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独一无二的妈妈
第一章 逃离
那一年，母亲26岁，她一个人拖着三个孩子，鼓起勇气踏上了逃命之路。没有汽车——其实连驾照都没有，她不知从哪儿借了一辆旅行车，把我、凯茜和斯蒂芬塞进后座，就匆匆忙忙出发了。
妈妈开车只有两种速度：65和0。车子从我家车道上倒出来，颠了颠，轧过低矮的路牙石；她从停车标志处向右急转弯，牢牢抓住方向盘一路飞驰过街区，打算在没人发觉之前逃之夭夭。
那时候汽车安全带还未普及，所以每次一转弯，坐在后排人造革座位上的我们就会跟着左摇右晃，相互间挤过来挤过去。这时我们连焦虑也顾不上了，全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把头低下！”妈妈嘘声警告。
终于转到了高速公路上，她立马把油门踩到底。
离家出走，这并不是头一遭。但前几次，爸爸总是过一阵子就能找过来，变戏法似的用甜言蜜语哄得妈妈回心转意；于是一次又一次，我们还是掉过头去，回到了廷贝尔高地山庄8号的漂亮大房子里。
但这次感觉不大一样。我们先在一家汽车旅馆躲了几个星期，然后，一天下午，趁爸爸上班不在家的空当，妈妈带我们回去了一次——去拿些衣服、毛巾、牙膏，趁他还没决定把锁换掉。这么做还是头一回。
那是12月初，天气出奇的冷。圣诞老人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屋顶上——塑料的，驾着雪橇滑得很轻快的样子；前门上挂着一个人造松木花环。还有一个穿戴齐全的雪人，也是塑料的，拖着他的塑料手套、高筒礼帽和胡萝卜鼻子，倒在入冬后已然枯黄的草坪上。
我们悄悄溜进屋子。客厅里已经竖起了闪闪发光的锡纸圣诞树，树下散落着一些没来得及包装的礼物：通卡牌玩具卡车、火柴盒牌小汽车、林肯的圆木积木、一些书和拼图；还有好几样桌游：外科手术、扭扭乐、飞行棋和中国跳棋。我的视线停住了，那边的一小堆是给我的，有涂色书、蜡笔套装，以及各式各样的芭比玩具：与芭比梦幻屋配套的粉色敞篷跑车、芭比的乡村露营车、芭比的帕洛米诺色宠物马“跳舞者”——也可能是“达拉斯”吧？
妈妈打仗似的在一个个房间冲进冲出，把餐具、衣服和洗漱用品统统往枕套里丢。我朝芭比娃娃扑过去，但她坚决地摇了摇头：“只能拿你用得着的东西。”
“求你了，妈妈……”
“好吧！那就拿一两件玩具吧。不过别磨蹭太久。”
我很想带上我的芭比造型头—— 一个没有身体相连、真人大小的塑料头部模型，不但有专属的化妆品，还有一头亚麻色秀发可以梳理、做造型。但我都没来得及把它运出房间，就被妈妈制止了：“头就不要带了。快抓紧收拾！”
不到40分钟，我们四个就回到车里重新上路了。在街道尽头转弯时，我忍不住回头望了望气派的独栋砖楼和前院萧瑟的草坡，高耸的老橡树围立在四周，枝丫上叶子都已落尽，光秃秃的。
屋顶上，塑料圣诞老人将一只手高高举起，在风中轻轻摇曳着，像是在挥手作别。
我心里明白，这一次，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四车道的黑马派克大道是连通费城和泽西海岸的主要道路，沿途遍布农场、集贸市场、冰激凌店和小旅馆。
路旁照例也竖了不少广告牌，“扎伯勒鸡尾酒之家！”代表风靡一时的扎伯勒餐厅；“告别苍白脸！”则是水宝宝防晒霜发出的鼓励日光浴的口号——在它标志性的海报上，可爱的金发小女孩又惊又羞地回头张望，因为一只小狗正叼住她的泳衣往下拽。
从阵亡将士纪念日开始，一直到劳动节[1]，消夏的人群会摩肩接踵地涌入派克大道——至少每个周末都是如此。这些游人被当地人贴上了“放浪不羁”的标签，据说过去他们会把午餐装在鞋盒里带到海滩去，这种风气一度很是盛行。
相形之下，淡季的派克大道可真够荒凉的。不过，这倒不见得是坏事。离家出走的妈妈，现在可以随意变换车道，除了偶尔要注意拖拉机或大型卡车，完全畅通无阻。
我和凯茜直起身子想往外面瞧一瞧，妈妈立刻转过头——同时车轮仍在飞转——手指直直戳过来。
“不是叫你们把头低下去吗？”
凯茜突然抬起手指向前面的公路，一辆小汽车的车尾越来越近。“妈妈，”她尖叫起来，眼睛瞪得圆圆的，“妈妈当心！”
