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澳大利亚：“‘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为政府用于解决工业过剩产能的方案，但反过来，它也会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权的最大威胁”

在人们对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OBOR）倡议充满敬佩时，澳大利亚智库专家却指出这些理解是具有欺骗性的，澳大利亚智库更多地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并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表示怀疑，也指出了它对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

澳大利亚智库国际事务澳大利亚研究所在《中国的软实力——圆桌会议报告》中指出，2016年2月，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李华新要求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信息产业协会（AIIA）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及其七位副主任举办讨论会。于是2016年3月18日周五上午在格洛弗别墅召开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圆桌会议，澳大利亚的参与者包括前外交官、学者、商人和银行家。郭业洲和他的同事是澳大利亚工党的客人，他会晤澳大利亚信息产业协会成员是他此次广泛战略中的一部分。郭业洲首先反驳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负面报道，是的，中国2015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仅为6.8%，全年经济增速为6.9%。但这样的增速也是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事实是，中国正从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主导的模式向由内需推动的经济转型，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转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目前的生产值占总生产值的50%。

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中的大规模调整已经创造了3000万个就业机会，但还需要创造更多。国内消费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与其他发达国家75%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仅为55%。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是不均衡的，东部的富有与西部的贫穷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将会成为正常现象。中国人口虽占据全球人口的20%，但并没有拖累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健康的，对中国经济感到悲观是不正确的。

当郭业洲在讨论中被问到有关中国向澳大利亚的投资时，他则用一些国际通用的措辞作为回应，因此避免了对澳大利亚有关租赁达尔文港的担忧做出评价，或者直接对封锁中国国有企业竞标基德曼做出评价。他只是再次重申中国国有企业会继续投资国外资源，包括向澳大利亚的投资，而且此投资仍会是中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会始终被包括在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污染会阻止中国继续消费煤炭吗？郭业洲表示，中国的煤炭使用率几乎不会下降，但污染是一个严重关切，有关部门正在尽可能快地研发清洁煤技术。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的劳工动荡时，郭业洲表示，目前的重点是提高效率，由于结构性改革继续进行，仍将丢失一批工作岗位。他重申，目前已经新创造了3000万个就业岗位，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新的技能，失业率在继续增长，这是令人不安的，但这种局面将有所改善。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怎样呢？郭业洲将中美关系描述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一名政治官员，他的态度必须是积极的。但他并没有刻意地表现出来，两国所在的全球环境是严峻的。习近平和奥巴马的会谈很顺利。两国也有联合军事演习、人文交流和其他联系，也有几百个民间交流活动，其中包括200多个姐妹城市。但双边关系的未来仍然不明朗，美国表示，会在南海领土争端中采取中立态度，但它的确违背了这一说法。华盛顿正与东京、马尼拉和堪培拉发展军事联盟，以共同遏制中国。但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仍将如此。

在南海诸岛航海自由不是问题，但外部力量干扰就是一个问题。越南占据其中39个岛屿，菲律宾8个，马来西亚5个。有一些国家已经在这些岛屿上部署了重型武器，因此中国也不得不在其所占据的岛屿采取同样的行动。中国有能力夺回其他被占据的岛屿，但它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样做会引发战争。谈判成为目前唯一的出路。中国希望与所有有关国家共同努力解决问题。香港还有能力继续发展其政治个性吗？郭业洲的回应不是特别有帮助。香港经济的和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内地的支持，香港没有向中国其他省份提供任何帮助，中国其他省份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体系。

