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转型中的满族情感轨迹

在满族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值得探讨，在从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的转型中，很多满族文学作品在清末表现出了情感的变异。很多满族作家正经历着与旧文化告别，与新文化磨合，在新旧文化交替中，满族文学作品表现了一种巨大的情感落差。人们的研究视角往往从封建社会无可挽回的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来研究这种文学现象，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的转型中，文化转型使得满族文学情感轨迹发生了变化。

从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的转型给满族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渔猎文化和农业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质，在文化转型及其磨合中，满族的风俗习惯、语言、心理、思维、生理等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满族文学创作也随之表现出了巨大的情感落差。文化转型中的满族文学的情感轨迹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　渔猎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差别

在文化转型中，满族经历了农业文化与渔猎文化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农业文化有保守的恋土情结。农业文化注重土地，表现出了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高度依赖。农业文化比较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衣食来源都依靠土地，因而，过度依赖土地，人们成名后往往要用出生地冠名，把人的荣誉归功于祖上荫德或好风水。

渔猎文化本身就是充满威胁的冒险。人们在打渔捕猎时，气象无常，猛兽出没，险象环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种富有挑战性的危险的生产方式会使人变得机敏异常，善于应变，勇于冒险，富于智慧。满族渔猎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战斗。满族打猎要经常与猛兽打交道，山中有各种凶狠的熊、野猪、虎、豹、狼等猛兽。“熊最猛，苟遇之，无不伤人者，且善与猎人斗。盖虎豹背枪而走，熊则迎枪而扑，失一枪不中，猎人无不肢裂。其次猛兽为野猪，亦多伤人。狼最险，其害人能出人不意。”[28]此外毒蛇也经常伤害人畜。在打猎中，遇到老虎、熊、狼、野猪都要冒着生命危险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在满族的渔猎生产中，最难捕杀和危险的要数成年野猪了。这样的野猪一般多是雄性，个头硕大，大獠牙1尺来长，单独行动。它身上蹭满松油子，再滚进一些沙子，坚硬无比，刀枪不入。老虎都惧怕野猪的凶猛。满族捕鱼同样充满了危险。“‘江里活拿命换’，代代都有殉江人。鳇鱼别看它是眼睛小的庞然大物，在江中有翻江倒海的力量，十几个渔船，百十号人都常常无法捉住，它的头一昂，尾稍稍一摇，巨浪就有三丈高，大槽船常被浪水砸下而掀翻人葬江中，鱼便安然逃遁。故此，在吉林乌拉打牲衙门打牲丁数万名，贡差最苦最累，活计最琐碎最多，危险最大的差使，头一项便是捕鳇鱼贡差。”[29]渔猎生产需要胆量和武器。渔猎文化中的满族人战时穿盔甲，猎时佩弓矢。艰苦的渔猎生计养成了满族人勤劳勇敢、坚忍刚强的民族性格。即使表面看似平和的采集经济，满族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的。“那都是原始树林子，那树都老粗了，好几个人都搂不过来……我是把头，那叫头棍儿，棍头。当把头的领出去（领导）这拨人啊。你得会看山形啊，不能迷失方向啊。在那里头，那里头阴沉沉的连个日头都看不着，那是三层树林子。就是原始树林子，你想青天看不着日头啊，你得带着指南针啊，早上和晚上咱都戴手表……放野山参这个东西有危险，那里头黑瞎子、狼群虎豹啥都有……”“放山得人和，人不和不行……那黑瞎子、老虎要把人抓住了，把我抓住了，你们都跑了，那不把我喂了，那就是死也都得上啊。那不是简单事啊去放山……”[30]满族歌谣《六姐出嫁》中：“车轱辘菜满山野，黄泥山下住个小六姐。小六姐，去挖参，差不一点叫虎吞。多亏猎手穆阿秀，射死猛虎把她救。六姐为报救命恩，要和阿秀他成亲。”[31]六姐采集人参差点丢了性命，看似平和的采集经济也充满了危险。

