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家公共性弱化与韩国的新型贫困

如前所述，欧美出现的“工作贫困”现象实际上是以“国家退场，市场主导”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型的直接产物。而新自由主义似乎不甘于停留在欧美大陆，随着强调技术和资本跨国流动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工作贫困”也通过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复制，就连曾经创造二战后东亚经济奇迹的韩国也不例外。统计显示，韩国处于工作贫困状态的人数高达273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贫困阶层。此结果与韩国新自由主义改革密切相关。自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以后，韩国采取“国家主导主义”的出口导向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促进韩国经济飞速发展，其GDP增长率从1961年到1996年连续35年保持在8%，逐渐跻身发达国家之列。总体而言，在这种“国家主导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家在公共性的结构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在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秩序管理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公共性结构的核心是国家的绝对权力。一方面，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负有医疗健康、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公共责任，以此为其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掌握经济命脉，实行总体经济计划，对市场进行监管和控制。换言之，国家成为“公”的重要载体。韩国学者朴泰均考证，韩国自李氏朝鲜王朝以来就强调“公”的概念，公即礼（周礼），国家是礼治的主体，具有防止礼崩乐坏的重要责任。近代以来，即使是在日本殖民地时期，“公”的理念也一直被运用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中。1945年韩国建国后，政府十分重视其实现“公”的重要作用，建立“经济企划院”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建立国有企业将重要行业国有化，重视并通过重化工业和出口导向型工业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以私有财产为代表的‘私’的概念，但是在韩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公’是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7]因此，此类以国家为主体和载体的公共性可被视为一种“国家公共性”，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整合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公共性”逐渐式微。特别是韩国成为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灾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规制，减少对国内银行的控制，韩国银行体系被推向破产边缘。为了应付危机，韩国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570亿美元的援助，但代价是韩国政府停止执行传统的经济功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例如，政府加大了国营企业民营化和向国外出售企业的力度。此外，政府还加快了市场全面开放的进程，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商业银行、石油精炼、地产销售租借、金融资产经纪等行业，甚至取消了外国资本投资和吞并韩国国有企业的限制。[8]另外，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大必然会削弱劳动者自身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是要求韩国撤销劳工保护法律，使企业可以自由解雇和替换工人。1998年2月，韩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集体解雇合法化，并允许企业向其他公司出租临时工。韩国的大财团迅速解雇了大约30%的工人。由于1999年和2000年需求上升，企业大多雇佣兼职工或临时工。[9]

虽然韩国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加强了资本和人力资源在行业之间的流动性，顺利克服了金融危机。但是，这一经济社会的转型打破了“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平衡，片面强调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和自我选择权。虽然从表面上看，市场逐渐代替国家成为公共性的重要来源，但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并非古典经济学家眼里的完全按自由市场和自由价格所引导的经济，其背后是国际金融寡头和政治寡头操控的国际资本对他国经济和政治乃至社会的全面控制，其实质上是一种新的霸权。因此，这种市场独大的发展模式减少了国家公平分配公共资源的公共责任，影响了公共性的可视性、开放性、整体性、主体性、均衡性等内在属性的彰显，极大地消解了“国家公共性”，真正的强调市场自身具有社会责任和公共责任的“市场公共性”尚未建立。其社会后果是，处于中下层的社会成员在没有国家和社会的相关保障和集体保护的前提下，虽然找到工作后也能实现职业的流动，但是这种无保障的“流动性”会使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本身陷入无水之源的解体边缘。工作贫困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见图2-1。

图2-1 工作贫困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

首先，韩国实行新自由主义转型之后，国家减少了对市场的监管，特别是稳定的就业市场逐渐被强调灵活就业的劳动市场代替，出现了大量不安定的非正式职位。例如，2002年非正式职位占全体职位的比例为27.4%，2008年该比例猛增到52.1%，超过了全部职位的半数。[10]因此，人们即使找到这些低收入和临时性的工作，也会处于贫困状态。

如表2-1所示，在2002～2006年，反复贫困和持续贫困阶层主要处于部分就业和低收入的状态。反复贫困和持续贫困阶层处于部分就业的年数同为2.6年，两者从事低收入工作的时间分别为2.3年和3年，从事高收入工作的时间仅分别为0.4年和0.1年。

表2-1 不同贫困类型人群5年内累计经济活动年数

其次，国家对社会本身的引导作用逐渐减弱，造成社会组织分化，特别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逐渐萎缩和分化。从表2-2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工会组织率存在下降趋势，体现出工人的交涉能力弱化的特点。同时工会内部也呈现“利益群体化”趋势。一方面，临时工没有加入正式职工工会的资格；另一方面，工会优先保护正式职工的权益，忽略了临时工的利益。例如，多达8500人的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的临时工从事与正式工人一样的工作，甚至承担更大的工作压力，但是薪水只有正式工人的70%，而且受到各种歧视。前总统卢武铉曾直接批评大企业工会的集体利己主义，“最近韩国的劳动运动正在丧失道德性和责任性”。[11]同时，由于广大临时工的利益得不到工会的保护，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了工人内部的分化，最终使大量临时工逐渐演变为“工作贫困”群体。

表2-2 韩国工会的组织率（1987～2004年）

韩国“工作贫困”群体规模的庞大及其背后严重的贫富分化结构性因素，决定了韩国的“工作贫困”表现出不同于欧美的独特性。为此，韩国学者除了将之视为“社会现象”之外，还将其直接翻译为“勤劳贫困层”（근로빈공층），赋予其“阶层”的内涵。例如，韩国劳动研究院的李炳熙将之定义为“虽然家庭中存在有工作能力或者处在就业状态的个人，但家庭总收入未达到贫困线的阶层”。[12]一方面，韩国的“工作贫困阶层”规模庞大且增长速度快，如韩国2008年的工作贫困阶层数目达到273万人，而到2009年上半年增加了14万人。[13]另一方面，尽管“工作贫困阶层”内部的构成多样而复杂，如非正式职业劳动者、外国移民工人和外来新娘，但他们不同于老人、残疾人等传统的“无业贫困者”，具有共同的“就业”特点。传统贫困关注的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无业贫困”，其主要代表为老人、儿童和女性户主。这些群体的弱势性主要体现在缺乏生活必需的食物或服务等“有形”的保障。而临时工、外国移民工人和外来新娘等群体有劳动能力且处于工作状态，但都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缺乏市场保护、社会保护等“无形”的保障。因此，韩国学者为了突出这些群体在工作经验和边缘地位上的统一体验和认同，将他们的贫困状态类型化为一种新型的贫困，并且认为这是目前韩国主要的贫困类型，[14]以便于深入分析韩国社会的资源分配形态与评估社会不平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