妈妈再一次转过身来，语气稍微温柔了些：“拜托啦，孩子们，别让人瞧见你们。没多远了——拐个弯就到。”
我们只好再一次埋头趴到膝盖上，就像在进行防空演习一样。接着，我们换到了平行的另一条道——42号公路，也叫南北高速公路。又过了一会儿，旅行车终于慢下来，开上了一段颠簸的石子路。
斯蒂芬蜷缩在后排中间。在他金色的小脑袋上方，我和凯茜不安地对视了一眼。
这次戏剧性的打包出逃，一路上开了有大半个小时，但实际上，这里离我们廷贝尔高地山庄的家还不到10分钟车程。山庄隶属新泽西州特纳斯维尔地区，是同名的廷贝尔高地开发区的一部分。妈妈故意走了一条迂回的路线，在小街小巷、加油站和季节性农贸市场间打转转。一路上，她一只眼睛紧盯后视镜不敢放松，害怕会被跟踪。她心里明白，父亲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这个家的主宰——他认为我们都是他的合法财产，就像他的房子、衣服和凯迪拉克一样。
车子总算停了。妈妈长出了一口气。我、凯茜和斯蒂芬终于可以直起身子了。透过窗户，我们第一次打量着我们的“新家”。
这处突兀的所在，像是从天而降，扑通掉在了主干道旁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离这儿大约1/4英里[2]有一处购物中心——所谓购物中心，其实就是在一块地上铺了层沥青，坐落着两幢褐色的多层建筑和一座低矮的预制模块化住宅。商户有约翰·汉考克保险公司、一间会计和税收事务所、一个养生康疗中心和一家名为“希契卡拉马”的房车经销商。这些生意，包含这些建筑本身，主要的拥有者是一位税务员，这人名叫阿尔·克拉克。
我不太清楚妈妈当初是怎样结识这位克拉克先生的——我猜不外乎是出自朋友的朋友的介绍之类——但他肯定对一位勇敢的、要逃离她丈夫的年轻母亲，抱着十二分的同情。他只收我们每月100美元的租金。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这也够少的了。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房子是个空壳，不适合居住。事实上，它根本不可能成为合法的住宅。
可妈妈已经决定了。这里将是我们“全新的开始”。我和凯茜从车里爬出来，看了看眼前灰头土脸的平房，开始像女妖一样尖声哀号。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不不不，我们不要住这儿。太寒酸了。”信不信由你，说它寒酸都算是赞美了。这座房子——实际连半个房子也算不上——是用空心的煤渣砖建造的，部分覆盖着古铜色墙壁。倾斜的屋顶搭在方方正正的矮墙上，几乎被松树林的边缘遮蔽，脚下是尘土飞扬的空地，被齐腰高的杂草团团围住。
墙上窗户也没有几扇，不是玻璃碎了，就是窗框开裂，窗框上的一根木头朝下吊着，估计有人踩在上面爬进去过。如果前门曾经有过台阶的话，也早被破坏得没影儿了——现在那里直上直下，从门槛到地面足有5英尺[3]。旁边的空地是一个垃圾场，旧轮胎、铝壁板、碎砖块、建筑废物和其他垃圾堆积成了珠穆朗玛峰，还有几辆破烂不堪的废弃车子，引擎盖向上翻开，如同张着生锈的大嘴。
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从未有人居住的地方，早已变成了当地青少年的乐土，他们聚在这儿抽烟、喝酒，射杀老鼠、松鼠，随心所欲地干出种种野蛮行径。说难听点儿，这里就是个游民乱窜的棚户区，跟廷贝尔漂亮的红砖楼房隔了好几个星系。
所以我觉得克拉克先生决定把房子租给我们，一方面是出于同情，另一方面也是在为自己考虑：要是我们住下来，成群结伙的流氓混混就不会再闯进来了。
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事实很快就证明行之无效。
我们把少得可怜的行囊拖下车——不过是几个超市的棕色纸袋，外加三五个花枕套和一个行李箱，满满当当地塞着我们趁父亲在工作的空当来得及拿走的全部家当——那情景一定相当凄惨。妈妈微笑着，在那样一种古怪而僵硬的笑容中，看不出一丝快乐。
