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在积极准备“独立”的过程中，蒙藏地方政府因为相似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选择相互支持和鼓励的策略，在1913年甚至签订《蒙藏协约》，反映了蒙藏希望联合，与中央政府抗衡和与外国势力讨价的意愿，尽管协约内容没有实现，但这可以为新时期审慎对待民族问题提出警醒。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对国家的主体文化认同程度低、民族融合程度低的地区往往容易滋生分裂主义，反之则不易滋生分裂主义。文化认同对于促进民族融合、确立国家认同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朝统一全国后，由于作为少数民族主政，其在民族政策上长期采用分而治之的方式，其治藏方略偏重于政治、军事方面；在蒙古问题上长期给予蒙古大量的自治权。总体来讲，清朝在促进蒙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一直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蒙藏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内地的主流文化之外，文化的差异成为蒙藏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清朝中前期，蒙藏对中央政权的服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实力的强大，但是随着清后期国势的衰弱，尤其是西方帝国的侵入，蒙藏此前的服从很快消失，趁辛亥革命中国内乱之际，相继走上叛离中央的道路。从清末民初蒙藏地方民族“独立”问题的历史经验可知，对不同于内地民族和文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统治应该加强文化的融合和国家身份的认同，不能偏执于怀柔的笼络政策或军事政治的强力措施。

(1) 洪浩培：《清朝续文献通考·官职》第138卷，第8983页。

(2) 普莱姆·拉尔·梅赫拉：《20世纪初俄国在西藏的阴谋》，载《民族学刊》，2012年第2期，第69页。

(3) 李晋美，旺秋：《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专辑》，《西藏文史资料选辑67辑》，第63页。

(4) 《鹿传霖奏牍》卷1，第5页，载吴丰培编：《清季筹藏奏牍》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5)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6) 《清德宗实录》卷534，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

(7) 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摄影印本，1983年，第65页。

(8) 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8页。

(9)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下），第856页。

(10) ［英］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95-199页。

(11) 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16页。

(12) 柏林著，王元大译：《阿旺德尔智堪布》，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13) 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8页。

(14) 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2页。

(15) ［英］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97页。

(16) ［英］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