满族人是冒着生命危险求生存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因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生活的艰险使得满族人勇敢顽强、心胸开阔、自由无拘、富于开拓、勇于冒险、积极进取。胡潇在《文化现象学》中比较过农业文化和渔猎文化的不同：农业文化“恋乡土，求安稳，重依附，轻自主，尊传统，少创造，时间观念强烈，空间意识淡薄，勤劳俭朴，温良敦厚”。以捕鱼为生的人“胸襟像海一样开阔无垠，思维像潮水一样深沉宽远，理想像长帆一样高扬鼓舞，意志像船舵一样坚定不移，智慧像波涛一样蕴含丰富而升腾不息，心灵像鱼汛一样充满生机而永不枯竭”[32]。可见，渔猎文化使处于艰险环境中的人陶冶了深湛的智慧；而农业文化使人安居自足，与世无争，清心少欲。满族生活场域在东北，他们认为长白山是其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地处北温带，由于纬度较高，冬季漫长而寒冷，这种寒冷的气候会对人的性格产生影响。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心，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和诡计。”[33]由于东北地区天气寒冷，人们在野外游牧打猎，不可能细嚼慢咽食物，为了驱寒，必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种生活方式养成了人们粗犷豪爽的性格特点。

满族渔猎文化决定了满族文学感情自然率真，不矫情，不做作，往往直抒胸臆。满族文学语言清新自然、质朴刚健，表现出雄强的一面。清代满族诗词创作的最大特色是开创了中国北方诗歌豪放的风格。朝廷供事的满族作家徐元梦、揆叙等的诗歌清雅刚健，随军参战的满族作家禅岱、顾八代等的诗歌雄浑豪放。女真海陵王完颜亮的诗词文章特点是“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文风雄健恢宏，被评为“出语倔强，真真咄咄逼人”[34]。金主词作大都有雄强之风。满族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清前期的表现征战围猎的作品总体特征是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情调恢宏雄肆。康熙的《萨尔浒》写道：“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飚。”[35]

从时人对满族作者作品的评价也能看出满族文学雄强的特点。如岳端被评为“寄情激昂、飚驰湍发而不可遏抑者”，王源被评为“清音朗激”，林风岗被评为“负诗渊奇，吐言天拔”，博尔都被评为“近体清新，歌行雄放”，揆叙被评为“波澜不二”，保禄被评为“清新老健”，何溥被评为“笔兵墨阵，横扫千军”，总之，时人对满族作家的评价都具有清雅雄键的特点。[36]从总体看，满族文学描写对象多为大自然中硕大崇高的对象，文学意象主要有高山大川。满族传统作品人物形象也往往善于骑射，英勇善战。《满文老档》《红罗女》《萨布素将军传》《飞啸三巧传奇》《苏木妈妈 创世神话与传说》《乌布西奔妈妈》《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女真谱评》《金世宗走国》等大量满族作品的主人公都善于骑射，骁勇善战，这和满族的渔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满族先民历史上的生产方式主要是雪原狩猎，深山采参，冰河捕鱼，跑马拓荒，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产方式造就了满族人雄强的性格。满族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不稳定的生产环境中，养成了吃苦耐劳、刚毅果敢、乐观豪爽、奋发向上、勇敢顽强、百折不挠、勇于进取、善于学习的特点，为满族日后入主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满族的许多歌谣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如玄烨的《松花江放船歌》写道：“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迭锦绣縠明，彩帆画随风轻，箫韶小奏中流鸣，苍岩翠壁两岸横。浮云耀日何晶晶，乘流直下蛟龙惊，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观兵。松花江、江水清，浩浩瀚瀚冲波行，云霞万里开澄泓。”[37]揆叙的《凿冰词》写道：“北风卷地声如吼，一夕蛟皮三尺厚。冲冲万指罗沟坑，有药唯求不龟手。终朝苦辛缘底事，踏冻冲寒效奔走。连车收载纳凌阴，狼藉宁须计升斗。待看夏簟引凉飔，筋力徒劳非汝有。”[38]贵昌的《游猎》写道：“散猎平原外，悬知狡兔肥。盘雕旋日下，怒马报云飞。晴树天光远，层山野色微。莫言无一获，谈笑带禽归。”[39]这些都反映了满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作品都清新自然，刚健雄拔，表现了渔猎文化的尚武精神。不固定的生产方式使得满族人特立独行，自由奔放，少有束缚，生活中充满了冒险。

