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强学会之缘
1895年深秋的黄浦江面，寒风裹挟着细密的雨丝，将外滩的石库门与西洋建筑笼罩在一片氤氲之中。张謇立在招商局码头的青石板上，望着对岸英国领事馆尖顶在雨雾中若隐若现，怀中的《马关条约》抄本被冷汗浸得发潮。三个多月前在京城参与“公车上书”的情景犹在眼前，此刻他却因恩师翁同龢的一封密信，匆匆南下赶赴一场关乎国运的秘密聚会。
1895年的中国，正坠入前所未有的深渊。黄海水域的炮火虽已沉寂三月，威海卫港内漂浮的破碎龙旗却仍在刺痛每个国人的眼睛。马关春帆楼签订的《讲和条约》传来，不仅辽东半岛、台湾岛被生生剥离，二万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更如巨石压在贫弱的国脉之上。消息经驿站飞传，天津码头的苦力扔下扁担，扬州盐商拍碎茶盏，广州十三行的洋行买办攥皱了账本，举国上下掀起的惊涛骇浪，比那北洋水师沉没时的海啸更令人窒息。
张謇在翰林院值房反复摩挲着邸报，朱批字迹犹在，山河却已易色。檐角铜铃在寒风中叮咚作响，恍惚间竟化作刘公岛的炮声。他推开窗，望着紫禁城斑驳的宫墙，想起前日在琉璃厂书肆，几个举子围着《海国图志》争论到面红耳赤——有人主张效仿西洋船坚炮利，有人死守祖宗成法。可谁都知道，那些躺在《皇朝经世文编》里的治国良方，早已堵不住列强用铁甲舰撕开的巨大创口。这千年未有之变局，恰似长江决堤，裹挟着古老帝国，向着未知的黑暗急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深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嵩云草堂发起强学会，将《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悲愤化作变革的呐喊。这座以“求中国自强之学”为宗旨的民间社团，犹如黑暗中摇曳的星火，在封建体制的铁幕上撕开一道缝隙。他们设立图书馆、译书局，定期举办讲会，以《万国公报》为喉舌，系统传播西方议会制度、科技知识与经济理论，短短数月便吸纳朝中官员、文人学者二百余人，形成“举朝动色”的舆论声势。
当北方的变革呼声穿越长江，上海强学会应运而生，将维新思潮的火种播撒在江南膏腴之地。1896年初春，刚摘下晚清状元桂冠的张謇携《农工商标本急策》南下入会。这位出身南通耕读世家的士人，既深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之道，又通过游历上海租界、考察大生纱厂，洞悉西方工业文明的力量。他不仅捐银千两资助会务，更以实业家的务实视角，推动学会增设“兴农桑”“劝工艺”等实务议题，将变法主张从理论探讨引向经世致用的实践，为传统士大夫转型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鲜活样本。
踏入位于四马路的强学会会所时，张謇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雕花木窗糊着的桑皮纸上，用毛笔写满“变法”“图强”的标语，八仙桌上堆满《时务报》《万国公报》等新式刊物，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茶叶的苦涩。二十余位身着长衫的文人围坐一堂，康有为正站在堂前，激昂地讲述着：“日本蕞尔小国，何以能击败我泱泱中华？非船坚炮利之故，实乃制度腐朽之果！我等当效仿泰西，兴学校、办实业、开民智！”
张謇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目光扫过在场众人。他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汪康年戴着圆框眼镜，手中的铅笔在笔记本上沙沙作响；梁启超虽面有稚气，眼神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锐利；还有几位身着洋装的买办，袖口露出的怀表链在烛火下泛着冷光。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此刻都因同一个目标聚集在此。
