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个人”与现代“国家”的发现
毋庸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凭着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和感受，我们都完全可以断定：这样一种完全以“个人”的欲望和感受要求一切，主宰一切的态度，必然归于失败。换言之，主人公避无可避，逃无可逃，最终蹈海自尽的结局，实际上是“他”时时处处以“个人”的愿望和要求主宰一切的生活态度自身所蕴含的必然结局。小说的悖论在于，主人公的自杀行为，在昭示这种生活态度必然处处碰壁的困境的同时，却又以生命为代价，将其书写成了一种永远不可更改、不愿放弃的价值立场。
我们看到，《沉沦》的主人公“他”其实不是因为外部社会环境的压迫，而是因为无法忍受自身欲望的折磨而走上绝路的。从东京转到N市之后，脱离了曾经令他感到不可忍受的人际环境，“学校开了课，他的朋友也渐渐儿的多起来”，外在社会环境的压迫，实际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小说写得很明白，在一个人独处一室，周围又充满了清闲雅淡的田园气息的新环境中，主人公的苦闷乃是“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即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欲的折磨。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存在、繁衍和生长，天然地离不开性欲的驱动。性欲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具有指向他者，在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实现人类的繁衍与持存的自然属性。质言之，性欲必须在背叛自身中实现自身，在指向他者中保持自我，这是人类作为动物种群的生存需要。人类作为动物种群持续存在的前提，就是性欲必然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
正因为此，《沉沦》的主人公可以成功地把以“个人”为中心要求一切和支配一切的态度贯穿在几乎所有的领域，把包括长兄在内的所有人都视为仇敌。但在个人与自身，在个人和他与生俱来的性欲之间的关系环节上，却遭到了根本性的失败。在脱离了一切外在社会环境的监控，摆脱了一切束缚而真正成了“个人”的地方，人类的繁衍和持存所必需的性欲，以其天然的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个人”的控制，让主人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和自责中。
一方面是把“个人”保持在自身限度之内，用“个人”的感觉和欲望要求一切，主宰一切的现代性立场，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性欲必然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冲突的结果是主人公被迫将“自我”分裂为二：一个是循着性欲的增殖性和及物性的支配，在被窝里自慰，对房东的女儿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性冲动，乃至最后和小旅馆的侍女厮混在一起的“我”；一个则是站在现代性“个人”立场上，时时刻刻监视着前者，谴责这前者的“我”。在“个人”的监视和谴责下，自慰行为变成了“在被窝里犯的罪恶”，对房东女儿的欲望才因为压抑而变成了窥视，进而变成了必须即刻彻底斩断的奇耻大辱，和小旅馆侍女一夜厮混，也才会成了自杀的导火索。
一直反复书写性欲对“个人”的压迫和折磨的郁达夫，并没有注意到弗洛伊德已经站在性欲的立场上，以性欲的增殖性和及物性消解了“个人”的神圣性，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反思现代性迷思的历史大幕，而仍然苦苦挣扎在“个人”不可改变的主体性立场和性欲必然要改变自身的在体性立场之间，让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在苦闷和自责中陷入无法逃避的恐惧，最终把《沉沦》里的“他”赶进了大海。
正如“只要”的坚持和“不要”的拒绝都是现代新“个人”立场的标志一样，“他”无尽的恐惧和自责，同样也是想要把“个人”立场贯彻到底的标志。每次“在被窝里犯的罪恶”结束之后，“他”都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原本清新干净的自我已经因为受到玷污而毁灭了。无论是从文学隐喻，还是人类生存本体的立场来看，这种身体被毁灭的恐惧感，都是显而易见的“个人”被毁灭的恐惧。
人类作为动物种群的繁衍和持续存在离不开性欲，而性欲天然地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又只有通过身体才能实现，通过“个人”的身体生长、成熟、毁灭的自然过程而实现。个体生命在性欲的天然驱动下，通过必不可少的性行为，进而通过“个人”身体的毁灭，承载和延续了种群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身体的自然归宿，就是在成熟中背叛自身，在毁灭自身中实现自身，而不可能永远保持在自身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沉沦》主人公把原本应该指向他者的性行为逆转为自身对自身的反常行为所导致的身体被毁灭的恐惧，和“他”对性欲增殖性和及物性的恐惧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极力想把“个人”保持在自身范围内而不可得的结果。
同理，“他”无穷尽的自责，也是因为自己“本来应该”保持“个人”的独立和完整与事实上却又未能做到之间的冲突。“他”在事实上——这一事实基于人类的自然本性——不可能将一切保持在自身范围之内，保持在“个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但却又拒绝承认此一事实的正当性。而在形式上已经脱离和避开了周围的一切，成了孤独的“个人”的情形中，指向自身的反常性行为又失去了可能归罪的外部对象。于是，伴随着身体被毁灭的恐惧感而来的自责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指向自身的反常性行为之后的犯罪感，身体被毁灭的恐惧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责，都是主人公“他”否认“个人”不可能将一切置于自身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能——这一基本的自然事实的正当性，坚决而毫不妥协地想贯彻其“个人”立场，从“个人”出发理解和要求一切，竭力要将世界纳入自身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结果。蹈海自杀，就是贯彻其“个人”立场的最高形式。自杀前的爱国主义呼喊，同样是其“个人”立场的极端表达。