渔猎文化和农业文化习俗不同，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差异。满族歌谣《打发俄云出门子》中：“俄云（满语姐姐）问我给点啥，给你碗，给你瓢，给你杜利（满语摇车）用不着。红针扎，绿针扎，你要什么只管拿。海螺罐小，蛤蜊瓢大，就是不给嘎拉哈。”[40]满族歌谣《月儿圆》中表现了满族人民充满智慧，就地取材，创造了迥异于中原地区的生活风貌。“船儿摇，别害怕，长大嫁给渔老大。鱼皮鞋，鱼皮袜，鱼裙鱼袄鱼马褂。夜明珠，当作灯，又省油来又光明。不怕雨，不怕风，黑夜织网看得清。蛤蜊壳，当水瓢，不怕湿来不怕潮。又美丽，又轻巧，做饭淘米轻轻摇。海螺罐，做水缸，能装米来能盛糠。冬天短，夏天长，一年四季鱼当粮。鲤鱼头，鲇鱼尾，细鳞脖子重嘴唇。炖江鱼，用江水，湖鲫熬汤味儿美。”[41]渔猎文化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器皿可以使用“海螺”、“蛤蜊”，这和农业文化生活中的生活器皿陶瓷是不一样的。

渔猎文化与农业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铸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格，也导致了不同的文学风格。渔猎文化中的满族文学清新自然、雄强刚健；农业文化中的满族文学修辞考究、情感细腻。在文化难以对接时，不能适应时代时，又产生了伤感和失落感。

二　从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的转变

从满族皇太极的农奴主政权的建立到封建王朝的建立，从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的迅速转型，从生活体制到人的内心世界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满族先民以渔猎文化为主，采集经济也占有重要的比例。明朝曾记载了当时尚为氏族部落的满族渔猎的情况：满族渔猎之时，“人数多不过三十，少不过十余”或“率以二十余为群，皆于郁密处结幕，一幕三、四人共处”[42]。满族渔猎景象十分可观，所谓“猎机渔梁，幕宇马迹，遍满山野”[43]。当时的满族以渔猎为业，不事耕稼。满族的猎物主要有貂、青鼠、水獭、麋鹿。满族的采集经济也是重要的生产方式。满族采集的特产主要有鱼、蟹、人参、木耳、蘑菇、蜜、海松子等。满族当时常常“倾落采参，逾大岭布野”。满族把狩猎采集来的产品交换牛、马、农器。满族之所以以渔猎文化为主，主要是因为满族地处北方森林地带。“只有世界人口1％的人生活在北方森林地带，而它却占了全球陆地表面积的10％。在整个北半球都能发现这种林区，主要是松柏科树木组成的森林植被，没有热带森林那么浓密。这类地区一般不利于种植农作物，因为生长季节比较短。”[44]满族生活的地域不利于农业生产，而适宜打猎捕鱼，因此满族的文化是渔猎文化，而不是农业文化。满族南迁以后，才开始了向农业过渡。由于蒙古东进的冲击和明军与李朝军队的破坏，满族各部落遭受了几次大的战争洗劫，从14世纪末叶到16世纪中叶，南迁的满族各部落开始频繁迁徙。明代满族各部落开始南迁，从以放牧、狩猎、采集为主的渔猎文化向以农业为主的农业文化过渡，形成了“农牧兼资”的局面。

15世纪上半叶满族开始从狩猎、采捕向农业生产过渡，这种过渡过程挑战了传统的文化习俗。明朝末期，满族生产方式从以渔猎为主变成了以农耕为主。满族由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转变是有其深层内在原因的。人口增长的压力和满族食物的需要会引起食物生产的转变。据研究，人类学家大多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食物获取技术的主要类型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农业生产者一般能比食物采集者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在竞争中农业生产者可能比食物采集者更占优势。“虽然食物生产不一定比食物采集容易，但它一般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量要更高。生产率高就意味着在一定的领土上能维持更多的人口。在快速扩张的食物生产者和食物采集者之间的土地竞争中，食物生产者会显得占优势，那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食物生产者的人口更多。这样，食物采集者群体在土地的竞争中失利的可能性就更大。有些群体为了生存，很可能接受了耕作生活方式而放弃其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45]农业生产尽管把人束缚在土地上，但创造了比渔猎生产多出许多倍的财富，这实际上也是满族为何由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转变的原因，因为农业文化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满族由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过渡时，不懂得农作物如何种植。《女真谱评》中有过一段这样的描写：有些耕种的五谷，长势不好，十年九不收。很多平民过着饥荒生活，甚至仍以猎食野畜和鱼类为生。“有些耕地，虽然耕种上了，快到秋天了，庄稼苗儿还没结籽粒呐。这天，阿骨打询问民众为啥这苗儿不结籽粒？才知道这些地是在五月初五以后耕种的。到底儿什么时候下种，民众也谈不清道不明，阿骨打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阿骨打心想，没有粮咋打仗啊？将来得派人到宋朝去，偷学耕种方法。”[46]阿骨打在天象的指引下，向奇霞异彩走去，找到了胜陀真人，胜陀真人给了阿骨打二十四节气歌谣：“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开了铲，夏至不纳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立秋忙打甸，处暑动刀镰。白露烟上架，秋分无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交十月，小雪地封严。大雪河封上，冬至不行船。小寒不算冷，大寒三九天。”[47]这二十四节气歌谣就是如何耕种的二十四节气歌谣，以后，女真人才逐渐掌握了农业种植规律。