“张季直兄！”康有为的声音突然响起，张謇抬头，正对上那双灼灼有神的眼睛，“听闻兄台在南通试办纱厂，可否与诸君分享一二？”
满堂目光骤然汇聚，张謇起身时，长衫下摆扫过八仙桌，碰得茶盏轻响。他想起年初在通州老家看到的景象：纺织机杼声沉寂的村落里，老妇人捧着洋布摇头叹息；黄海边盐碱地上，成群结队的饥民扶老携幼外出逃荒。这些画面在脑海中交织，化作他颤抖的嗓音：“诸位，在下以为，实业乃救国之本。日本明治维新，首重工商，今观我大清，洋纱洋布倾销，百姓无以为生，国库日益空虚……”
话音未落，右侧突然传来折扇重重拍击檀木桌面的声响。留着稀疏山羊胡的举人猛地站起身，青布长衫下摆扫落了茶盏旁的铜镇纸，“哐当”声惊得邻座书生手中的毛笔在宣纸上晕开墨团。他涨红着脸，脖颈青筋暴起：“空谈实业有何用？当务之急是变法！若不改祖宗之法，纵有千座纱厂，也不过是为洋人做嫁衣！”
张謇微微颔首，将袖口沾到的茶渍轻轻掸去。他穿过缭绕的茶烟，烛火在他棱角分明的下颌投下晃动的阴影：“兄台所言极是。然变法非一蹴而就，实业却可解燃眉之急。南通试办纱厂，便是想以机器纺织抵制洋货，待民富国强，再谈制度革新，岂不是事半功倍？”说着，他从袖中取出一叠泛黄的账本，摊在桌上，“诸位请看，去年上海口岸进口洋纱耗银三千万两，若能在长江流域建起十座纱厂，三年即可夺回三成市场。”
这场辩论持续到更鼓三更。窗外的梆子声与屋内的激辩声交织，蜡烛芯爆起的火星将墙壁上“自强求富”的横幅映得明明灭灭。当第三支蜡烛即将燃尽时，张謇望着满地的茶渣与散落的稿纸，忽然意识到强学会不仅是个交流思想的平台，更是一个思想碰撞的熔炉。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多关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知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中国的救亡图存，需要多管齐下，实业与变法缺一不可。
此后的日子里，张謇几乎每日都泡在强学会。天未破晓，他已踏着青石板路匆匆赶到会所，与汪康年在晨雾缭绕的天井里展开激辩。汪康年攥着草拟的《时务报》章程，墨迹未干的纸上“变法图强”四字力透纸背，张謇却认为应在“开民智”一栏增列女工教育专章，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时，檐角的铜铃正巧被风撞响，惊起一群白鸽掠过灰瓦。
日头升至中天，梁启超总爱倚着雕花窗棂，将《代议制政体》的英译本摊在斑驳的檀木桌上。张謇一边用放大镜逐字校勘，一边在泛黄的宣纸上疾书批注。当论及议院权限划分，梁启超突然起身，袍袖扫落砚台，墨汁在西洋地图上晕开一片，恰似他们心中亟待革新的疆域。窗外蝉鸣渐起，暑气蒸腾中，两人却浑然不觉。
入夜后的强学会更显热闹。煤油灯在八仙桌上投下晃动的光晕，张謇与买办们围坐在铺满《申报》剪报的长案前。留声机里播放着蒸汽机车的轰鸣录音，有人捧着算盘噼啪作响，有人对照着海关税则皱眉。当那位英国归来的留学生展开纺织机图纸时，张謇立刻点亮三盏马灯，将图纸平铺在八仙桌上。图纸边缘还沾着大西洋的海盐，张謇用放大镜仔细辨认齿轮参数，突然拍案而起：“南通江边沙质松软，需改良基座设计！”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他已在草纸上画出改良草图，笔尖划破纸面，露出背后“实业救国”的草稿。
