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兴市场中跨国企业的高管层激励与战略调整

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经济学理论中重要的理论来源，成为研究高管层激励和战略管理的核心理论框架（Dushnitsky and Shapira，2010）。事实上，在过去20年的理论研究中，全球跨国企业高管层激励战略的研究已经逐步从固定的高管层工资结构体系转向高管层薪酬激励机制。高管层薪酬激励与高管层的绩效挂钩，包含一系列实质性的激励要素，如基于股权的激励，这些激励要素有利于股东应对委托—代理问题（Filatotchev and Allcock，2010）。与此同时，对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尤其是亚太区域国家中跨国企业而言，委托—代理问题尤为值得关注（Ho et al.，2011；Hoskisson et al.，2000）。这是因为作为公司治理和海外战略中的重要部分，高管层激励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高管层激励方案的制订受到当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有着非常鲜明的本土特色（McCarthy and Puffer，2008）。也正因为如此，通过高管层激励来对跨国战略产生影响应考虑董事会和激励方案的独特性（Lau et al.，2007；Roth and Kostova，2003）。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尤为如此，中国市场作为新兴市场中的典型，经历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更有其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Hoskisson et al.，2000）。

具体而言，作为两种不同的高管层激励方式，高管层股权激励和高管层控制权激励有不同的作用机制。股东可以根据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来应对委托—代理问题。高管层股权激励是通过给予高管层获取组织运营剩余价值的权力将股权持有者的利益、股东和组织的利益连接在一起，并通过战略决策杠杆使组织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决策机制（Deb and Wiklund，2017）。由于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一部分原因为组织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Jensen and Meckling，1976），因此，对组织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连接，有利于控制组织决策和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而对高管层控制权激励而言，其机制为：通过给予高管层专属性的控制权来寻找将委托—代理成本最小化的情境方案，通过给予高管层被尊重的感觉使管理者产生内部的自我激励，从而有效平衡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Wang and Pu，2005）；就该层面而言，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通过利用不同的机制来应对管理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以往的研究成果，组织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过度消费组织资源或者选择次优的投资方案来获取个人效用的最大化（Fama and Jensen，1983；Jensen and Meckling，1976）。从这个视角分析管理者进行组织战略决策的过程，可以看到，相比风险更高的探索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管理者更倾向于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尽管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不利于组织的长期投资回报和长期战略发展。此外，对管理者职业生涯发展的研究指出，管理者为提升其管理声誉和业界影响力，更倾向于模仿行业内其他组织的海外投资决策从而降低战略决策的风险，然而其对组织的个性化因素以及长期绩效的考虑较为有限（Ho et al.，2011）。委托—代理问题很容易出现在组织的海外战略管理过程中，这主要是由于衡量和评判高管层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需要一系列与海外市场相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是股东所不具备的。由此带来的组织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包括，高管层很容易从信息不对称中获取战略决策的优势，并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海外战略决策（Fama and Jensen，1983）。然而，此类决策可能难以以组织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而是更多地关注决策的便捷性、可实施性以及是否有利于其职位的稳定性、是否有利于提升其在专业领域的管理声望。一旦跨国企业的战略调整决策未对探索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或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有全面、长期的评估，其将不利于组织达到双元并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平衡，也不利于组织的长期发展。这也正是中国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利用安排中，更加依赖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而探索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利用不足的原因之一。

因此，如何有效使用高管层激励来帮助组织进行双元并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调整，从而有效应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由于高管层的决策对组织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管理效率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Fan et al.，2012），而大多数已有研究对高管层薪酬激励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Filatotchev and Allcock，2010），即使现有文献未能对本书所关注的新现象提供直接解释，已有研究也已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帮助本书更好地明确具体研究问题，也更好地指导本书进行后续实证分析。本书认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高管层激励与双元并进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