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18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接下来，我们用上述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来分析2018年的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我们从2018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说起。

本节所说的“自然走势”，指的是没有进一步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经济的自然走势。本节的分析用的是总供求分析法，宏观调控体系也基于总供求模型，因此就分别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来讨论。

一、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2018年三大需求的自然增速均有可能回落。一是汽车、房地产相关产品、衣食等消费增速下滑或将拉低整体消费增速。二是房地产政策调控、环保趋严、地方政府去杠杆、企业去杠杆将导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三是贸易摩擦增加，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再加上高基数效应，中国出口增速可能下降。

（一）消费

综合考虑拉动和抑制消费的因素，我们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继续下滑。促进消费同比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网络消费因素。2016年、2017年网络消费的兴起成为抑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滑的主要因素，2018年这一因素将继续对消费同比增速起到提升作用。一方面，当前网络实物消费主要体现在食品、衣着、日用品等小商品方面，而餐饮、生鲜食品等其他商品仍有相当大的开发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网络消费将对农村消费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农村消费同比增长11.8%，高于2016年0.9个百分点，而城市消费相对2016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第二是科技因素，微信、支付宝等便捷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居民的日常消费。

抑制消费同比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环保因素。2018年环保趋严将可能成为抑制消费的重大因素。其一，环保趋严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影响消费。英国、美国治霾过程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速下滑和价格上涨。中国刚刚进入环境治理的初级阶段，供给减少是避免不了的，对经济与就业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短期的滞胀必将对消费产生短期的负面影响。其二，汽车消费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较大，汽车消费的下滑将直接对消费增速上涨产生抑制作用。环保趋严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影响汽车消费：第一，受环保趋严影响，燃油价格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增加开私家车的成本，降低消费者购车的欲望。第二，环保趋严对汽车排量的限制政策将影响潜在购车者的消费预期。第三，环保趋严会导致加强限号出行，开私家车是为了方便，若是限制条件太多会逼退边缘消费者的购车欲望。

其次是部分产品边际效用递减。这主要体现在食品、衣着、日用品等小商品方面。虽然网络消费将刺激消费增加，但此类商品是网络消费出现之初的主要消费品。经过几年的发展，此类商品的网络消费已经相当成熟，进入了消费边际效用递减阶段。当前网络消费吃、穿同比增速已经逐月下滑。

最后是房地产调控。当前房地产去泡沫的限售限购政策，将影响与房地产有关商品的消费。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升级，2017年下半年各地房价与房子销量下滑的同时，家用电器和音像类器材、家具类的消费额同比增速也出现逐月下滑。

（二）投资

综合考虑拉升和抑制投资的因素，预计201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可能继续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拉升因素有两个方面。第一，预计2018年第一产业投资应该有所上升，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产生提拉作用。其一十九大报告指出，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续30年。我国第一轮土地承包从1983年前后到1992年止，承包期为1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从1997年开始，土地承包期为30年。虽然距离2028年还有10年的承包期，但农产品存在长周期的特点，很多农产品的投入在10年间甚至连成本都未必能收回。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无疑给种养殖户吃了颗定心丸。预计2018年第一产业或将继续加速扩大再生产。其二虽然当前食品价格相对较低，但随着种养殖的规模化，其平均成本减小，利润空间上升。而且食品的网络消费，也正在由加工食品向生鲜食品扩展，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构成了第一产业投资增速加快的提拉因素。第二，网络消费兴起，需要配套设施的完善，这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道路运输、互联网及其相关服务行业的投资均是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升因素。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的抑制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房地产去泡沫。曾经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增长依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前的房地产去泡沫调控，很有可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拉低效应。其实从2017年5月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就已经开始逐月下滑，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0%，较当年第一季度回落2.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17%左右，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将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走势。第二，去杠杆。无论是去政府的杠杆还是去企业的杠杆，都将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抑制因素。去政府的杠杆，财政支出减少，逆周期调控减弱，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投资增速下滑方面。去企业杠杆，原本的政策目的是限制僵尸企业，但一方面，由于企业杠杆泡沫化难以定量，去杠杆程度难以把握，易导致过度去杠杆，影响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源泉；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的成本与操作的可行性，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很容易产生“一刀切”的机制，对民间投资产生抑制。第三，环保趋严。对固定资产投资来说，环保趋严也不全是抑制因素，对于制造业来说，就存在一定的拉升作用。环保趋严会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升级，促进制造业投资。但受政策不完善的影响，许多企业将处于被迫关停，或因担心政策的摇摆而观望、减少投资的状态。

