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哈萨克边界”如何成为“外地”“边疆”
与“准噶尔近接西陲”[103]不同，哈萨克则是未通“声教”的“绝域”，从治理形态上“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面对愿“永为大皇帝臣仆”的哈萨克汗，清朝只允接纳其为“外藩属国”：“哈萨克在古康居大宛间，汉武帝与师伐宛，虑康居之救，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传，便为宣威绝域。前此远隔准夷，未通声教，当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时，不能兼并其地。”[104]与此类似的说法是，“哈萨克”被认为就是“大宛”，《清高宗实录》卷543记为：“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书所传，便为宣威绝域。”这就意味着，乾隆帝的西部疆域观（止于哈萨克）是以汉武帝为教训的。乾隆帝这种认识是否符合汉朝的情况，则是需要分析的，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汉代的疆域观念乃至疆域类型（见第三章《中国古代边疆的类型》节）。
夏季突入哈萨克的清军，自然对哈萨克“越境”游牧的冬季浪潮没有多少准备，认定“雅尔既经筑城驻兵，哈萨克自必远避”，[105]但这样的自信满满遭遇的是大自然的限制，不得不照乾隆三十一年（1766）八月伊犁参赞大臣[106]阿桂所请退筑新城。[107]虽然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清廷因“楚呼楚亦筑城垣”而将原先的“雅尔参赞大臣印”作废，改铸“驻札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印”，但是九月，乾隆帝仍谕“巴尔品着以参赞大臣前往雅尔”，直至三十四年（1769）七月，乾隆帝还曾传谕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咨行雅尔参赞大臣”。可见，在楚呼楚新城建立之后的几年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至少仍经常驻扎雅尔。[108]明乎此，乾隆三十二年（1767）作为一个关节点年份，乾隆帝、伊犁将军明瑞、继任伊犁将军阿桂（二月任[109]）与雅尔参赞大臣乌勒登之间围绕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的决策过程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完整呈现。
有学者辛苦搜寻，把记录清朝向卡外界内哈萨克征收马匹的最早文献确定为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110]此处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谓“照内地征收贡马例”，“内地”究竟指哪里呢？在这里，哈拉塔尔、库库乌苏、沙拉伯尔、勒普西等处显然被论者归入了“卡外界内”。[111]除了哈拉塔尔、沙拉伯尔“离伊犁只一河之隔”，显然库库乌苏、勒普西等处远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一线之外，“内地”其实就是“卡内地方”，也就是伊犁、塔尔巴哈台境内。这里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三十二年，奏准，哈拉塔尔、库库乌苏等处”之事是几月份发生的？该论者认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朝政府开始对卡外界内哈萨克征收马匹的做法，其实是效仿于“稍早时候”清朝对进入夏季卡伦过冬的哈萨克征收马匹的办法，[112]而早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既已做出有条件允许哈萨克越卡游牧的决定：“谕军机大臣等，据乌勒登奏称，哈萨克因避雪越入卡内游牧，伍岱带兵前往驱逐等语，想已移咨阿桂矣。哈萨克等因伊处所雪大，爱惜牲畜，越入卡内……可传谕阿桂，即速前往雅尔酌办……今安集延、布噜特等处部落，来至回城，均令纳税，尔等既藉卡内地方游牧，即宜一体纳贡。嗣后将哈萨克马匹牲畜，如何抽取作贡，及雪融后即行遣回之处，阿桂即向哈萨克等详悉定议具奏。”[113]所谓“稍早时候”，即当年三月。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己卯，“谕军机大臣等，据乌勒登奏称，协领巴尼等已将越卡游牧之哈萨克等，拿获八名，均系牧丁，现在圈禁看守，并令三达等前往搜查驱逐等语。哈萨克归附有年，甚属恭顺，但以游牧遇雪，累次越界，若竟将所获牲畜全行拘留，朕心殊觉不忍。近据阿桂遵旨议奏，秋冬雪落后，请将塔尔巴哈台卡座，稍为内徙，暂令哈萨克等住牧。每牲百只抽一，交卡上官员收取，以充贡赋，春季仍行遣回。已交明瑞等公同议准。此次即应照所议办理，可传谕阿桂，伊或亲往雅尔，或将拿获之牧丁人等，解至伊犁，明白晓谕，并令将文书带回，交伊头目遵照办理。至所获之牧丁八名，究系议前越界，仍应酌量惩治遣往，并将此传谕乌勒登等知之。”[114]这里“议前越界”之“界”就是“卡”，所谓“越界”也就是“越卡”。纠缠于“越卡”还是“越界”（“国境线”意义上的“边界”），有可能使我们不去追问清朝皇帝为何采用同一个“税率”。
