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岂为我设也!”
——阮籍为什么任放不羁
在“竹林七贤”中,论士节骨气,阮籍比嵇康软,却比山涛硬,看来似属不硬也不软的中不溜儿人物。假使只用一种尺度,不论儒家的或老庄的思想政治、伦理道德尺度来衡量阮籍的言行,都会发现他很矛盾,仿佛真是个没谱的放诞人物。的确,他说过:“礼岂为我设也!”宣称自己不守礼法。但他儿子要学他的生活态度,他却说,侄儿阮咸“已豫吾流,汝不得复尔!”明确反对子弟行为放诞。这等于说,“老子可以放诞,儿子必须规矩”,不仅自相矛盾,而且荒唐无理。然而他儿子真听了他的话,后世的士大夫也大多尊敬和称道他。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痴乎? 异也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丞相府僚属,擅长军书檄文和乐府歌辞。曹丕称他“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但阮瑀在建安十七年(212)去世,阮籍仅三岁便成了孤儿。他是寡母抚养大的,对母亲感情至为淳厚。母亲去世时,他大哭吐血;灵柩下葬时,他只是说着“完了,完了”,又大哭吐血,“毁瘠骨立”,极为悲哀。史称他“性至孝”。
陈留阮氏是曹魏新兴士族。阮籍早孤,家境不富裕,但却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相貌出众,又勤奋好学。读起书来,他关门在家,几个月也不出来活动。出门游玩,他喜欢独自登山临水,一天到晚,不知回家。他兴趣广泛,什么书都读,“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 《诗》 ”(《咏怀》其十五),也爱读《老子》、《庄子》;什么技艺都学,“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其六十一),并能长啸,善弹琴,还爱喝酒。每当学有所得,心有所悟,他会高兴得忘了自己。这类表现,引人注意,世人觉得他有志气,多才艺,但是认为他独来独往,任性不羁,傲世不懂事,说他“痴”。然而当他的族兄阮文业指出,阮籍不痴,而是“异”,有不平常的才学,并说阮籍比自己强之后,人们都发现他不痴,而且越看越异,越来越摸不透他,因为他常常说话玄虚,不着边际,而且“喜怒不形于色”,显得老成,城府颇深。
魏文帝黄初年间,阮籍十几岁时,曾随叔父逛关东。在兖州(今属山东)时,刺史王昶是个大名士,听说阮籍博学多才,请来相见,面谈一天,始终没有听到阮籍说一句正经话,这位很有见识的大名士只得承认:摸不透他,评价不了。当时选举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士人入仕必须获得士族名流的吹嘘,以求品评上等高第,由朝廷和官府征召做官。在世士看来,倘能取得王昶一句半句奖誉,正求之不得。而阮籍却不扬才露己,不争取奖誉,岂非太痴。不过,连王昶也承认摸不透,这便证明阮籍确乎奇异。所以,说他痴,说他异,说他摸不透,其实都是着眼于世俗荣禄,看他能不能做官腾达。而他异乎世俗之常,却就在不愿做官,不肯做官。
仕乎? 隐也
阮籍生于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的年头,长于魏文帝、明帝朝三国鼎立、相对稳定的时代。天下尚未统一,战争并未停歇,思想比较活跃,士族迅速得势,青年阮籍有过济世的雄心壮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他要做个才德高尚的贤者;“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 ,他要做个武艺超群的壮士;“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其三十九),他立志做个为国征战、统一天下的忠义爱国之士。封建志士要实现政治理想抱负,必得做官。所以阮籍初衷并非不做官。
当阮籍走进社会,接触政治,他痛心地看到曹魏集团骄奢浮华,以致“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咏怀》其三十一);而敏锐地觉察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老门阀士族集团伪善阴险,高唱礼法,老谋深算,逐渐控制军政实权。因而他虽出身于新兴士族,却对曹魏统治不抱希望,不想做官;但更不肯依附司马氏集团。他感到在这腐败险恶的官场里,自己无路可走。有时,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本传)。这个时世没有他实现壮志的道路。他也鄙视当时的名士显达。有一次,他登上当年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决战的广武古垒,感慨地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竖子”是范增在鸿门宴上斥骂项羽的称呼。他觉得项羽并非英才,而获一时英名,是历史机遇。显然,这感慨来自现实感受。所以在《猕猴赋》里,他辛辣讽刺追利逐禄之辈其实是禽兽,“故近者不称岁,远者不历年,大则有称于万年,细者则为笑于目前” ,其中以猴子为最可悲,“外察慧而内无度” ,“性褊浅而干进” ,搔首弄耳,装模作样,而实乃玩物,受制网罗。在《大人先生传》中,他更尖刻挖苦那些追求三公九州牧的礼法之士是钻进裤缝里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而终于不免灭亡。可见他有过壮志,因而有愤慨,有苦闷,迟迟不出仕。
