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岌岌可危的世界

对上帝失去信任

亨内·拉登，也就是古登堡，他的一生被限定在1420年与1468年2月3日这两组数字之间，乍看之下，这令人惊讶。[15]关于其去世时间没有争议，但前一个数字给人的第一感觉则是出乎意料的。然而，进一步思考后很快可以确定，“1420”并不像一般情况中那样表示出生年份，而是指亨内·拉登首次出现在文书记录中的时间，这也显示出古登堡研究面临的困境：至少，其童年和少年时期缺少直接记录。如此一来，只有像研究史前史的考古学家一样深入挖掘，利用类比法和年代学进行研究才能有所帮助。因此，如果想要探寻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人生轨迹，就不要过分纠结于单个细节，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1420年的一份有关继承事项的文书提到亨内当时已经成年，这意味着，1420年前后他至少已经15周岁。由于至今人们连古登堡的受洗记录都没能找到，其具体出生日期也就成了古登堡研究中没有定论的难题。也正因如此，1900年时，历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古登堡出生于1400年[16]的结论，该结论的好处是，人们可以立即大举庆祝古登堡的500周年诞辰，同时为这位美因茨之子、了不起的文化英雄建起一座博物馆——1901年，古登堡博物馆建成开放。

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随父亲名为弗里勒（Friele），这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在当地的变体。如果父母不是随随便便地为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取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名字约翰内斯——在当地的变体为亨内、亨显或亨金——那么根据当时的习俗，亨内应该在圣约翰日这天接受了洗礼，也就是1400年6月24日，他的出生日期可能是6月22日或23日。这一日期仍然存疑，但如果加上前后五年的误差，应该可以算是对其生日的合理推测，以下将以这个推断为基础。

当时的美因茨有一项特殊习俗，它让人们在研究中不断得出错误结论，也让检索资料变得更加困难。13、14世纪时，城市中普遍以外号作为姓氏。人们通常用职业、某个身体特征、出生月份或者家乡来区分数不胜数的约翰内斯和弗里德里希。在美因茨，城市贵族用对方居住的城市宅院（stadthof）互相称呼。文献中因此出现了让人困惑的现象——看似毫无关联的不同家庭具有相同的称呼，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家庭在不同时期住过同一处宅院。

亨内也出生在中世纪的一座城市宅院中。一般情况下，城市宅院至少包含两栋多层房屋，房屋和围墙环绕着一个或者多个庭院。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喜欢在街道角落建造自己的宅院，这样就有两至三面可以朝向街道。在当时，城市宅院不仅为生活和经济服务，而且也用于展示。城市贵族向外展示的一切体现着家族地位，这能保护他们不受侵犯。一个家族在社会上的声誉并不属于道德的范畴，而是属于物质的范畴。冒犯城市贵族家庭，意味着对这个毫不妥协地保卫自身特权的、不可侵犯的群体提出挑战。但当后来城市贵族的权势和地位下降时，他们的特权也走向了终点。

城市贵族的宅院与低等级乡村贵族的城堡的相似并非巧合。与意大利城市贵族的塔楼类似，由石头搭建而成的城堡同样也用于防御和保护。在当时，低等级乡村贵族与城市贵族进行联姻。乡村贵族在城市里也拥有房产，而城市贵族在乡下也有土地和宅院，两者的生活方式相互适应。因此很容易将古登堡错误地归为骄傲的容克贵族阶层[1]。

城市花园也是城市贵族生活的一部分。花园或是建在第一个庭院的后方，作为第二个庭院；或是建在住处附近，主要用作休闲场所。人们在这里举办铺张的节日庆典和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美因茨曾以花园闻名。除了居住区域，城市宅院中还有经营区、粮仓、库房、工场和自己的水井。田地和花园中种植了可作为食材的植物，同时还包括香料植物，这类植物由于种类繁多，在当时被用作调味品和药材，因而被广泛种植。

城市贵族依靠特权生活，经济上可与莱茵河中游的乡村小贵族相媲美。城市贵族通常来自大主教大臣家庭，因此他们在出身上也与低等级贵族相似。不同的是，乡村贵族的亲属不只在美因茨大主教那里工作，作为国家大臣的他们同时还为国王或皇帝效力。