郭业洲在被问到上海合作组织时，他表示，对于这五个，现在是六个成员国而言，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是重要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很快加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队伍中，成员数量将变为八个。此组织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对话平台，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想加入其中，并且该组织也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在问到对中国自主的互联网网络发展的看法时，这会不会鼓励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在全球引发通信混乱？郭业洲回忆道，中国2015年举办了互联网大会，他重申习近平的说法：中国希望利用互联网促进国际合作。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迪克·伍尔科特（Dick Woolcott）提出了他对南海争端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保护其海洋的做法，中国同样有这样的权利，澳大利亚应该避免就海洋或空中争端提出挑衅性言论或采取行动。当我们谈到“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时，我们忽略了此秩序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的。目前，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国家希望参与塑造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郭业洲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工党应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澳大利亚最终会掉队。讨论会结束的时候有人认为，此次会议为以后AIIA与中国智库更多的讨论会议创造了一个机会，郭业洲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该智库有专家认为“一带一路”的发展会继续加深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在《“一带一路”：中国面临的威胁？》中指出，在谈到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时，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经济实力。同样人们也对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OBOR）倡议充满敬佩。但这些理解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它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低端产业和计划经济。该倡议可能是中国为输出其过剩产能所采取的一个绝望的行动，并非扩大影响范围。

虽然OBOR被外界认为是借此发挥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经常也被认为是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但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现状表明并非如此。OBOR倡议用以消费低端产业的过剩产能，应对不断恶化的全球经济。OBOR的发展还涉及中国政府发起的两家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丝路基金。这两个机构会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提供贷款，资助它们建设基础设施，为国内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充足的时间。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经济霸主，不清楚的是，它是否还有保持其经济领导地位的手段。尽管中国放松了经济管制，但官僚主义仍然通过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外，过剩的工业产能也是官僚主义盛行造成的后果之一。

报告认为，一个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它的稀缺程度，即使该产品的价格很低廉。在中国半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像私有企业那样寻找机会的同时，也在遵守着中国共产党的指挥。在此期间，GDP是唯一用于衡量省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成绩的单位，建设多余的基础设施成为它们提升自己价值、满足中央政府经济目标最快速、直接的方式。但在一个一个的城镇竣工后，居住的人很少，却只用于满足政府官员的欲望。尽管中国经济在全速发展，但省级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为经济运行打气。当考虑到省级政府的信誉和人民币供过于求时，贷款给省级政府或国有企业似乎是一项有保障的投资。但是，如果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放缓，正如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那样，突然中断资金供应会引发中国制造业破产，这种情况在低端行业，如钢铁和水泥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用于满足需求的能力因此显得多余。在国内或国外建设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消耗大量的水泥和钢材来缓解这一严峻的局面。

中泰高速铁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条铁路总长度为867公里，将中国与泰国连接在一起，建设铁路耗费的成本大约为97亿元。2015年双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概括了此项目几个基本的细节，包括一份农业协定，协定中表述中国将从泰国收购200万吨大米和2万吨橡胶。就经济价值而言，为铁路提供的补偿可能不足以达到收支平衡。考虑到中国在铁路竣工后的早期阶段必须提供资金支持。

中泰高铁资金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很有效，但它不是可持续的，因为即使国有企业也需要利用利润来维持运转。“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可能会用于解决资金问题，因为中国也需要一个安全的投资方式。事实上，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并不像美国国债那样安全。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使投资多样化既不晚，也不具有雄心。由中国支持的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亚投行，负责为“一带一路”框架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有了这样一个高级别的国际参与度，类似拒还或无力偿还贷款的风险可大大降低，原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亚投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政府组成的企业，类似于世界银行。

报告最后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为政府用于解决工业过剩产能的方案，但反过来，它也会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权的最大威胁。鉴于其非民主性质，在中国经济处于紧要关头时，中国可能会将其政治意愿施加给其他政府。“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面对工业过剩产能和避免经济硬着陆的关键。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寻求国际合作的同时仍采取政治行动是不明智的。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在短期内将主要影响基础的和高级的基础设施招标。鉴于过剩的工业产能已经成为一个令中国头疼的问题，所以问题就来了：在国际合资企业框架内建设基础设施真的有意义吗？