阮籍三十三岁才出仕。魏正始三年(242) ,曹魏老臣蒋济为太尉,开府征召幕僚,头一个就请阮籍,还担心请不来,可见此前阮籍曾经辞谢征辟。不料阮籍这回亲自给蒋济送来一封委婉谢绝的奏记。大概在蒋济看来,婉辞就是半推半就,亲自送来更意味着阮籍等着挽留,因而很高兴地派人迎接阮籍,岂知阮籍送上奏记就回家了。蒋济大为恼怒,吓坏了阮籍的亲友,纷纷劝他就职。阮籍这才不得已出仕,当了蒋济僚吏,但不久便托病辞职。之后,又曾做了短期尚书郎。正始九年(248),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斗争激烈,司马懿假装老病垂危,曹爽以为从此独揽大权,气势极盛,广招名士,请阮籍当参军。这回,阮籍托病谢绝,真的归田屏居,坚决不接受。一年后,曹爽集团便被司马懿阴谋诛灭,一网打尽。于是人们佩服阮籍大有远见,他的名望因而大增。
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立即请阮籍入幕为从事中郎。这时阮籍已届四十不惑之年。眼见司马懿排斥异己,杀害名士,残酷无情,于是从来不肯做官的阮籍低头就范,并从此留在官场。司马懿死后,他接着当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还封了关内侯,升了散骑常侍。其间,他请求出任过东平(今属山东)相及步兵校尉,所以史称阮步兵。阮籍不仅做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凡司马府上宴集,他有请必到,到必痛快吃喝。看来,这司马氏的幕僚,他是自觉地做定了的。这就怪了,他不做曹魏的官,是料定曹爽集团必败;而司马氏一篡权,他就出仕,并且不致仕,岂非太明显地怕硬怕死,殊无士节,更有点势利了吗?难怪唐代诗僧皎然要说他是势利小人。但这是过分的苛求。硬骨头嵇康很理解阮籍,认为阮籍是位贤者,“口不论人过” ,“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只是喝酒过分。他说,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雠,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与山巨源绝交书》)。清楚说明,阮籍是司马氏党羽即那些伪君子的对头,并非同类。只是为了避免伪君子们阴险加害,他借助司马氏来保护自己。这确属远害全身之一法,然而也确是弱者全身的一条夹缝。其实,这条路是后来王维、白居易等许多正直而软弱的士大夫都走过的,便是仕而隐,隐于朝,实际是隐,不为仕。
阮籍做了司马父子两代文官僚属,既要借以保护自己,又要保持节操,言行必须十分谨慎。“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其三十三),“曲直何所为? 龙蛇为我邻”(《咏怀》其三十四),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司马父子也很了解他,司马昭便说他“至慎”。他们既要利用阮籍的名望和文才,又把握了他的软弱,所以乐得保护,显得器重,博得爱才和宽容的美誉,有利自己篡权。司马懿曾想与阮籍结为亲家,阮籍昏醉六十天,借醉表明态度,拖了过去,司马懿也不再强求。司马昭要晋爵晋王,加九锡之礼,口头上一再推辞,百官一再劝进,让阮籍写劝进表章。他也借醉拖着,等到使者来取表章,把他叫醒,他才写了一篇文辞清丽的空话,敷衍了事,司马昭并不加罪。阮籍守母丧时期,司马昭请他赴宴。宴席上,礼法名流何曾斥骂阮籍服丧大吃大喝,破坏司马昭以孝治天下的法制,要司马昭惩处他。他照吃照喝,不予理睬,倒使司马昭难堪,替他解围,说他守孝悲哀,身体很弱,应该补养。大概被礼法之士纠缠不休,他请求到东平为相。这是个穷僻小地方,他骑驴赴任,到任就把衙门官署的围墙拆掉,“内外相望” ,颁布了几条简单明了的法令,十天就返京。他写了篇《东平赋》说:“窃悄悄之眷贞兮,泰恬淡而永世。岂淹留以为感兮,将易貌乎殊方。乃择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乐康。”表明本意只是想过几天清闲日子,并不真想做官。他又听说步兵营的厨师善酿酒,而且贮藏了三百斛好酒,就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可见他当司马氏的官,并不真心效劳,而是借以全身,实则以仕为隐。他的对付办法就是醉酒和躲避,还有放诞。
诞乎? 真也
