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将进入中速增长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推进，经济高速增长，不少年份增长10％以上。根据不少学者的见解，像中国或者说赶超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增长10%以上为高速增长，而增长9%以下、4%以上为中速平稳增长，增长4%以下则为低速增长或者说是经济微量增长状态。

1.中国步入了工业化中后期

总体上讲，中国初步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的历史性跨越：

欧美国家用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用了60年将13亿人口带入工业社会，是一个历史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3645亿到2009年上升至35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了9.8％，人均GDP 3711美元。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人均GDP 6100美元。

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这一发展水平意味着我国经济总体上步入工业化中期和中等或上中等收入阶段，我国经济体将开始由发展中经济体向初步发达经济体转变。这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将进入转型升级的过渡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也将由高速增长步入中速或中低速增长时期。

2.中国为什么告别了高速增长期

为什么我国经济发展今后将逐步告别高速增长呢？

首先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制度变革以及开放带来的国际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释放告一段落，“起飞”和“扩张”阶段的高速效应逐步弱化。尽管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有不少路要走，但“扩张”阶段终有时日。目前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41%，这不但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为最高，而且中国自身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本身也是难以支撑、难以持久的。

其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超过30年，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超过10年的较多，超过20年的不多，超过30年的极少。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0—10000美元（按相应年份的实际购买力计算大约3000—5000美元）左右水平时，工业占GDP的比重、投资率、实物量指标等开始明显下降，经济增长率也会逐步下降。

再次，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发生了新变化，资源供给会日趋紧张，生态环境会更加敏感，城镇化速度会放缓，“人口红利”会逐渐衰减，劳动力成本会明显提高，人口老龄化加快，国民生活水平会有较大提升，储蓄率会下降，资本形成的增长会放缓，社会运行成本会显著提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未富先老”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趋向，使劳动年龄人口很快减少，而退休人口快速增多，社会福利压力迅速增大，很可能成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的一个基本诱因。

最后，国际市场也会调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减少，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GDP增长形成制约。显然，推动中国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以劳动力富足而价廉为主的“要素红利”、以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创新红利”和以拓展国际市场为主的“全球化红利”，正在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递减，以大规模投资拉动为主要拉动力的“投资红利”也开始步入弱化阶段。

3.中国发展正淡出低成本时代

大家知道，经济增长首先必须有国际、国内的市场需求，即人们常讲的消费、投资和外贸出口三大市场需求。

但有了市场需求的增长动力外，还必须有资源、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要素保证，才能形成现实的经济增长。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要素成本过高，或者说投资（资本）回报率过低的国家和地区，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竞争优势，从而无法实现较快的增长。

中国过去30多年快速的持续增长，始于起点很低的经济活动和收入水平，因此，主要问题是要尽快赶上全球竞争者。亿万从乡村涌入城市的打工者——农民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加之廉价的资源和自然环境、社会成本，使经济激增，从而也开始逐步提高了收入、投资水平，以及发展水平。但总的说来，中国经济结构并不合理，增长质量并不很高，科技创新能力并不理想，而另一方面，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神话”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淡出或丧失。因此，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将不可避免地会持续下降，从而促使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和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

尤其是劳动力低廉优势的淡出和人口老龄化，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进入中速或中低增速的主要原因和基本标志，除非科技创新有了广泛而重大的进步。现在，中国大批大批的廉价劳动力所剩不多了。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资本投资几乎将剩余的劳动力资源使用殆尽，起码劳动力的成本会有较快的增加。

而在人口老龄化方面，很可能日本的昨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在日本，20—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从1973年的5∶1降至2006年的2∶1，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从8%跌至不足2%。中国滑向老龄化的时间要比日本短得多，来势更猛。目前，中国劳动力与老年人比例还是5∶1，但据预测，大约到2033年就会陡降至2∶1。

目前，中国靠大额举债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要持续增长并有效偿还债务，其前提必须是这些债务及利息的偿还者（即全体劳动者）要比花费者（即退休者）的人数要多得多才行。换言之，虽然中国的投资水平史无前例，规模巨大，但因其回报率日益降低，以及主要依赖国家投资（社会保障）生活的居民（退休人员）越来越多，而新的劳动力却日趋减少，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衰退而不少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短缺而成本提高，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而国际竞争优势淡化。

4.未来中国增速知多少

从未来5年左右看，中国经济增长维持9%—10％左右是可能的；从未来更长时期看，由9％—10%的高速增长下降到6%—8%左右，应是合乎规律，比较理想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确实面临需要加快转变的拐点时期。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和转型升级；我国已有的许多发展优势也耗得差不多了，已有的“老本”也吃得差不多了。如果我国经济继续走主要依靠量的扩张、简单扩大再生产的增长老路，那就会越走越窄。

这里，我们介绍一篇发表在《参考消息》2011年1月6日第15版上的《中国经济将进入新“渐进时代”》（作者汤姆·霍兰）的文章，是有益处的。作者把当前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当年美国相近发展阶段作了比较，认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经历了一个由高投资和工业化扩张驱动的快速增长阶段，而且这也是一个缺乏监管、腐败蔓延和不平等加剧的时期。当然，这个时期也被称为所谓的“镀金时代”：“工商帝国”迅速崛起，“巨头公司”开始诞生，“巨额财富”快速积累，它们最终铸就了20世纪美国经济的厚壮脊梁。

过去二三十年的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经过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眼下正面临和美国在19世纪末相类似的问题，即收入不平等加重，腐败现象多发，食品等公共安全令人担忧，社会矛盾增多，商业垄断强化，公众诉求日增。作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即将从镀金时代进入一个新的渐进时代”。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中速的平稳增长时期。

在笔者还在修改文稿过程中，又看到国内外专家有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保持年均增速10%以上的水平，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逐步下降到5%—9%的中速状态，有的甚至认为5%左右就很健康了。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有关机构和知名人士愿意为中国经济发展“把脉”。总的来看，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也有较客观理性的判断。近年来，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多次下调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一些悲观预测纷至沓来，认为中国经济从2011年前后开始，已有的低成本扩张动力越来越走到历史尽头，而新的增长动力又尚未形成，从此将滑入下坡路，甚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业已破灭。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即将“触底”回升，开始进入重新加速增长新阶段。但更多的国内外人士持理性认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业已步入中速发展时期，既不会像过去那样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也不至于跌到5%以下的低速增长。2012年10月，《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这两位国际权威经济学家，他们谈了不少富有启发的预判和建议。

古德哈特认为：“中国每年都力争保持8%以上的超高速增长是很难的，压力很大。中国经济发展不妨‘慢摇滚’，否则，照这个速度下去，很快全世界就都变成中国的了。如果中国能提高投资效率，逐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入内需增长型经济，能保持在5%左右的稳定增长，其实就很了不起，很健康。中国发展要慢一点，放松一点。”

古德哈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快会从8%年增长‘软着陆’到5%左右的水平，主要依据三个趋势判断：首先，中国必须考虑到很现实的人口问题，中国不再有人口红利，中国的劳动力必须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过渡到价值链的中高端。这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个好事。其次，在中国长期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有下降趋势，投资驱动型所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会逐步降低。再次，曾发挥辉煌作用的出口导向型模式难以为继，给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会越来越有限。这些约束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不得不面对与接受。不过，中国也要放松心态，5%左右的经济增长已经很了不起，美国与欧洲都曾经历过这个发展阶段。”^[1]

如果没有7%—8%左右的增长，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是十分困难的。要知道，8%左右的增长率意味着每年可以创造1000万个左右新增就业机会，中国还有数亿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业不足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因此，中国必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同时也必须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