国际事务澳大利亚研究所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指出，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提出了两项倡议，以促进中国和欧洲空中、陆地和海上连通。他的这一倡议于2015年3月28日在海南岛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中正式确立。“一带一路”的海上路线起始于中国东海岸，沿线经过南海到达南亚、中东，最后到达欧洲，陆上路线也将从中国东海岸起，沿途经过中亚，到达欧洲。2014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提出一项互补性倡议——“全球海上支点”，将印度尼西亚群岛沿线的公路与港口连接起来。可能的是，它将与习近平的海上路线连接。“丝路基金”将利用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其他捐助者提供的资金管理“一带一路”项目。

香港的角色：于2016年5月3日在格洛弗别墅召开的澳大利亚信息行业协会（AIIA）会议上，香港贸易发展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地区主任邦妮（Bonnie Shek）向各位成员宣传了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倡议。她讲述香港在1997年如何从英国回归到中国，并采用“一国两制”的做法。香港保留了经济独立、法治、信息自由流动以及非常低的税制。它是中国货币、物流以及专业贸易服务的最大客户。

邦妮表示，香港非常愿意提供金融支持，参与习近平“一带一路”构想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政策协调、基础设施支持、金融一体化、贸易和投资以及文化交流。汇丰银行（HSBC）估计，“一带一路”倡议将覆盖全球60%的人口以及30%的商品贸易，其建设基础设施的成本高达2320亿美元。邦妮希望澳大利亚积极参与此项目，可能与“丝绸之路”本身无关，但它为澳大利亚企业带来的机会是非常宽广的，尤其是教育和通信服务行业。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参与者还是旁观者呢？为了帮助各成员了解澳大利亚是否应该参与或如何参与“一带一路”，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新上任的贸易部部长斯蒂芬·塞奥保（Stephen Ciobo）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做出表态。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认为，“一带一路”将会是一个代价很高的地缘政治项目，而不是商业项目，在其《“一带一路”会取得成功吗？》的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OBOR）才刚刚开始，但各国领导者却都在为此忙碌奔波。OBOR将惠及65个国家的44亿人口，并且根据估计，“一带一路”对西欧的资金援助是美国马歇尔计划二战后对西欧援助的12倍，难怪欧洲参与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期望很高。中国国内已经出版发行了一百万份有关此倡议的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即将启动，中国官员正在为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发起动员。有关警告“一带一路”的声音很少，也很微弱。但在私营部门，却出现怀疑情绪。的确，中国企业将会获得很大的利润，但可以感觉到的是，“一带一路”将会是一个代价很高的地缘政治项目，而不是商业项目。

也许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政府坚持声称，“一带一路”将会是“市场化的”、“精简、清洁且环保”的。显然，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化”的定义可能与别人不同，但大体思想是清楚的：该项目的意义在于金融。事实上，在一年前，当人民币全球化被热议时，中国各商业银行还提醒客户，根据国际标准，潜在出口融资的1万亿美元将会被承包。但如今，这样的前景已经不复存在。“一带一路”的大部分贷款不是由商业银行提供，也不是由多边机构提供，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而是由中国的双边政策性银行，如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这些银行，尤其是国家开发银行（又称“中国的超级银行”或者“拯救世界的银行”）因其勇于面对风险而出名。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它们在信贷扩张方面走在了中国所有银行前面，其在海外的作用也不断扩大。不过，从可靠渠道获悉，令人有些担心的是，中国有可能失去在巴基斯坦80%的投资、缅甸50%的投资以及中亚30%的投资。如果真是这样，那对于他们而言是非常慷慨的。这意味着中国开发贷款人已经明知海外投资将会损失数百亿美元。

或许不是这样，中国与泰国就建设高速铁路的激烈谈判已经再次遇上“减速带”，中国进出口银行要求获得铁路沿线的商业土地开发权，以支付其高额成本。有泰国人称，我们与老挝不一样，我们拥有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这里的艺术术语是“捆绑销售”，中国人想要捆绑交易，而泰国人想要松解捆绑。这就揭示了捐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期望错位。北京高官自然希望中国的发展项目可以为自己带来效益，并可以双赢，为集体带来效益。中国一些分析家对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的比较行为表示不满，他们认为，“一带一路”不是慈善机构，因为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新兴国家，但受援国可能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似乎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它们希望得到优惠融资，显然，它们并不愿意返还全部贷款。