满族从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过渡和满族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有关。满族入主中原后，满族为了摆脱落后的状态，提高全体满族的文化水平，一方面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坚持国语骑射的祖规；另一方面开始参照汉族模式进行制度改革。皇太极主张倡导效仿明朝体制，到了顺治时，满族的骑射习俗已经荒废了，《清世祖实录》卷106记载：“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致军旅较前迥别。”[48]满族统治者提倡学习汉族文化加快了从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的过渡。

三　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转型中的情感困惑

从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的转型中，满族民族精神日渐衰弱，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满族入主中原后，迅速吸纳汉族的文化，逐渐失去了满族简朴勤劳的特质，满族语言也渐渐荒疏。满族统治者尽管有意营造渔猎文化的氛围，设置围场以供打猎，让满族人练习骑射，也没有奏效。从低级的氏族部落到高级的封建社会满族社会形态急剧转变，也使得满族文化习俗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也使一些满族文学艺术具有了浓郁的失落感。“在满族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形态急剧地由低级到高级转变，随之而来的帝王霸业的成功与家族悲剧的形成，促使满族对人生具有特殊的体验和理解，影响到满族文学自始至终染上浓郁的感伤色彩。”[49]纳兰性德的《唆龙与岩叔夜话》：“绝域当长霄，欲言冰在齿，生不赴边疆，苦寒宁识；草白霜气空，沙黄月色死，哀鸿失其群，冻翮飞不起。谁持花间集，一灯毡帐里。”[50]这首词正表现了满族作家既怀想驰骋沙场又不得不面对文化转型的伤感写照。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指出：“人类从森林走到草原也同样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改变全部的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陈旧的生活方式，那就要触犯许多传统的风俗习惯，而这种传统的风俗习惯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51]翦伯赞的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满族的文化转型。在这种文化转型中，人们的风俗习惯、语言、心理、思维、生理、智能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满族的政治措施没有适应新社会的变革。满族入主中原后，希望通过八旗制度来永久地巩固其统治地位，但满族统治者没有意识到，八旗制度在入主中原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入主中原后，八旗制度已经落伍了，而且不利于巩固清朝政权。满族八旗子弟不必像汉族那样通过读书求取功名利禄。清政府规定世禄之家不应考试：“谨按国初八旗考试之例，时举时停，世禄之家，原不系科名为轻重。其时人才辈出，实有英贤，而官学生、笔帖式、荫生皆可转补编修、学士。凡我八旗子弟，固不必寻章摘句，模拟帖括，思与寒畯争径，然亦必须热读史汉经籍以为根柢，诸子百家以为应变，再加以阅历，习以掌故，然后始可出为干济之用。总之不求科举可也，不读诗书不可也。”[52]“国家恩养八旗，至优至渥。”清王朝的八旗制度在入关后长期的和平岁月中，滋生了大量游手好闲败家子般的纨绔子弟，也产生了很多心怀抑郁又无所作为的贾宝玉式的“富贵闲人”。满族八旗子弟受八旗制度的保护，享受特权，脱离生产，整日玩乐，坐吃山空，许多八旗子弟最后变得穷愁潦倒，贫病交加，哀伤不已。“当时八旗子弟追逐享乐，终日无所事事，相当多的一部人提笼架鸟，频繁地出入戏园与酒楼之中，甚至眠花卧柳，热衷赌博，吸食鸦片，很快就把朝廷发放的钱粮挥霍一空，以致寅吃卯粮，债台高筑，违禁典当份地。”[53]《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雍正帝曾经对八旗风气日衰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而由文途进身者，又只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愒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续，任意靡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54]“沉湎梨园”恰恰促进了满族民间说唱艺术的繁荣，也促使八旗子弟玩物丧志，日渐潦倒。满族歌谣《时气洼》表现了满族人前后生活的巨大反差：“那两年，时气硬，领的饷银扛不动，雇着毛驴往家送。玛也喜，讷也敬，孩子过来捋烧膘，合合过来拍大腚。这二年，时气洼，想着银钱响哗哗，空着钱搭走回家。玛也打，讷也骂，孩子过来浑身抓，合合过来眼泪擦。”[55]可见满族人前后生活的巨大反差造成了心里的不平衡。

