想让群众了解到，通过对不同问题和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联合”和“斗争”的不同处理方式，来求得人民当家做主、人人权利平等的最终目的；以发展生产、改善物质条件、增强国力等为引导，通过将“小我”与“大我”的利益相融合，让人民体会到新政权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而工作，从而给群众做出表率，激发人民为自己更好的生活，更为祖国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工作的动力，以便建立最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教育式的工作，不仅有利于发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利于在降低文化成本的前提下，稳定社会秩序。就时代背景而言，当时多数人都一无所有，借此培养了人们始终以一无所有为荣，以官方厘定的一套新的道德标准为行事准则的“政治正确”价值观。例如在婚姻法宣传上，通过好坏对比的教育方法“使大家对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深恶痛绝”，认为“只要我们耐心地对群众教育，群众自己就会改造自己”。在对待革命残废军人的配偶问题方面，共产党为了维护革命残废军人在战争中的贡献，以保证对朝鲜战争的士气，并稳定国家机器的秩序，因而力图维护革命残废军人的婚姻。但是作为革命残废军人的配偶来说，和残废军人生活必然会造成生活、经济方面的很多不利条件，因此往往倾向于离婚。面对国家与社会的这种矛盾，政府采取的方法是“着重在宣传教育，要在群众中造成一种舆论，都认为革命残废军人残废不是缺点而是光荣”，并辅之以一定的经济照顾。通过宣传塑造道德准则来约束民众，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国家通过反复地从不同角度让群众看到“新”“旧”婚恋的好与坏、应该与不应该，从而达到群众自我监督、自我改造的行政简约化的目的。

婚姻法的宣传，主要是通过单位，然后再用街道组织相辅助，并结合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构筑基层行政的体系。有研究者认为，自清政府新政开始，中国政权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减弱，而“共产党本来也利用文化网络的一部分，然后，他们的目的是替代以前的组织”。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共产党的贯彻婚姻法运动的确在当时的北京，对建构层级行政网络，重新获得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权不无裨益。并且在运动月结束后不久，北京市就开始试行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居委会制度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架构了一个新的平台，亦是一个新的半官方的基层中介组织，它既存在于行政系统当中，又具有群众自发的性质。可以说，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社会运动、组织建设在单位制之外的另一项产品，虽然不能说是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造就了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但是伴随着这一新制度的形成，其对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行政模式的形成都是具有相当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