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以“我”为中心的“要”和“不要”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不乏以“返回自然”的方式追求个人的自由，在忘情山水中沉思冥想，感受和体验个人存在的例子。《沉沦》中提到的桃花源的“发现”者陶渊明是一个，唐代的王维，以及众多山水诗作者，也都是我们熟悉的例子。甚至在古希腊时代，也不乏极力追求摆脱世俗事务的桎梏、在沉思冥想中体味自我价值的哲学流派。那么，郁达夫笔下的“他”，与我们熟悉的在忘情山水中沉思冥想、感受和体验个人存在的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最明显、最直观的事实是：前者追求的是宁静，是“忘我”，而“他”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随时随地要求以自我的感受和愿望支配一切，宰制一切的躁动不安的“个人”。郭沫若的《女神》创造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现代性之“我”，郁达夫以《沉沦》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同样创造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现代性的“个人”，把传统中国文学“静”的文化精神，扭转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对“动”的关注和追求。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与周围人，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

如前所述，《沉沦》中的“他”是以和周围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叛逆者和孤独者的形象贯穿整部小说的。因为和周围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所以“他”才从国内到国外，从东京到N市，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和避开他人，最终走到了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的海边，蹈海自尽。而叙述者也大致循着“他”的情感逻辑，把问题归罪于社会，把“他”塑造成了一个饱受丑恶和黑暗的迫害，不容于世俗社会的孤独者。在“怀才不遇”的士人文化传统和现代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双重影响下，一般读者和研究者也都乐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当做同情的对象来看待，甚至把自我的形象投射到“他”身上。《沉沦》当时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者中风行一时，创造社作家群被看做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根源就在这里。

但前面已经说过，这种“个人”不容于谁的被迫害和被挤压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外在环境造成的，而是“他”有意识地追求和营造出来的心理氛围。明知是自己的过错，但仍然要以彻底决裂的方式，把自己的长兄树为敌人，把长兄当做对立面而把自己判定为“一个善人”，好让自己的眼泪“瀑布似的流下来”，以便享受善良的无辜者受迫害的心理幻觉，就是明显的例子。

非常容易和结尾处的爱国主义呼喊联系起来的，“他”作为中国人在日本遭受到的侮辱性歧视问题，也需要仔细分析。小说第二章写“他”在周围同学中的孤独感，这当然可以和当时弱小、落后的中国与正在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心理联系起来，视为中国人——所谓的“支那人”——在日本普通民众中间的遭遇的一个缩影，进而把“他”可怕而强烈的“复仇”感，上升为正义的爱国感情。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叙述者强调的并不是周围的日本同学对作为中国人的“他”的歧视，而是“他”个人的心理问题。开篇第一句话，也是第一自然段，实际上就确定了这一章的基调：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接下来的内容，也是承接第一章关于“他”在“自然风景”中的孤独体验的描述而来，以对比的方式引入“他”在学校里，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受到的孤独的。在作者的叙述中，这种孤独的根源，仍然在于“他”的性格，而不是我们想象的日本人对来自落后弱小的中国的“他”的歧视。因为“他”总是“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作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即便有不顾“他”的愁容，主动前来和“他”交流者，也因为“他”自身的原因而疏远了“他”。小说写道：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不得不”三个字，实际上已经把问题的根源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作者在叙述“他”在周围人群中的孤独感的时候，实际上运用了双重视角。一方面是完全站在主人公的立场上，贴着“他”的思路和内心活动，真切地描述主人公的体验和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他”的孤独处境及其成因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解释。套用王国维的说法，前者是“入乎其内”，深入而细腻地描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后者“出乎其外”，审视被描写和被叙述着的“他”。把主人公的孤独和不幸归咎于日本人对作为弱国子民的“他”的侮辱与歧视的流行解释，乃是忽视了郁达夫旁观着、审视着自己笔下的人物，对“他”的一切进行着分析和解释的一面，站在患了严重精神疾病的“他”的立场上看待问题的结果，一种“有病的”眼光和思路。

我们看到，作者在审视和分析主人公的内心体验时，已经明白无误地点出了“他”的主观感受与实际上的事实世界之间的差别：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除了再一次强调造成其孤独境遇的原因主要在主人公自己之外，这段文字，实际上还揭示了“他”追求“孤独”，“爱孤独”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反过来理解“他”对待“自然风景”的态度。“他”之所以喜爱“自然风景”，乃是因为沉默无言的“自然风景”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愿望，根据自己的不同境遇，把想象的暴力随心所欲地施加，以满足自己的夸大妄想狂。“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Zarathustra。”

