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中速增长应多少

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超过4%，就算是较快较高增长了。

但对中国来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如果增速在5%—6%以下的话，那将意味着是低速增长。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保持了30年，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奇迹。而且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仍有可能保持在8%左右的速度，甚至有些年份达到或超过10％也不是不可能。

那么，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如何？

1.国内外的共识：告别高速

国内外各界似乎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已达到高峰值，今后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因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已有因素会弱化或消失；人类经济结构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像工业文明那样广泛深刻的变革；在尚未形成一种能替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新的文明形态之前，自然环境、发展资源难以持续支撑高速增长的需求；尽管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但从未来中长时期看，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由高速步入平稳的增长时期。

2.“乐观派”的观点

当然，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和国内乐观派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仍有可能保持10％或10％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主要理由是：

中国工业化刚步入中期或中后期；城市化进入快速推进期；市场化需求刚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国民收入也刚步入中下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供应尚有十多年时间才会到达“刘易斯拐点”；国际新兴经济体国家市场空间大，尤其国内发展差距和市场潜力所转化的发展动能巨大，因而中国未来保持10年左右的较高速增长完全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认为，按照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是越高越好，即使客观上能够做到高一些，也千万不要过高地增长速度，千万不要“唯GDP主义”。否则，后患无穷。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防止过高的增长速度。

日本原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认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保持9%左右或更高一些的“高速增长”是可能的，但时间大约只有5—10年左右。

2010年6月23日，日本原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发表了《日本东山再起关键在于中国》的文章，^[2]他认为，今后5年中国仍将处于“高速经济增长”期，2015年前后中国将可能进入年均增长4%—5%“平稳经济增长”期。他把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进程作了比较。大致说来，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日本自战后复兴至泡沫经济崩溃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基本相当。

3.“中肯派”的主张

各界多数人认为，中国应进入保持6%—8%左右的“较快增长”时期。

这种意见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也不太可能低速发展，而会有所趋缓，但仍处于6%—8%左右的中速发展或说“较快增长”时期。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关键时期，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既有可能也有支撑。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仍有可能保持年均6%—8%左右较快增长速度（如GDP每年增长6%左右，2020年我国人均GDP就可以比2000年翻两番）。

首先，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巨大市场需求。当前我国仍处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期，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不仅全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最终也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这将支撑经济较快增长。

其次，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都将提供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支撑。受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未来时期，钢材、机械、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将加快发展，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子信息等高增长产业交替出现，服务业大发展和全面开放局面也正逐步形成，诸多经济增长点必将支撑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第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将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总的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正面影响要大于负面影响。虽然近期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冲击，但也为失衡已久的内外需关系提供了契机；为利用外汇储备走出去并购，引入人才、技术解决中国长远发展的技术瓶颈提供了契机；为开发利用海外能源资源提供了契机；为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契机。如果措施得当，应对有效，危机后我国将有希望取得更有利的发展战略地位。

第四，中国市场巨大、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经济结构、发展转型、民众需求能力都有极大潜能有待升级。

4.“悲观派”的见解

与乐观派的“中高速”增长、中肯派的“中速度”增长的观点不同，悲观一点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

独立评论人袁剑先生在2010年6月24日《南方周末》的《中国经济被迫转型，“超级熊市”就此诞生？》一文中作了分析。

他认为，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新的转型时期。较之前面30年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复杂与困难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曾经走过了一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代。但是，今非昔比，原来支持中国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要素：由政策压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权力垄断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所推动的高投资，现在，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正在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