满族入关以后，八旗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业文化的环境，到乾隆年间，八旗生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八旗兵丁的经济来源依靠“粮饷制度”的各项待遇。“粮饷制度”一开始是按照人口等级配给的，能够满足满族八旗的生活需要，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满族八旗的生活无法得到充足的供给，满族人的生活越来越贫困，造成了情感困惑。同治三年（公元1864），清朝皇帝允许生活艰难的旗民到各地谋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清政府停止发旗饷，要求驻防八旗兵丁自食其力，谋取生计。

由于八旗子弟享受“粮饷制度”，因而八旗子弟也受到了诸多限制，禁习工农，禁止经商从事手工艺工作，禁止与外族通婚等。八旗兵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驻地，违者财物入官。满族人由于受到八旗制度的诸多限制，没有学会农业经济中应有的本领。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清王朝灭亡了，八旗制度崩溃了，很多满族人没有生产技能，又顾及面子，只能坐吃山空，靠到当铺典当度日。因此，出现了《荡子叹》《穷酸叹》《阔大烟叹》《大烟叹》《老斗叹》《浪子叹》《老汉叹》《叹旗词》等独特的满族作品。“起初时折田变产把学钱凑，到后来托亲告友把膏火开。直落得求借无门难把学上，闹了个半瓶醋外号书呆，待说是半途而废把行弃，这庄稼不会买卖不通是个废才。”“至如今仓箱告匮无粮米，炕坑无烟厨无柴。”[56]八旗兵丁因兵役负担和八旗制度的束缚，生活日益贫苦。满族八旗子弟命运大起大落，由富贵到落魄，八旗子弟内心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

清代中后期，满族的说唱艺术由宗室的诗酒文化已向民间的茶馆文化、从贵族阶层向平民阶层的转变。有很多子弟书记载了子弟书在茶馆、庙会、棚内、树下的演出情况。当时子弟书的演出场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文化转型对满族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满族民间说唱艺术中，很多子弟书等作品在清末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由盛及衰的急剧变化形成了满族文学艺术特有的感伤和哀叹，这类作品往往表现了世态炎凉、富贵无常的感叹。许多旗人最后竟以典当为生。更有甚者，满族席特库将军竟在83岁的晚年卖掉棺材用以养家糊口。在表现八旗特有的潦倒生活时，鹤侣的作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鹤侣在他的《鹤侣自叹》中写道：“吁乎今世命弗佳，半生遭际尽堪嗟。十年回首如春梦，数载韶光两鬓鸦。也曾佩剑鸣金阙，也曾执戟步宫花，也曾峨冠拟五等，也曾束带占清华，也曾黄金济贫士，也曾红粉赠姣娃，也曾设榻留佳客，也曾金樽酒不乏，也曾雄辩公卿宴，也曾白眼傲污邪，也曾高谈惊四座，也曾浩气啸烟霞。我也曾壮志频磨英雄剑，我岂肯一身无系似匏瓜？”[57]鹤侣的感叹身世之作有很多，如《少侍卫叹》《老侍卫叹》《侍卫论》《女侍卫叹》等子弟书作品都表现了强烈的失落感。此时的鹤侣表达的思想情感很有代表性，满族人此时缺失了渔猎文化，又没有介入农业文化中，没有学过谋生的手艺，靠俸禄生活，后来的俸禄不能支撑生活，甚至断了俸禄来源，处于文化悬置的状态，缺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知所措，这时期的满族文学艺术沉湎于对既往时光的回忆，真实地表现了满族人的心态。

满族在从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从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的转型过渡中出现的问题，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造成满族八旗生活的急剧衰落，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满族八旗既放弃了原来的渔猎生活，又不从事农业耕种，只靠八旗粮饷度日，只能导致坐吃山空。第二，满族入主中原，旗人生活稳定，人口迅速增加，消费迅速增长，而粮食商品满足不了人口需求，最后八旗粮饷减少，下层旗人无法维持生计。第三，上层贵族肆意挥霍，生活极度奢侈，国势积弱日衰。第四，外国列强的入侵削弱了清王朝的势力，旗人生活日渐贫困，这势必导致人产生心理落差。所以，从渔猎文化到农业文化转型后，要适应农业文化的生产经济，掌握农业文化所需的劳动技能，才能避免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