如前所述，主人公想将一切置于“个人”控制和支配之下的愿望，实际上是在“他”成功地逃离和避开周围人群之后，在人类性欲必然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的作用下遭到失败的。但在“他”自杀前的呼喊中，问题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祖国”变成需要为我们的主人公之死担负责任的主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联系“他”此前在日本同学中间因自己是中国人而如芒刺在背的感受，以及在回答小酒馆侍女“你府上是什么地方”的询问时如“站在断头台上”的心情来看，“他”对待祖国的态度，很显然地照样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只要”和“不要”式的选择。当“他”觉得需要隐藏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时，祖国就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符号；当“他”觉得需要祖国的力量以实现“个人”的目标时，就把自己变成了呼唤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者。所以，“他”临死之前呼唤祖国和第二章里呼唤赤裸裸的“异性的爱情”，其实并没有任何区别。这里的祖国，一样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被召唤出来的，目的是以母亲的形象安慰“他”，承认“他”固执而任性的各种要求的正当性，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标。
《沉沦》的现代意义也就体现在这里：对现代人来说，祖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种族和血缘纽带为基础互助互酬的生活共同体，而是独立的“个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自由地结成的、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一件人为地构造出来的“人工制品”[3]。前者重视的是“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和忠诚，后者重视的是社会组织在保障公民利益方面的责任。正是在这个现代性思想装置中，祖国在郁达夫笔下才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个人”的利益组织，应该为主人公的死亡承担责任的存在。
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这里的“现代”或“现代性”，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思想类型。《沉沦》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因而也只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们的一种主导性思想观念，而非全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从传统的种族与血缘关系的角度理解国家，突出国家的神圣性，强调“个人”对国家无条件的责任与忠诚的思想，才是事实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思想”。我们的目标是梳理《沉沦》如何在现代性的立场上理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另一种思想类型的可能性，至于两者之间价值高下等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延伸阅读
1.有兴趣更进一步了解和阅读郁达夫的同学，可以阅读温儒敏主编的《郁达夫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系“名家析名著”丛书系列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对郁达夫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的主题、艺术特色等作了切实扼要的分析。
2.张洁宇的《图本郁达夫传》（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是史料线索比较清楚而可读性较强的一部作家传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梳理了郁达夫的生平经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郁达夫的生活、思想和写作。
3.王富仁的《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收入《灵魂的挣扎》，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文，把包括郁达夫在内的创造社作家群的文化命名为“青年文化”，以区别于传统中国的老年文化和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中年文化，以平实生动的语言深入论述了创造社作家群的现代性意义。该文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郁达夫及其《沉沦》在当时的青年读者群中“洛阳纸贵”的文化根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把郁达夫和创造社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思想类型来看待。
4.对想要进一步钻研相关问题的同学来说，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对孤独的个人、风景、国家等问题在文学中的现代性起源做了深刻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郁达夫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思考题
1.阅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比较郁达夫、梁启超、鲁迅三人在“个人”生存与国家兴盛关系问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2.从浪漫主义文化和文学思潮的角度比较一下《沉沦》的孤独体验和卢梭之间的异同。
3.以女性的身份设想一下，你是否愿意接受《沉沦》主人公“他”的爱情？
[1]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2]［日］柄谷行人：《风景之发现》，《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3]［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