对于亨内·拉登而言，出生在富裕的城市上层阶层家庭是他的幸运。在童年时期，他不知贫穷为何物，但他知道在一个极不安全和极不稳定的社会中人们所需的权利、尊严、骄傲和身份，他切身了解到他家族的财产和地位有多么岌岌可危。不仅如此，从第一次呼吸开始，生命就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就连一次不幸的牙齿发炎都能致命。人们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掌握在上帝手中。

亨内出生的这栋两层建筑位于今天的舒斯特街（Schusterstraβe）与克里斯托弗街（Christofstraβe）的交叉处。美因茨最古老的居住区围绕着市场、鱼门（Fischtor）、克里斯托弗街和加尔默罗街（Karmeliterstraβe）分布，这栋建筑就在其中，他应该在那里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居住在城市中心也是城市贵族地位的体现，象征着权势和财富。亨内在其社会阶层的地理中心出生、长大，同阶层的伙伴就住在步行距离内，他们可能在各种情境中相遇：在去教堂的路上、在弥撒时，或者在每年一次的宣誓日——美因茨市民结成合作社，所有成员每年重新宣誓。宅院的面积和位于中心且朝向街道的位置都体现了亨内家在城市阶层结构中的地位。

在亨内的孩童时期，古登堡宅院只有一部分属于他家。当他在家里跑来跑去玩耍时，如果是在普通的日子里或是独自一人时，他不被允许踏入身为城市贵族的父亲弗里勒·根斯弗莱施的会客室或会客厅。可以想象，这个华丽的房间或者大厅装饰有壁画，因为莫尔斯贝格（Molsberg）家族也是如此——在他们位于科尔布巷（Korbgasse）的宅子中，莫尔斯贝格的族徽和其姻亲家族的族徽装点着大厅窗户之间的立柱。科尔布巷在文献中被记录为“versus curia zu Korbe”，后来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öffer）也在这里拥有了一处房屋，他的印刷工场分布在科尔布巷的科尔布宅（Haus zum Korb）和舒斯特街的洪布雷希特宅院（Hof zum Humbrecht）。[17]

用壁画装饰住所并以此展示自己在城市阶层中的地位、财富和权势，这似乎是当时的习俗。在曾经的柯尼希施泰因宅院（Königsteiner Hof）中，就连塔楼的祈祷室都装饰有壁画。文献记录了美因茨市的司库大臣、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埃贝斯泰因的约翰（Johann von Eberstein）伯爵家中异常放纵的壁画[18]。宗教人士的身份丝毫不妨碍他欣赏细节丰富的威斯巴登浴场画面——当时的人们在浴场庆祝节日和进行古希腊式的狂欢。就像造物主创造他们时那样，男女共浴、舞蹈、狂欢酒宴、怪诞的人物装扮、性角色互换和变身游戏等画面让他赏心悦目；画面上也展现了竞技场景。他不但没有对这些露骨的画面遮遮掩掩，反而大方地让他的客人们参与这场视觉盛宴。[19]

巴黎大学教授朗恩斯坦因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Langenstein）在拜访了这位宗教人士之后，看似批判、实则享受地在论文《关于肉欲》（De voluptate carnali）的第五章中写道：

也就是说，尘世中所有让人走上歧途的不道德行为可以分为三种：肉欲、随时间消逝的贪欲和对毫无价值的名声的自傲。有什么能比表现威斯巴登浴场狂欢的绘画更好地展现肉欲？画面上是放荡不羁的肉体，人们嬉水享受，这种愉悦像泡沫一样无法长久。

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伴随音乐在盛宴中纵情狂欢，对花费毫无顾忌。

人们一来就会找到同好，要求有女性相伴，然后进入浴池，虽然身体得到了清洁，灵魂却被玷污了。小号和笛子奏响音乐，人们迈出步子，跳起了圆圈舞。男女丝毫不知廉耻，不加遮掩地在观众贞洁的眼睛前共同上演堕落的表演。人们看到的是女性裸露的胸脯和男性不加遮掩的臀部，每个角落都在侮辱纯洁的思想和纯洁的生育。[20]

朗恩斯坦因看不到任何“美德”，能看到的只有“对上帝的忘却”。当然，城市贵族家里的图像不会如此过分。埃贝斯泰因的约翰身为宗教人士，却可以公开展示这些画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世纪晚期越发自由的精神。那是个羞耻和内敛落于下风的时代。看到这点，我们就能理解亨内·拉登在什么环境中成长——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强烈的色彩和赤裸裸的痛苦构成了街道和广场的景象，张扬且近在咫尺。