我抱紧了我最爱的洋娃娃——彭妮，她曾属于儿时的妈妈——眼泪啪嗒啪嗒落到她的橡胶脑袋上。要是被按住了脖子，彭妮就会“哇！哇！”叫起来，于是那天她就这样陪着我哭泣。
我们一个个心情沮丧，但精神却意外地亢奋——拜压力和失眠所赐，天天光吃垃圾食品想来也是原因之一。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四个就依靠一个行李箱过日子，在汽车旅馆里挤一个房间，在两张窄床上睡觉。床垫很薄很薄，躺上去能感觉到弹簧一根根戳在后背上，就这样过了一夜又一夜。
在此之前，我们目睹了家中一连串相当骇人的悲剧。爸爸发起狠来殴打妈妈的情形把我们吓坏了，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他的怒火有时也会烧到我们几个孩子身上——有一回，凯茜不肯吃土豆泥，他生起气来，用手攫住我的喉咙，强迫我把一大块嚼不烂的牛排吞下去。还有一次，争吵从客厅一直蔓延到车库。他勃然大怒，抡起一块4英寸[4]宽2英寸厚的木板朝妈妈丢过去，却意外打中了3岁的斯蒂芬，他的一只耳朵顿时血流如注。
只要我们几个孩子乖乖听话不碍事，通常就不会成为爸爸的目标。但是，假如我们中任何一个胆敢违抗，哪怕只是表情或手势中表露出一丁点儿不高兴或不顺从，他就会立马翻脸，从一个温文尔雅的郊区乡绅变成“别的人”—— 一个不在乎是否会伤害我们的野蛮人，有时看上去甚至还很享受。
那几乎成了一种仪式。首先，他会炫耀般地解开他的宽皮带，慢慢地从裤袢里抽出来，再仔细地一层层绕到拳头上；然后皮带开始落到我们的腿上、屁股上，一直打到我们绕着房间打转，竭尽全力躲避锥心的疼痛。那时，他气冲冲的脸几乎变成了青紫色，扭曲到无法辨认——就像一个丑陋变形的万圣节面具。而且，要是我们哭起来，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哭了啊，爱哭鬼？那么我来让你哭个痛快。”
我清晰地记得，我向后仰着头，拼命不让泪水涌出眼眶。
一旦找到机会，妈妈会赶紧把我们护送回房间待着，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接下来她就成了他的人肉靶子。我在房间里瑟缩成一团，战战兢兢地听着鞭子落在皮肉上的噼啪声，知道他正在狠狠地抽打她。
出奇的是，也有少数那么几回，妈妈竟然能够说服他停下来，就像把他从噩梦中唤醒一样。那时他会摇摇头，把皮带放下，然后耸耸肩了事。
我不知道那时他是否心生悔意，因为他从来不曾道歉。但他的发泄到那一刻算是结束了，直到下一次悲剧重演。
尽管遭逢巨变，但这样躲躲藏藏，在一家又一家汽车旅馆间迁徙，始终比我们的追踪者领先一步的日子，还是让人生出了一种奇特的、难以描述的兴奋感。对小孩子来说，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哪怕仅仅是从制冰机那儿装上一桶桶的冰，到被帆布覆盖着根本不开放的游泳池旁边玩耍，似乎都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冒险。换一种荒诞的角度看，甚至还很有趣。
我们的藏身之处可能是臭虫横行的小饭店，或是费城和樱桃山的生意人去幽会的隐秘汽车旅馆——当然不会是万豪了，处境窘迫的我们可住不起五星级豪华酒店。
我们靠奇多玉米棒和花生酱饼干为生，喝的是自动售货机贩卖的雪碧——旅馆大堂的标配，还把咯咯笑牌糖果当作饭后甜点。一日三餐完全由糖、脂肪和化学添加剂组成。有时候，妈妈也会去市场上买些正常的食物，比如面包、奶酪和牛奶，夜里只能放在冰冷的窗台上保鲜。要是经不住我们一再恳求，她偶尔也会请我们吃一次外卖比萨。饱餐完毕，我们总会心满意足地瘫倒在床，集体在碳水化合物的作用下昏昏睡去。
我们真正的安慰来自电视——通常是大大的方盒子，高高固定在旅馆房间的墙壁上。我们会盯着屏幕一小时一小时地看下去，一动不动，像一群小僵尸。早上看动画片，下午看竞猜节目和肥皂剧，晚上看情景喜剧——《脱线家族》《鹧鸪家庭》《欢乐时光》，主角都是搞怪但充满爱的一家人，无论发生什么总会团结在一起，在除开广告的30分钟内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