巴基斯坦的预期损失就很有说服力。中巴经济走廊（CPEC）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是，由于CPEC沿线需要经过强盗国家，因此可能会成为一个亏本项目。仅在安全方面就充满变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在委内瑞拉下了全部赌注（这不是正式的“一带一路”项目），认为其用贷款换取石油的协议可能会在查韦斯主义（Chavismo）下提供信用保护。正如他们客户所解释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银行家正在重新谈判，并记下他们的贷款。这不是忽视“一带一路”的影响。它可能只是“基础设施差距”悖论的另外一个案例，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资金，但那些非常好的投资项目却无法获得资助（提示：因为私人投资者不信任管理他们交易的政府）？由于成本和收益问题，“一带一路”面临的困境将继续加剧。

中国似乎无视基础设施融资限制的事实，仅仅是在强调“一带一路”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国内，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可以依赖于它们操纵的“市场”。无论事情变得多么糟糕，它们都会脱身。但它们在海外不会受到如此善待，精明的中国贷款人应该清楚这一点。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中国因素”：对蔡英文经济自治权计划的影响越来越大》报告中指出，台湾地区出口商、媒体评论员和政治家们越来越担心北京会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来伤害台湾新政府。台湾新的领导人也明确将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虽然对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就职演讲的许多分析都集中在其如何对待“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但是经济议程是该演讲第一部分的主题，这显然是新政府的主要关注焦点。这符合台湾选民的意见。台湾智囊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9%的台湾人将经济列为台湾地区的最优先事项。只有5.9%认为管理两岸关系应该是新政府的主要焦点。选民，尤其是年轻的台湾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很关心工作和房价。看来，克林顿的座右铭：“笨蛋，问题是经济！”——也适用于台湾地区。

报告指出，蔡英文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参与区域经济自由贸易协定、促进更多创新、鼓励更可持续发展。像台湾地区的其他事务一样，影响所有这些目标成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依赖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台湾地区超过40%的出口会进入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也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是紧密相连的。

新政府不喜欢这样，而且其担心对中国大陆的过度依赖。蔡英文想加强台湾地区经济的活力和自治，并告别过去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的情况。“新台湾国策智库”（Taiwan Brain Trust，简称“台湾国策”，成立于2010年1月，其成立的宗旨为提供台湾当局政策咨询顾问与政经风险评估，内容包括促进台湾、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经济发展、政府治理）董事长吴荣义认为，台湾地区最近的经济“挣扎”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国大陆经济放缓。他指出：“过分依赖单一市场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加强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希望分散风险。北京的产业政策，也旨在以国内生产的产品取代台湾地区的进口。”

那么，新政府如何减少对中国大陆的接触呢？首先是加入区域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台北还将推动“新南向政策”，它将鼓励台湾地区企业扩大其在东南亚和印度的存在。目前尚不清楚台湾地区是否可以很容易地加入TPP和RCEP。台湾地区经济研究所国际事务主任Chen-Sheng Ho说，“中国因素”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或区域经济贸易体制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鉴于两岸关系的不确定状态，我们不知道是否中国大陆将寻求阻挠蔡英文的野心。

