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面建设现代化下的经济增长

从概念上看，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或使用的货物和服务的总和，而经济增长则是按可比价格反映这种总和动态对比的结果。货物和服务的总量大，增长得快，为社会和居民提供的福利也就可能更多。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部，这些货物和服务在全社会是如何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是不是满足了效率、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经济增长。而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有社会发展、资源和环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方面协调发展的要求也就越复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只反映在GDP上，还要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上。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论述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新的判断，这就是经过中国人民上百年的努力，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奋斗，中国总体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但是经济社会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改善。这实际上就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从数量上看，有持续增长、不断充实的要求，还需要在生产结构、分配结构和产出结构上实现均衡发展。

为什么在现阶段中国长期的发展目标不再适合以具体的数量指标来规定？党的十八大提出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表面上看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指标，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明显增加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难度。简单地说，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来进行表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在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情况下，如果不把足够的生产成果所形成的收入转化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就翻不了一番；反过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果要翻一番，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必须翻一番甚至更多，或者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形势下，如果不对国内生产总值提出要求，而仅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提出要求，那么就必须完成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一个社会的发展所包括的内容远远不止于居民收入，还有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医疗、国防、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社会保障等众多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可能不大，如发展教育可能要几十年才能见到成效，对当年的GDP所提供的贡献相对较小，如果仍然以GDP为中心，那么教育可能就发展不起来，反而可能影响长远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但如果要发展教育就需要有一定的支出，而这些支出需要通过经济增长中所形成的国民收入来支付，这对经济增长也形成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基础还是要发展，这些发展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或多或少地需要人力资源、财力和物力的支持，最终对经济增长提出要求。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是不要经济增长了，而是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和更加复杂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不同时期的GDP就要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以及发展条件有所变化，分别有不同时期的预期和目标以及约束条件，如在环境条件恶化的情况下，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可以牺牲一部分经济增长来治理环境，使长远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改善的基础上，从表面上看，GDP好像没有生产出那么多，但却给人民和全社会带来更多的福利，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那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否还有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动力，来帮助我们改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美国和韩国，没有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中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等方面的约束条件也很多，但仍然保持了持续的较好的经济增长：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韩国则在“亚洲四小龙”的其他经济体放慢了增长脚步的时候，仍然通过科技创新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保持着持续增长。反过来，也有一些看似条件比较好的国家，也希望加速经济增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罗斯联邦和委内瑞拉，但由于它们的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都有问题，最后从高收入国家又退回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至少有三方面的优势，制度优势、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

首先看制度优势。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时，经济发展就开始出现停滞。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一般地说，都存在着政府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市场失灵的现象，原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体制反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之际，党和国家深化改革、从严治党治国和清除腐败，形成了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局面；在经济上，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等建立和发展了起来，虽然这些市场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但从总体而言，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活力和效率的市场体系，“中国奇迹”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创造出来的，而且会得到延续。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新时代实现稳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指出，在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期间，“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对中国当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实施了特别关注，这就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克服“贫困的陷阱”，实现持续发展，从低收入的贫困状态实现温饱（1998），进而又跨越温饱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率从10.2%降至4%，重要的就是依靠制度优势，依靠改革开放产生的制度创新红利，这种制度红利既没有沿袭传统经济体制，也没有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而是切实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结经济发展史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存在，“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所以发生，深刻的原因在于发展理念的偏差，发展脱离了科学、和谐、均衡，脱离了为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之所以发生这种脱离，深层的制度原因在于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与解放发展生产力要求的矛盾和对立，在于其经济体制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在资源配置上难以真正发挥决定性硬约束作用，政府失效——在市场失灵的短板领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失灵同时政府失效，政府集权同时市场化不足，导致政府集权下发生“寻租”的可能性极高，企业难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资源，只能通过“劝说”政府获得机会；经济机制失灵的基础上法治化更加滞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制度和治理结构难以形成，对私权缺乏保护，对公权缺乏规范，进而使权钱交易的“寻租”可能成为严重的现实，资源配置不是遵循市场公平竞争下的效率原则，而是普遍遵循寻租过程中的“腐败强度”，既无公平又无效率。要实现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必须依靠有效有力的政治力量组织和领导，政治治理结构具有突出的意义，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最薄弱的恰在于此，因而，我们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实现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看创新优势。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在制度优势中已经讨论过，这里说的主要是技术创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只是加大投入而没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再加上国家这些年来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目前的技术创新正处于最好的发展阶段。多年的人才队伍的培养，科技的“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发展及支持，目前中国在全球化科技发展中已经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大科技创新中心，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高铁、航天航空、生物科技、新能源发展等一系列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优势或正在取得优势，其规模和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这当然也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就是在有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发展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国家仍然鼓励一些尖端领域的发展，由此形成突破并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但这种局部的超常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的，科技创新曾经在历史上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使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增长似乎已经走到极限时又找到新的突破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从未来的发展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将会达到一个现在难以想象的规模，仅仅就对能源的依赖而言，如果在符合全球共同的环境保护要求的新能源发展上没有重大突破，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我们是完全有可能实现这种突破的。中国的崛起发生在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我们抓住了时机，把握住了重点，在这一领域率先实现了超越，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为我们实现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是发展优势。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自GDP总量超过日本后，商品进出口总额、制造业增加值总额等又先后超过美国，居于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从人均国民收入上看，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仍然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高收入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大约在40 000美元左右，中国的人均GNI（Gross National Income）则仍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准，2016年为8 260美元。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I下限目前是12 235美元，我们目前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有历史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是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1978年的人均GNI为200美元）上起步的，虽然我们在过去40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世界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只不过发展得比我们慢。由于它们的起点高，工业化的历史悠久，我们要实现赶超仍然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然而，这种发展上的差距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供给方，我们可以利用比它们当年发展更加先进的科技和装备、比它们现在更加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优越条件来更好地发展生产；而在需求方，由于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水平和发展国家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它们的市场已经相对饱和，我们还有更大的潜在市场需求，而不断满足这种需求的过程也正是我们实现进一步经济增长和推进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党的十九大重新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一方面揭示了我们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实际上指明了我们的发展方向。这正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