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的一则材料有如下文字：“巡查哈萨克边界，征收税马官兵，较往年多派数百”，[115]此处“哈萨克边界”当属于清朝无疑，否则不会有征“税马”的权力。完成于乾隆末、嘉庆初的《总统伊犁事宜》，记有：“每年秋季，酌派官兵，巡查哈萨克边界并收租马……再查，此项哈萨克，自每年冬间落雪后，来塔尔巴哈台境内。游牧者，每马百匹，取祖马一匹。”[116]道光年间刊行的《新疆识略》记有：“乾隆三十二年起历年哈萨克进边过冬，所交租马，每马百匹，收租马一匹，入备差厂。”[117]
道光五年（1825）九月，当俄国私入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哈拉塔拉，伊犁将军庆祥请旨要求饬下理藩院转俄国萨纳特衙门交涉时出现了“边疆”一词：“否则嗣后秋令，巡查边疆，收取租马，均有窒碍难行，于地方大有关系。”[118]“查乾隆二十二年我朝大兵平定准噶尔之后……彼时我朝厘定疆界，凡消平准噶尔之地，即系圣朝边界，爱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哈萨克虽系臣服，仅止羁縻，并未收其寸土尺地。后因哈萨克贪逐水草，时有私入之事，每岁派兵驱逐，旋逐旋来，曾经前任大学士阿桂奏奉谕旨：爱古斯河以内不准哈萨克游牧，爱古斯以外，方行哈萨克游牧，嗣后以驱逐为艰，蒙高宗纯皇帝以好生为心，念哈萨克迁徙之劳，将博罗霍集尔、崆郭罗鄂伦卡伦外千余里之地赏借哈萨克游牧，哈喇塔拉即在其内。乾隆三十二年，经军机大臣议覆，前任大学士阿桂等所奏，卡伦外边界内游牧之哈萨克，每岁交租马若干，以作纳赋，即令秋季查边之领队大臣，顺便收取。”[119]此处“领队大臣”所“查”之“边”当为“卡伦外边界内”之地。次年张格尔伙同浩罕叛扰喀什噶尔，庆祥自杀殉职（时任参赞大臣）。
至此，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决策过程大致已经明晰：一月，雅尔参赞大臣乌勒登上奏哈萨克越卡游牧事并咨行伊犁参赞大臣阿桂，乾隆帝认为“宜一体纳贡”，至于“如何抽取作贡”，谕阿桂具奏；三月乌勒登又奏同类事件，伊犁将军阿桂议奏“每牲百只抽一”，明瑞等共同议准；十月才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乌勒登回奏“彻回卡座后”情形。上引材料所谓“均立有鄂博”的“爱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所谓“博罗霍集尔、崆郭罗鄂伦卡伦外千余里之地”，都是伊犁将军阿桂所奏“卡伦外边界内”、伊犁将军庆祥所说“边疆”（给人的感觉是简单替换了“哈萨克边界”字眼）。一句话，在这里，“卡外”、“边疆”应该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哈萨克边界”。我们不能拘泥于“卡外界内”与“卡内”的两分，而忽视了两者更为实质的联系在于魏源意义上的“外地”“边疆”与“内地”“边疆”。从雅尔参赞大臣于伊犁将军是“咨行”关系，并且同样可以直接上奏看来，两者辖地虽有重合，职权虽有交叉，但皇帝对两者的直接垂直控制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同样面对“哈萨克边界”（“外边疆”，是对“外地”“边疆”的归并说法）的封疆大吏，其辖地同属“内边疆”（对“内地”“边疆”的归并说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常识是，所谓“凡消平准噶尔之地，即系圣朝边界”，[120]显然是在“所有凉州、庄浪不得作为边界”[121]之后的新边界，自然包含所谓“哈萨克边界”。而在“伊犁为新疆都会”[122]并设立伊犁将军之际，所谓“凡消平准噶尔之地”，也就是说伊犁将军辖地远远大于“向为准夷腹地”的“伊犁”。[123]乾嘉之际的带形“边界”——“哈萨克边界”，变为道光朝的带形“边疆”——近代“边疆”的初曙。乾隆朝伊犁将军阿桂所谓“卡伦外边界内”，其中“边界”显然是此前作为参赞大臣的阿桂所奏奉谕旨的“爱古斯河”这样的线性“边界”——近代“边界”的前身。
而为了说明乾隆以降西北边防线的整体面貌，厘清“准噶尔线”、“阿桂线”、“明瑞线”的先后继承与变化关系也十分重要。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参赞大臣阿桂建议“自辉迈拉呼至都图岭，共设卡伦二十一所，每卡各派兵二十五名、官员一名，每两所卡伦各派侍卫一员管束，皆三月一换”。这是一条自北至南设置的非常漫长的卡伦线，“约计二千里”[124]。这一设想可谓“阿桂线”，而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上任后提出的“明瑞线”根据实际情形又有新的变化，并最终落实为冬季卡伦线、夏季卡伦线。其实，准噶尔人早就设置了卡伦线，可谓“准噶尔线”。对此，伊犁将军明瑞等奏称：“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伊犁、雅尔河二处派兵坐卡，均有所难，且询据准噶尔时曾在此坐卡之厄鲁特等答称，先前，此等地方所设卡伦之处，数卡之间，又驻一大队兵防范。然而，与哈萨克等彼此劫掠、偷盗之事时常发生，后将阿布赉及哈萨克酋长之子弟擒至伊犁，虏掠之事稍有减少，但偷盗案件终未断绝等语。”[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