这种不无乐趣的流浪生活，在树林中的那栋小房子里画上了句号。
我们拖着纸袋和枕套，一路抱怨着磨蹭到后门。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我们发现这座寒碜的房子从里面看更丑了，而且寒冷刺骨。
黯淡的石膏板墙上千疮百孔，像有人挥舞着一把大锤朝它乱锤了一通。地板嘎吱作响，有些地方因积水而松动，啤酒瓶、烟头之类的垃圾扔得到处都是，不一会儿，妈妈还在一堆报纸下面踢到了已经粉碎的三明治袋子。
厨房是后来才设置的——有电器插孔，但没有电器，连冰箱都没有。至于洗手间，简直是一个蓝色噩梦——蓝色的洗手台，蓝色的马桶，填了黑缝的蓝色瓷砖墙，还有一个蓝色的浴缸，结了一圈恶心的污垢。尽管这里从未有人正式居住，但这个洗手间肯定被使用过。霉菌沿着踢脚线爬行，蜘蛛悬挂在每一个角落，一种可怕的酸臭味袭来，我的胃里一阵翻腾。
一向坚忍的凯茜突然哭喊起来。“我想回家！”
妈妈的身子萎了下去，好像她刚刚才意识到自己正背负着整个世界的重量。可她很快又鼓动起内在的勇气——那种发自内心的神秘力量——再次站得笔直，脸上挂着坚定的微笑。
“来吧，孩子们！花点儿力气打扫一下，再来点儿清洁剂，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得又美好又舒适。你们去后面看了没？那里全是果树。我们会有做不完的水果派！此外还有好几英亩[5]的树林呢。”
她推开一扇门，指了指里面的一个方形小房间。“这是卧室。劳丽、凯茜，等有了床，你们俩可以合住，我和斯蒂芬也可以不时来你们这儿蹭住一下。”她眼含鼓励看着我们，“想想看吧，每天晚上都像在开睡衣派对！”
听到这里，我振作起来，但凯茜的眼泪变成了愤怒的抽泣。在家里，她拥有最漂亮的房间：墙壁漆成芭蕾舞鞋一样的柔粉色，搭配着鼠尾草绿，公主床上撑起帷幔，铺着镶了网眼蕾丝的薄纱床罩。那个房间，不跟妈妈请示我都不敢进去。现在竟然要跟她邋遢的小妹妹共用一个房间，这安排她怎么会喜欢。
“不公平，”她大声抗议，好像嫌我身上有虱子似的，“为什么我必须和劳丽一起住？”
一开始，我愣了一下。然后马上生起气来。如果凯茜不想和我分享，那我也不想和她分享。“不公平！”我说，“我不要和凯茜一起住！”
这下，斯蒂芬像是接收到了信号。他站在屋子中央，像只小猎狗一样吠叫起来。“我要回家。我想见爸爸。”
就这样。妈妈也崩溃了。她扔下行李箱，朝一个空铁罐狠踢过去，它猛地撞到了墙上。“好啊！”她喊道，“哭吧，都尽情哭吧！哭一条该死的河出来[6]！哭得越多，尿得越少！”
这场爆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斯蒂芬的嘴啪地闭上了，凯茜也停止了哭泣。我呢，早已惊得目瞪口呆——我的淑女妈妈竟然会说出这番话来。我抹着眼泪，心想这话听起来很有些滑稽。
哭得越多，尿得越少。
顿时，我的号哭变成了窃笑，他们三个也一模一样。无论如何，那一刻拯救了我们所有人。
妈妈飞快地用手擦了擦眼角，抱起斯蒂芬轻轻拍着，直到他不再啜泣打嗝。然后，她越过他的肩膀俯视着我和凯茜。
“听着，姑娘们，我很抱歉，但这里就是我们现在要住的地方——”我们又开始大声抗议，但她比了个停止的手势。“打住，一句也别抱怨了！我要你们好好应对，也帮弟弟一起应对。来吧，让我们把车里的东西都搬进来。”
她疲惫地环顾四周，摇了摇头，露出一副“我这是骗谁呢”的表情。
“我们会把这儿变成一个家的，”她嘴上说，“美好而舒适的家。”
到晚餐之前，我们已经清理出来许多垃圾。妈妈先全部检查了一遍，我猜是为了拣出碎玻璃或是娱乐用品，比如安全套、卷烟纸之类的。然后，她帮我们把那些破烂通通铲进垃圾袋，剩下来的扫到一块儿堆在客厅的角落里。进展相当不错，妈妈同我们挨个击掌。
接下来面对的是绕不开的难题：我们一个个都要上洗手间。结果，妈妈宣布我们只能到外面的树林里去。
“就像露营时一样！”她举起一卷卫生纸，语调很明快。
斯蒂芬似乎不怎么介意。但我和凯茜都很震惊，坚决不肯出去，直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往外跑。在12月寒冷的户外，我们蹲在低矮的松树后面，像水宝宝广告牌上的小女孩一样露出屁股，急匆匆地小解完，一把提起裤子，争先恐后往屋里跑。