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放诞是比较节制,相当谨慎的。对礼俗之士翻白眼,对通达之士施青眼,这样鲜明的区别对待,其实并非他一贯态度和方式。对嵇喜翻白眼,多半是他恨嵇喜不学他堂弟嵇康,偏要热衷利禄。凡俗人物,像何曾之流凶险的伪君子,他主要是不理睬,不臧否,或者说些玄而不着边际的话,万一失慎,可以解释。在他充当司马昭参军时,有一次恰遇有关司法官署报案,说有人杀母。这触动了阮籍的心绪,脱口而说:“嘻! 杀父尚可,怎么至于杀母呢?”这样大逆不道的玩笑,使在座的官员都惊恐失色,司马昭立即责问:“杀父,天下极恶不赦,怎能说可以呢!”阮籍立即回答:“禽兽知母不知父。杀父是禽兽之类。杀母连禽兽都不如。”其实,阮籍聪明地把一个现实的命题,偷梁换柱,变成一个哲理的命题。在封建社会,逆子杀父,奸臣弑君,是为了夺产篡权,有功利目的,有这种理由,所以阮籍讽刺地说“还可以”,而杀母就毫无理由,不可理解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政治现实而发的一个尖锐的讽刺。但当被责问,他却用人性和兽性的类比来说明杀母连兽性也没有,便成了一个不着边际的玄理命题,仿佛真在开玩笑,似乎符合他任诞的风度。
阮籍的放诞言行主要表现于孝道和男女这两个范围,而且有个特点:能够更直接表现他正直善良的高尚品德,真正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原则。他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与人下棋。对手要停止,他却坚持下完,似乎没有孝心,竟不悲痛。但下完棋后,他饮酒二斗,大哭一场,吐血数升,内心的悲痛再也压抑不住。这是真孝。名士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并不哭泣答礼,完全不顾礼法,但也没有翻白眼。这是真性情,真悲哀。阮籍更突出的放诞表现在对待妇女。邻近有个酒家,美貌少妇当垆卖酒。阮籍常去买酒喝,醉了就躺在酒垆边,不嫌脏贱。少妇的丈夫经过考察,就很放心让阮籍躺在垆边。有个兵户人家的少女,有才有色,不幸未嫁夭折。阮籍听说她死了,就去吊唁,尽哀而返,但他并不认识她的父兄。当时,商贾和世代当兵的兵户都是贱民,不入士籍。阮籍不顾尊卑贵贱,躺在少妇垆边,吊唁素不相识的好女子,是不合礼法的,却表现了他的正直善良,表示对不合理的社会的一种抗议。最惹起议论的是,他的嫂嫂回娘家,他不顾内外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不但相见,而且送别。当人们讥笑他时,他就回敬了那句名言:“礼岂为我设也!”这似乎是他不守儒家礼教的声明,其实也是寓意嘲讽的一句玄话。如果局限于送别嫂嫂这一行为,则此语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他原为通达之士,本来不守这种礼法;二是这礼法不是为我一人设立的,不守礼法难道只有我一人吗? 后一寓意便有讽刺。假使脱离送嫂的行为条件,抽象出来,作为一种原则,那么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礼有不同,法不一律,你的礼不为我设,我的礼不需你守,是真是假,合礼不合礼,另当别论。而阮籍别嫂,则是家庭和睦的表现,光明磊落的行为,真心实意。所以阮籍任诞的用意在于以认真实在的行为来比照讽刺礼法之士的伪善行径。
总起来看,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阮籍的显著特点是,明哲保身,任诞全真。他处于魏、晋易代之际,经历了政治、思想从比较开明活跃到黑暗专制的变化转折年代,壮志热情被压抑了,才智胆识被压制了,道德情操被扭曲了。他是正直的,高尚的,聪明的,但是软弱。像一株在悬崖缝隙里生长的瘦弱青松,躯干虬曲,高高蹇偃,在寒风严霜里显得低了头,弯了腰,然而坚强生存下来,仍是一株青松。他希望封建一统太平,肯定礼乐:“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乐论》)但时世变了,封建秩序乱了,贪欲横流,道德沦丧。尤其是权贵显达,“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系其于世俗也”(《达〈庄〉论》)。所以他从《易经》里悟出了不变以应万变的变通之道,从《老》《庄》里汲取了无为而治的自然之理,而用来说明治国修身的根本是淡泊利禄,全形清神,“明乎天之道者不欲,审乎人之德者不忧,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 (《通〈易〉论》)。于是,他在乱世中明哲保身,在伪善前任诞全真,儒内玄外,弯而不屈,诞而不邪,是个真君子。但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处世之道,毕竟是不正常的,而且是危险的。稍一不慎,便会有杀身之祸;或不识真意,误入歧途,那就真成了放荡的不肖子孙。所以他宁愿儿子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儒生,不让儿子学他。就像嵇康把儿子托给山涛照顾,心情是一样的。而后世的士大夫都从自身的体验中,理解了阮籍这样明哲保身、任诞全真的原因,就像能理解他的语言晦涩而倾向鲜明的《咏怀诗》一样,敬他是个真君子,赞他抒发真性情,肯定他是个真心实意要封建国家真正太平的爱国志士。从今天来看,他确是一位站在自己时代前列的作家和学者,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 《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