（三）进出口

预计2018年中国出口额、进口额同比增速均呈放缓趋势。

出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第一，全球经济复苏仍在持续中，较为强劲的外需对中国出口贸易有着正向的影响。根据IMF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3.9%，高于2017年的3.7%（IMF，2018）。第二，2017年12月2日美国政府通过税改法案，成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税改法案的通过能够加快美国经济复苏，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尤其是机电设备的出口。

从压低因素看，第一，2017年出口增速上升部分原因来自2016年同期的低基数效应，随着低基数效应逐步淡化，2018年出口额同比增速将受到较大影响。

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出口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引导海外企业回流，同时业已通过的税改政策也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刺激作用，制造业或将出现良好发展势头，从而促进出口，进而在世界市场上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

第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升温。2018年全球贸易冲突升级可能性增加。全球贫富差距扩大、恐怖袭击等原因导致全球政治气候右转，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特朗普政府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目标，2017年年初便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大幅增加。2017年美国对中国发起多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于11月正式拒绝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要求。除了美国外，欧盟、日本也已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中美经济关系可能恶化。随着贸易保护的升温，各国可能采取回应措施，贸易战、金融战的风险上升。

第四，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或将导致世界经济出现收缩，暂缓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此外，包括欧盟一体化、中东局势以及朝核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问题也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综合上述分析，预计2018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速较2017年将有所放缓，但仍会维持正值。

进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第一，消费结构升级促进进口同比增长。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也逐步在改善，对海外进口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第二，关税进一步降低。从2017年12月1日起，中国将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共涉及187项商品，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这也将推动中国进口同比增长。从压低因素看，第一，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低于2017年，投资所需的设备进口增速或下降；第二，环保政策将对环境污染较大的进口产品产生较大影响。综合来看，预计2018年全年进口增速较2017年将有所放缓。

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2018年，受环保加强、能源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等因素影响，总供给增速或将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

（一）环保力度加强

环保标准的提高以及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大对于中国目前处于新常态下的经济来说是必要的，但这二者至少在短期内都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一方面，环保督察使得环保压力持续上升，落后产能淘汰加快，开工率下降，产能减少，进而导致产品供给减少，总供给下降。另一方面，环保督察可能会倒逼企业加大对引入环保型生产流程等新手段的投入，短期内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对总供给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同时，大规模的环保督察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导致环保要求的实现速度快于预期，这对中国经济短期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

（二）能源成本上升

国际原油价格在2018年“暂时”还有进一步上涨空间。从供给层面来看，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预测，一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俄罗斯等产油国承诺延长减产协议，并计划在2018对6月复审执行此前协议后减产的效果，这意味着明年库存将减少，进而抬高油价；二是，中东局势不稳定可能给石油供给带来冲击；三是美国更高的管道运输价格，引致原油成本上涨。从需求层面来看，全球维持经济复苏势头，尤其是美国实施减税政策之后，原油需求或将趋于上涨。历史经验显示，美国减税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外溢效应，带动全球经济回升，引致对原油等能源需求增加，进而支撑原油等工业原料价格上行。

（三）劳动力成本增加

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力需求会增加，而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供给却在下降，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劳动力成本或将继续上升，短期内对总供给产生负面影响。第一，部分大城市限制人口将导致“低端劳动力”返乡回流，在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仍较低的情况下，劳动力再配置成本增加，可能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第二，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劳动力人口供给将继续下降，这种老龄化社会引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结合劳动力供给缩减导致的工资上升，将双向提升劳动力成本，不利于总供给扩张。

（四）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施压及全球竞争性减税

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推进“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等战略对中国工业生产形成新的压力。美国减税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根据最终方案，减税主要有三点：第一，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21%；第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其中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7%；第三，企业海外收入汇回美国只需一次性纳税，现金类资产征税15.5%，固定资产征税8%。税改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吸引美国海外资产回流。美国减税可能引起全球减税竞争，日本政府拟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而更多国家已提前减税。2017年1月，德国宣布税改，通过减税每年为企业减负150亿欧元。4月英国减税法案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有降低。7月法国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美国减税可以通过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两个渠道影响中国经济，一方面中国面临不断上升的劳动力、环保以及一些隐性成本，另一方面，减税将增加美国制造业优势，制造业将回流美国，将对中国经济供给侧造成压力。

2018年总供给的拉高因素可能源自改革红利释放和技术进步的推进。但这两个因素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将大于短期，对短期总供给的冲击有限。

三、小结

在自然走势下，2018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结合供给与需求的自然走势，我们判断，没有政策干预下的2018年GDP增速可能为6.0%以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受环保限产影响，供给增速下降幅度可能大于需求增速收缩幅度，2018年自然走势下的CPI增速较2017年有所上升，约为2.5%，个别月可能更高一些，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CPI上涨率整体上比较温和，也处于历年政府通货膨胀目标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