报告写道，当涉及有关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不应该低估中国大陆采取强硬措施的意愿。过去的经验表明，台湾地区在没有中国大陆默许的情况下加入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将面临重大挑战。蔡英文也面临来自台湾地区农业游说团体的一些阻力，他们对新政府有意放宽对美国猪肉的进口限制不满意。台湾地区重返东南亚也可能导致与中国大陆雄心勃勃“一带一路”战略的竞争。中国大陆高级官员正忙着赢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此外，作者在报告中写道，在创新方面，台湾地区一直是一个创新的经济体，拥有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部门。在参加蔡英文就职典礼期间，作者参观了两个公司：Singtex，一家纺织品公司，用使用过的咖啡豆和回收的塑料瓶做布；以及睿能创意（Gogo-ro），一家电动摩托车公司，生产时尚、环保的摩托车。然而，即使存在一个良好的基础，推动创新仍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蔡英文的高级顾问吴荣义也承认这一状况。他说，蔡英文将拨出更多的钱用于研发、教育和培训，他认为这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在最后指出，新政府决定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性是合理的。过去的经验表明，北京没有顾忌地利用经济杠杆来施加影响。然而，目前还不清楚，台湾地区是否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程度。尽管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缓慢，但它仍然是许多公司最重要的、增长最快的市场，包括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公司。看来，蔡英文追求经济自主权的道路将历经坎坷。

在谈到“一带一路”与既有框架的融合以及亚洲未来发展方向时，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多极亚洲世纪》报告中指出，自苏联解体以来，全球政治和经济架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超级大国支持，通过多边机构管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舞台。现在，单极世界正逐步转变为权力分化世界，随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强大，每个国家都具有破坏能力，每一个国家都努力制定新的规则。这一阶段——其开始的标志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由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出现了真空。许多国家试图填补它，其中最坚决的是中国，但是其受到来自日本和印度等国的反击。另外，伊斯兰国（ISIS）和中东的激进能量也寻求获取新的空间。俄罗斯已经选择了这一非常时刻表明，其有能力使欧亚地区混乱，而且有能力干预中东地区事务。事实是，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这些野心。

今天“多极力量”在亚洲最为明显，这可以归因于亚洲地区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安全架构。接下来的问题是：亚洲世纪将由竞争还是合作定义？亚洲大国将如何协调多极化和多边主义？跨大西洋政治和经济体制（其曾是国际秩序的“轴心”）在亚洲没有任何与之对应的体制。而且对良好行为（确定性和/或可预测性）的单一保证人显然不存在。

报告指出，寻求对全球或区域性的领导就是寻求对共同空间（common spaces）的控制。如果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领土边界和海上边界是皇冠上的宝石，那么在今天的共同空间中，数字领域及跨越大洋和外层空间的技术尤为重要。使亚洲世纪独特的是主要国家对共同空间的不同定义。虽然大陆的贸易制度和经济一体化将塑造亚洲的未来，但这些条款本身具有争议。竞争的议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一带一路”倡议如何进行协调？

报告写道，在数字领域，今天的互联网是明天的“分裂网”吗？网络空间是数字角斗的场所吗？亚洲大国和每个参与该区域事务的大国由于数字经济的潜力而兴奋不已，但许多国家通过前数字政治领域感知虚拟世界。在国家、社区和人民之间，互联网是一个合作的力量还是它注定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印度—太平洋体系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上贸易区，政治野心在其海洋和水域“航行”。由于缺乏一个相当于门罗主义（该地区唯一的主导力量）的亚洲，每天在公海，主权问题备受争议。强大的军事能力维持这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冲突。亚洲水域将会被分裂吗？也许亚洲世纪最重大的政策问题是确保“人的价值”的实现。在亚洲如何将人口统计转化为经济，并扩展为政治变革？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年轻和最快速老化的人口，这表明人口统计既可以是一种红利，也可以是一种灾难。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正在被技术进步和数字化淘汰。这些削弱了人口红利的概念。21世纪亚洲人可行的谋生之道是什么？失业会继续促进亚洲正在见证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吗？这是否有损于亚洲国家“牺牲”和“妥协”（多边主义需要的）的能力呢？

报告在最后指出，亚洲需要思考这些紧迫的问题，世界也需要这样做。毕竟，亚洲世纪并不是亚洲特有的。这有关于亚洲、亚洲国家、亚洲机构的崛起，也有关于参与亚洲事务的其他国家的崛起。该地区的挑战和变革不仅仅会确定这个大陆的世纪，而且也会确定整个世界的世纪。亚洲将塑造21世纪，就像大西洋共识塑造了20世纪一样，或者如欧洲塑造了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