我们后来才意识到，不只洗手间没办法用——因为没有自来水，暖气和灯也通通用不了——因为没有电。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呼吸在空中凝结成一团团雾气。妈妈把车里的垫毯拖进来，往客厅中间的地上一铺——因为没有家具——我们盘起腿围坐在上头。
“就像露营时一样！”妈妈说。
我闷闷不乐地看了看凯茜。哪儿哪儿都不舒适，连必不可少的烤棉花糖也没得吃，这也能算露营？
但是黄昏很快让位于黑暗。经历过这样乱糟糟的一天，所有人都筋疲力尽。还不到七点钟，我们就各自蜷缩成一团，紧紧挨在一起互相取暖，然后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几个小时，我又醒过来。四下漆黑一片，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自己不在家里的床上，也不在汽车旅馆，而是睡在树林中这间丑陋的“半个屋子”的地板上。翻过身来，姐姐和弟弟已经睡熟了，呼吸均匀而深沉，我几乎辨认不出他们窝在毯子下面的轮廓。
然后我看见了妈妈。透过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一方月光斜照在她身上。她在毯子中间笔直地坐着，双手抱在头上，前前后后，来来回回摇晃着。
“妈咪……”
听到我的声音，她的肩膀绷紧了。她带着鼻音，用有些粗暴的腔调低语道：“我没事，劳丽。继续睡吧。”
我不肯，小心地拖着我的铺盖和洋娃娃，从地板上挪过去，在她旁边重新蜷起身体。“怎么了，妈咪？”我问道，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透过薄绿色的月光，我能看到她仰起的侧脸。她做了个怪相，不知是在笑还是在哭。
“哦，劳丽，”她说，“我只是讨厌露营。”
农场花絮·动物逸事
约吉和库珀
那两头新生的新泽西小牛犊，我给他们取名为约吉和布布。在良好饮食和悉心照料下，他们从干瘦如柴的皮包骨长成了魁梧的大块头，体重约达1200磅。一位同样也有农场的兽医朋友收养了布布。约吉则继续生活在快乐农场。
一岁大的时候，约吉就对这块地方很熟悉了。每逢开放日，就数他最开心，懒洋洋地往地上一躺，任孩子们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直到有一次，一个孩子的牛仔裤背带意外挂到了他正在萌芽的牛角上，他毫无觉察地站起来时，那男孩的身体也被提着离开了地面。
那次没有人受伤——真实情况是，男孩的妈妈还拿出手机给儿子拍了张照片，当他在半空中摇摆时，两人都哈哈大笑。但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能冒险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牛角可不是摆设，它们为了防御而长出，因此有潜在的危险性。
在约吉还是一头牛犊时，我决定不切除他的角，因为觉得这个“去角芽”的手术很残忍。我也清楚，等他长大了，为安全起见牛角仍然可能要被切除。那就是个大手术了，过程十分痛苦，因为牛角里不仅包裹着血管和神经末梢，还生长着软骨组织和骨骼。我可不想让我的“大儿子”经受那样可怕的折磨。所以我决定，到了开放日，就把约吉安顿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再围上一圈栅栏。这样，他仍然可以参与进来，享受和访客的愉快互动，同时也能保持安全距离。
唉，没想到在栅栏后面，他的尖角却差点给一只羊驼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羊驼名叫库珀，是和他的兄弟奎尼一同被送到快乐农场来的。不知为何，他俩的尾巴上都生了一个扭结，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基因缺陷让饲养者放弃了他们。奎尼初到时已经很虚弱，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之后，约吉和库珀成了最好的朋友。