在当时，死亡的艺术（ars vivendi）比生活的艺术（ars moriendi）更重要。人们认为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结束后的地狱或天堂才是永恒。深刻的忏悔、痛苦的自我折磨与最严重的罪行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替上演。如同个体所体现的那样，整个社会只有极端，没有中间。

两种思想一直伴随着亨内的成长：一是原罪观念，认为每个人出生时都带有罪孽；二是尘世苦海有终的观念，认为人生在世只会经受有限的历练。人们每时每刻都要设法救赎灵魂，但这是可以通过行善和忏悔实现的。伴随亨内成长的信念是，上帝创造了世间的秩序，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中扮演好上天给他安排的角色。城市贵族们捍卫自己的特权，这也是在实现上帝的意志——如果不是从上帝那里，那他们是从何处得到这些特权的？

亨内父母在古登堡宅院的住所应该也分为展示区和日常生活区。在住所中与亨内一起玩耍的很可能是他的兄弟。撇开很早就由母亲带着一起操持家庭事务不谈，如果姐姐埃尔泽（Else）是在1414年嫁给城市贵族克劳斯·菲茨图姆（Claus Vitzthum）的，那么她至少比亨内年长六岁。文献中对她的最后一次记载是1443年，她可能在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兄弟弗里勒的出生日期不明，去世则是在1447年8月。在遗产继承调解中，弗里勒的终身年金继承权被转给了亨内，同时每次可领取的金额减少。基于这点，可以推测出弗里勒年长于亨内——因为如果年金继承权转移到了更年轻的人那里，后者领取年金的时间将会更长，而单笔金额将减少。

弗里勒娶了城市贵族耶克尔·希尔茨（Jeckel Hirtz）的同样名为埃尔泽的女儿，自1434年起与她一同居住在埃尔特维勒。[21]关于兄弟之间关系的资料很少，但如果通过遗产继承调解就得出两人不和的结论，未免是进行了过度解读。与此相反，兄弟间似乎一直保持着联系，因为亨内与侄女——弗里勒的女儿奥迪尔根（Odilgen）及其丈夫约翰·佐根罗赫（Johann Sorgenloch）一向关系良好。可惜我们不知道亨内是否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在那个高夭折率的时代，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当时半数孩子都活不到10岁。

另一方面，父亲很晚才与埃尔泽·维利希（Else Wirich）结婚。他当时已超过50岁，已经算得上是个老人。在埃尔泽活下来的孩子当中，亨内是最小的，可能也是最受她疼爱的，这体现在她之后为亨内处理终身年金事宜，以及就遗产继承协定和继承调解为他上庭辩护等事务上。古登堡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和退出美因茨城市贵族圈的行为都显示出，母亲为自己最年幼的孩子规划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亨内在今天的舒斯特街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当时，这条街道因附近的圣昆汀教堂（Quintinskirche）而被称为昆汀巷（Quintinsgasse）。圣昆汀教堂是美因茨最古老的教区教堂，早在774年就出现在了文献记录中；13世纪末14世纪初时，圣昆汀教堂具有了晚期哥特式厅堂式教堂的形态。但亨内受洗的地方不是圣昆汀教堂，而是圣克里斯托弗教堂，那是一座简朴的哥特式拱顶巴西利卡（Basilica）教堂。小亨内受洗的石质洗礼盆出自14世纪，下方由狮子雕像托起。

在礼拜仪式中，年幼的亨内是否经常看向圣克里斯托弗背负耶稣假扮的孩童的壁画？或许画家在这个城市贵族之子受洗时已完成了壁画，或许是亨内的父母因为儿子出生而向教堂捐献了这幅壁画，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幅画诞生于1400年前后。

走出古登堡宅院，亨内就来到了昆汀巷，这里遍布手工艺人的小屋，其中包括刀剑制造师、编篮工和制壶匠。如果他走向另一个方向，穿过当时还叫亚麻店下巷（Unter den Leinengaden）[22]的克里斯托弗前巷（Vordere Christofsgasse），那么他将被不同的亚麻纺织工场环绕。他会对这些纺织工投以友善的目光，因为他们的勤奋增加了他家的财富。