当“他”循着同样的情感需要，把想象的暴力运用到人类身上，运用到“他”与周围日本同学的关系上时，问题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说笑，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和“自然风景”完全相反。“自然风景”沉默无言地承受着“他”，满足着“他”。而“日本同学”则随时随地以一言一行刺激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他”的夸大妄想狂，把“他”从自我意识的主观幻象中抛回到现实中来。“他”的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就是“他”不愿意从自己的夸大妄想狂症幻象中脱离出来，仍然固执地要把自己主观的想象暴力贯彻到底，施加到“日本同学”身上的结果。

“他”非理性的“复仇”感，就是个人的夸大妄想狂症幻象被现实打破，但却又不甘心放弃并走出个人主观幻象，拒绝承认和接受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的产物。就是说，对日本人强烈而可怕的“复仇感”，根源并不是因为自己周围的日本同学有什么过错或者罪恶，而在于“他”自己的主观情绪，随着其心境和情绪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一种自我意识。小说写得很清楚，在因为“他”自己的眉头紧锁的愁容而导致周围的同学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纷纷抱头奔散之后，“他”在忍无可忍的孤独感的驱使下，发出了可怕的“复仇”的叫喊：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但在心情平静下来之后，“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问题的根源不在别人，不在外部社会环境，而在自己错误的要求和期待：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如果说这里的描述和分析，还不足以把问题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错误理解拉回到“个人与他者”关系的维度上的话，我们不妨来看这样一个事实：在小说第五章中，当身份为中国人的同学不能如“他”所期待那样对待“他”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同样生发出了强烈的“复仇”感。在这里，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他”，在于“他”希望周围的人能够完全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正确地理解“他”，同情“他”。但不幸的是，“他”预先的期待只是一种个人化的主观幻象，而不是根据真实的事实性世界生成、改变着的活生生的情感体验，以主观幻象来强行要求真实的事实性世界的结果，自然会招致挫败。在挫败之后“他”又拒绝承认现实，拒绝改变自己的复仇感：

他的几个中国同学，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寻访的时候，总想得些同情回来的，然而谈了几句之后，他又不得不自悔寻访错了。有时候讲得投机，他就任了一时的热意，把他的内外的生活都讲了出来，然而到了归途，他又自悔失言，心理的责备，倒反比不去访友的时候更加厉害。他的几个中国朋友，因此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他听了这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同学，也同对日本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的心。

最终的结果是“他同他的几个同胞，竟宛然成了两家仇敌”。

很明显，恰如主人公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安适和自在与“自然风景”本身的客观实在性无关，而只与“他”自己的情感变化有关一样，“他”的复仇感一样地和对象的国籍、身份等社会属性毫无关系，而只与“他”的内心世界有关。正是从“他”想要以个人的主观幻象来强行要求他者的愿望中，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中，生长出了“他”对包括日本人、中国同胞，乃至自己的兄长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复仇感。

正因为此，“他”搬到了几乎渺无人烟的梅园里，在“密来（Millet）的田园清画一般”的“自然风景”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之后，才又会“不觉笑起自家的气量狭小起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宣告了同世界的和解：

“饶赦了！饶赦了！你们世人得罪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罢！”

一方面是非理性的可怕的复仇感，一方面是蔼然可亲的饶赦。两种相反的态度，实际上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主观幻象之中，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处置一切，要求一切的现代性个人主义立场。

这种以“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愿望为中心要求一切，宰制一切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下面这段话里：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在这里，主人公的“不要”和“只要”，实际上都是根据个人欲望作出的选择。“不要”是拒绝认同外在的社会伦理秩序，而“只要”则是追求个人欲望的贯彻和满足。“他”所要求的“从同情而来的爱情”，不过是个人欲望的复制品。异性在这里的唯一功能，就是无条件地赞同和印证其个人欲望的合法性，理解主人公的痛楚，并以母亲的身份安慰之。主人公“他”所要拒绝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日本人，而且是包括自己的兄长在内的一切人，一切与他的个人欲望相冲突的社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