有一件御寒的“羊毛大衣”裹住全身，库珀看上去几乎和约吉一样高大。但是一到夏天剪过毛，就能看出他其实有多苗条了——他俩站在一块儿，乍一看就像是劳莱和哈台[7]。夏天到了，一天，库珀刚剪了毛，和约吉一起在牧场的栅栏旁接受访客的款待。他们玩闹着争抢一根胡萝卜时，约吉把他的大脑袋转向了库珀，他不知道心爱的伙伴这时已经没有羊毛外套来吸纳冲击力了。意外就这样发生，库珀的腹部被约吉的一只尖角刺中，受了伤。
一名志愿者目睹悲剧发生，连忙发出求救信号。另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紧急救护技术员，以最快的速度向牧场冲刺，第三名受过急救医疗培训的志愿者也很快加入进来。我赶到的时候，库珀正静静地站着，身体被划开了一道口子。他的肠子已经散落一地，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哼一声。这个“病人”真是好样的。
伤势相当严重。急救人员冷静地做了评估，然后要了一桶清水，把内脏冲洗干净，小心翼翼地塞回原位。最后，为了不让肠子掉出来，又用无菌垫和医用胶带绑住了腹部。志愿者们围在库珀旁边，抱着他的头安慰他。
与此同时，我给新博尔顿中心，也就是往北大约90分钟车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你猜得没错，我也给他们设置了一键拨号！）打好了电话。然后，在另外好几个志愿者的帮助下，将库珀妥善安置在农场卡车巨大的后座上，我们火速出发。90分钟的路程实际只花了65分钟，感觉却像是9个小时。抵达医院时，一组医生已经准备好马上给他做手术。
我不清楚约吉是否意识到了他闹着玩的一戳伤到了库珀，但朋友不在身边，他伤心欲绝。第一个晚上，我听到他像婴儿一样号啕大哭。接下来整整一周，他沮丧地躺在地上，耷拉着脑袋，我们叫他的名字时没有任何回应。他拒绝了所有他喜欢的食物，包括胡萝卜。毫无疑问，他想念他的伙伴。
万幸的是，他那一戳避开了羊驼所有重要的器官。库珀活了下来，一周过后就华丽回归。他几乎跟以前一样健康，缝过线的伤口愈合得相当好。他踏进农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牧场栅栏前去见约吉，好像迫不及待要对他说一句：“嘿，伙计，别难过。”约吉立马就活跃了起来。
不过，教训摆在眼前，在给约吉装上某种保护装置，好防止牛角再伤害库珀以及其他动物或人之前，我们还不能让这对最好的朋友重聚。一开始，我们试着把网球粘在角上——这样他看起来像是刚从外太空传送过来的一样。但约吉轻而易举就把它们蹭掉了。之后我们还尝试过游泳用的泡沫浮条，同样不奏效。
后来，农场的一位朋友送了我们一对透明的牛角保护套，是硅胶材质的，末端呈球状，看上去就像一对成人玩具。志愿者看到银光闪闪的护具戴在约吉头上，都会发出一阵哄笑。可怜的约吉一定觉得很尴尬，尤其是当他知道有5万多网友在观看脸书（Facebook）直播时。总之，尽管护具装得安稳妥当，甚至还用亮粉色的强力胶带加固过，最终还是被约吉弄掉了。
我们还在继续寻找解决的方法。在找到之前，至少在库珀的冬衣还没长回来时，两个好朋友将不得不继续忍受立在他们中间的栅栏。
像这样古里古怪又永恒常新的友情，快乐农场里还有许许多多。
[1]美国国内的两个节日，分别在5月底和9月初。
[2]1英里约合1.6千米。——编者注
[3]1英尺等于30.48厘米。
[4]1英寸等于2.54厘米。
[5]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
[6]cry me a goddamned river，此处使用了俚语cry me a river的变体，本意为泪流成河，常用来讽刺凡事爱抱怨的人。
[7]美国的两位知名喜剧演员，1920年代起长期搭档演出黑白无声电影，劳莱瘦，哈台胖，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