1239年，大主教授予城市贵族商店经营权。这项权利能保障他们在织物生意中的收益，因为这样一来，只有城市贵族才有资格出售织物或者授权他人出售织物，后一种情况指的是他们也可以通过出租织物商店来获取租金。

亨内从小就对城市贵族的传统耳濡目染，父亲告诉他城市贵族眼中的美因茨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城市贵族骄傲的资本是什么，以及城市贵族可以运用和同时要捍卫的权利有哪些——这些权利并不总是可靠。人们常批评的阶层傲慢，归根结底是关乎生存的行为习惯，是保障自我认识、从而保障城市贵族权利合法性的基本准则。

亨内绝不会让自己与行会混为一谈，因为这将使他失去自己拥有而行会成员不具备的税收特权。税收特权的基础在于行会成员与城市贵族身份的区分，后者用历史来强调这一区分的合法性：美因茨这座城市之所以能获得自由，城市贵族功不可没。这也是他们在与行会的争端中唯一可拿来为自己辩解的。因此越发重要的是，不要因不与行会区分而让自己的身份遭受质疑。

为了了解美因茨城市贵族如何产生，以及他们为何将自己视为城市自由的保证和载体，有必要在此简短地介绍一下美因茨的历史，这段历史也是小亨内耳熟能详的。他从小在这样的阶层意识形态中成长，这构成了他基本的世界观。

美因茨隶属于大主教，但自1347年起，大主教的官邸位于附近的埃尔特维勒，而非美因茨城中。美因茨在11世纪末形成了由富裕市民组成的上层社会，主要由大主教大臣组成，他们也在市政府中任职，例如市长、司库大臣、警长[23]、法官、陪审员。通过罚金、手续费、售出商品的税费、不同监狱的收入、妓女税等，这些职务为他们带来了收入。[24]

美因茨大主教辖区是德意志最大的教省，不仅如此，美因茨大主教还担任帝国掌玺大臣（kanzler）一职，同时也是七大选侯[2]之一，在帝国政治上一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为美因茨大主教处理行政事务的大臣，城市贵族成员逐渐掌握了各种能带来收入的特权，例如商店经营权或者担任教省公职和进入铸币会（Münzerhausgenossenschaft）的特权。13世纪初，美因茨诞生了主要由市民和大臣组成的城市自治机构——市议会，成员共有24人，他们将终身维护这座城市的利益。

整个帝国中都出现了类似的机构，不论是在莱茵河两岸，还是在多瑙河、佩格尼茨河、阿尔诺河两岸，或者是在威尼斯，在意大利，这样的自治机构被称为执政团（signoria）。大主教没有任命市议会成员的权力，而是由市议会在其成员去世后决定继任者人选。

市议会从大主教那里获得了对所有建造行为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在美因茨这样一座繁荣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城市中，城市贵族因此获得了通过地产投机来增加自身财富的良机。

在教皇与来自斯陶芬家族（dem Staufer）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的斗争中，与帝国中的大多数城市相反，美因茨选择站在教皇这边，美因茨也因此得到了回报：大主教埃普施泰因的西格弗里德三世（Siegfried Ⅲ von Eppstein）在1244年11月13日宣布美因茨享有自由特权，美因茨自此成为自由市。虽然名义上其仍归大主教所有，但实际上权力落到了控制议会的城市贵族手里。但与此同时，城市贵族们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大主教大臣家族出身与大主教保持充分的往来，因为大主教能使美因茨成为教会会议和帝国议会的举办地，这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美因茨的经济发展。

亨内的家族虽是大臣世家，但祖上同样来自手工业和银行业。有人认为暴动者“红色的”阿诺尔德（Arnold der Rote）是古登堡的祖先，1160年，可能在6月24日圣约翰日这一天，作为城市中反对主教的带头人之一，他参与了对美因茨主教塞伦霍芬的阿诺尔德（Arnold von Selenhofen）的刺杀行动。虽然美因茨因发生刺杀主教的严重罪行而受到惩罚——城墙被拆除，以至于城市毫无保护地“暴露给了狼和狗、小偷和强盗”[25]——但“红色的”阿诺尔德并没有被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追究责任，正如在史料中可见的，他仍作为有声望的市民出庭为文书做证。虽然对“红色的”阿诺尔德的后代没有确凿的记录，但无论如何可以推测出的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出生于一个世代居住在美因茨、以市民身份为傲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