在强学会的这段时间，张謇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成立“译书社”，将《国富论》《天演论》译成半文半白的语体，装订时特意选用南通土布做封面。每逢周六，二十余人挤在逼仄的阁楼上举办读书会，有人用苏州评弹的调子吟唱《人权宣言》，有人举着自制的地球仪讲解殖民体系。张謇甚至带着年轻学子到江南制造总局考察，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他指着轰鸣的锅炉对学生说：“这些铁疙瘩里，藏着中华崛起的火种。”某次暴雨倾盆的夜晚，众人围炉商议在上海开办新式学堂，张謇用炭条在地面画出校园规划图，雨水顺着门槛漫进来，将“格致楼”“工学院”的字迹晕染得愈发清晰。
这些思想碰撞的火花，渐渐点燃了张謇心中蛰伏已久的理想。他开始在日记里反复勾画“通州大生纱厂”的蓝图，将强学会学到的股份制模式、成本核算方法逐一记录。每当看到同仁们熬夜翻译时布满血丝的双眼，听到梁启超激昂陈词时颤抖的嗓音，张謇都感到热血沸腾——这不仅是一场知识的交流，更是一个古老国度在黎明前的集体觉醒。
然而，强学会的蓬勃发展早已触动守旧派敏感的神经。当学会成员在上海张园集会演讲，将《时务报》散发至租界茶楼时，御史杨崇伊连夜草拟奏折，指其“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1896年初，腊月寒风裹着鹅毛大雪，一纸盖着军机处大印的禁令突然下达，数十名步军统领衙门的兵勇闯入会所，将雕花木窗贴上朱红封条，连案头未干的《强学书局章程》手稿都被粗暴卷走。
得知消息的那个清晨，张謇裹着褪色棉袍立在紧闭的铁门前。北风卷着雪粒扑打在封条上，“钦命查禁”四个大字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泽。他伸手轻抚被冻得发脆的桑皮纸，指尖触到封条边缘的火漆印时，仿佛触到了清廷顽固派冰冷的獠牙。身后，往日门庭若市的弄堂此刻死寂如坟，唯有墙角未燃尽的爆竹碎屑，在寒风中打着旋儿，诉说着不久前集会时的热闹。
但强学会的火种并未熄灭。张謇将学会刊印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缝进棉衣夹层，辗转回到南通。他在黄海边的盐碱地上架起测量仪，带领工人用木桩标出大生纱厂的地基。每当深夜核算成本时，总会想起梁启超在强学会讲学时挥毫写下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此后十年，他以纱厂为根基，在狼山脚下建起垦牧公司，用改良的农具翻耕板结的土地；在濠河之畔开设师范学堂，让琅琅书声取代旧式私塾的八股吟诵；更别出心裁地创办博物苑，将收集的甲骨、机器零件陈列一堂，向世人展示文明进化的轨迹。
1912年隆冬，朔风卷着碎雪拍打南通濠南别业的窗棂。年逾花甲的张謇握着狼毫的手微微颤抖，砚台里的墨汁早已结出薄冰。他凝视着案头泛黄的《强学书局章程》残页，忽然提笔在日记中疾书：“沪上强学会之聚，乃吾一生之转折点。“墨迹在毛边纸上晕染开来，与未干的泪痕交织成斑驳的纹路。
那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深秋，北京菜市口的血腥味尚未散尽。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三十余人挤在宣武门外嵩云草堂，听康有为挥斥方遒：“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火盆里的炭火星子跃上张謇的青衫，烫出细小的焦痕，却灼不灭他眼中新燃的火种。次年在上海张园，他抚摸着强学会陈列的蒸汽机模型，忽然意识到：治国之道不仅在朝堂奏折，更在工厂轰鸣。
这场始于维新变法的短暂相遇，彻底重塑了一位书生的命运。张謇辞官返乡那日，长江上的寒风灌进船舱，他却将《农政全书》与《泰西水法》紧紧抱在怀中。此后二十年，他在南通盐碱地上建起纱厂，用大生纱锭纺出民族工业的经纬；在唐家闸的荒滩间竖起烟囱，让面粉厂的蒸汽冲破封建经济的桎梏。从南通模范城彻夜不息的电灯，到汉阳铁厂冲天而起的浓烟，无数仁人志士踩着布满荆棘的道路前行，终于让“实业救国“的理念化作燎原星火，在历史长卷上绘就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