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名为《重思教育：面向全球共同利益》的重要报告。该报告认为“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为此需要重视教育的人文主义路径，才能守护人类的共同利益。所谓教育的人文主义路径，我们的理解是用人文主义的方式来开展教育活动。根据学者周国平的解读，人文主义指的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也就是要有人性关怀，尊重人的尊严，用理性的方式来行动，行动要具有超越性，要追求生命的意义。教育的人文主义路径就是要用“人性”“理性”和“超越性”的方式来开展教育活动。在人类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而所处环境快速恶化、社会越发技术化的当下，教育的人文主义路径具有全球意义，也是全球的共同利益。我国当前基于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激烈竞争产生的我们生存所依赖的生态与人文环境恶化，反映在基础教育领域就是应试教育的倾向难以治理，以考试分数为导向的基础教育把无数家庭、教育工作者和儿童裹挟在内，成长中的儿童普遍地缺乏心灵上的滋养。如此之教育，培养的即使是所谓的优等生，他们所擅长的都往往只是认知技能，因为从小就经历竞争的洗礼，比较而言，他们缺少对他人、对自然和对社会的关切，易于成长为钱理群教授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所以为了社会的文明发展和个体的幸福存在，当前的基础教育需要有一个人文主义的转型，基础教育本身需要具有“人性”“理性”和“超越性”，以此强化对下一代的“人文性”这一核心素养的培育。
用人文主义的方式来开展教育活动是时代所需，而教育的人文主义路径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文之师”。“人文之师”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高大上概念，这一“理想型”的提出只是呼吁广大的基础教育教师重视自己人文素养的修炼，当教师通过人文阅读、人文思考和人文实践培育了自身的人文素养时，他就成了人文之师。成为人文之师，不只是社会和教育所需，也不只是教师的专业要求，还是教师提升自身境界和生存品质的基础。拙作《教师的人文之旅》实际上是作者自身的人文修炼记录，其中主要内容来自两个维度，其一是作者对教师人文成长和人文之师素养的思考，这主要是通过一种人文学习（阅读和思考）所得，其二是作者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和范式来思考基础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包括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道德教育的人文之维，以及对大众文化和教育信息化的人文审视，最后是对应试教育、教育管理、体育文化、“择差教育”和校园欺凌的人文反思。可以看出，拙作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者人文学习直接所得，一部分则是作者用人文学习直接所得对基础教育中重要问题的探索，这也展现了提升教师人文素养必经的修炼过程。作者不敢自称“人文之师”，本书只是一位教育研究者、一位培养下一代师资的“为人师”者在成长和修炼旅途中的“游记”而已。
我国社会的人文理想遭遇了种种困境，基础教育学校的教师，不只需要精神“成人”，而且还应精神“成师”，这就需要有孤寂而漫长的人文修炼之旅。修炼过程中要有人文学习，还要有人文思考，即对教育实践中自己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基于人文主义的反思（第一章）。教师的人文素养包括了诸多维度，其中首先要有基于专业的“教育爱心”，教师还应提升自身的专业自觉，努力去构建德性课堂（第二章）。我们应从人文主义视角反思所谓的“教育起跑线”问题，教育应如传统农业一样重视节律。我国社会的文明转型需要具有人文精神的社会精英引领，英国公学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些许启示（第三章）。道德教育过程中存在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培育学生宽容之类的道德智慧，道德智慧在美国学者加德纳的理论中就是个体多元智能中的一种。基于人文理念，道德教育应强调“目的论”的道德灌输，也就是要强化培育学生道德智慧的意识，但从“方法论”上来看，教育实践中应摒弃“道德灌输”，而采用符合人性的方式实施道德教育（第四章）。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广泛应用，大众文化成了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显性或隐性课程，大众文化的意义生产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儿童的道德智慧生成。游戏是一种大众文化，儿童在游戏中成长，游戏是一种“精神”“形式”和“内容”的“三位一体”存在，这“三位一体”存在指引着我们教育儿童在游戏中成长。媒介教育对媒介社会中的儿童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媒介教育不只是教育儿童学会自我保护，而且还要培育他们在媒介中不伤害他人的意识。对大众文化的如上审视具有人文性（第五章）。教育信息化是整个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教育信息化不只是一个技术使用问题，它应是人类社会整个文明进程中的一部分，应具有从物质到精神、从行为到制度的均衡发展。学校应设立信息主管，信息主管应该不只具有技术素养，还要有管理和教育修为。在信息社会，关注儿童的网络安全，注重对儿童进行信息保护，开展信息安全教育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要求（第六章）。我国基础教育应试倾向是因为相关制度供给上存在“囚徒困境”，为此应改变单向度的教育评价；教育管理应遵循人性而为；应重视学校体育的非身体教育价值；应反对所谓的“择差教育”，并且用同情理解的方式来思考校园欺凌发生的机制，这些都是对教育实践问题不可或缺的人文反思（第七章）。
教师的人文成长具有丰富性，其内容远远超越了作者如上所述。教师的人文之旅是自我修炼的孤寂之行，但愿作者如上“游记”能为广大研究者和基础教育教师带来些许思考，甚至启示，或者是知音感，如是足矣！
蔡连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