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与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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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深刻的历史反思

人们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中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取向产生了质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向下,无疑“产业界根本的变动,件件是发展都市的。”[22]因此,乡村危机是对应于城市发展或城市繁荣的具有特定区位性的一种危机,“农村则终年勤苦生产,完全供给都市人们之生活费,至其本身破灭而止……结果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从都市到农村切断了农工商相互间的纽带,”“大都市作了病态的繁荣”,“农村相继破产。”[23]而现实中乡村持续衰败状况也着实惊心: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在2012年10月20日透露,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个至100个村落”[24]。记者曾对赣西北三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从山村走向了城镇,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还干脆说成是“空壳村”。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近年我国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六成以上为男性农民工,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分年龄段来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

根据报告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人群中,妇女、儿童、老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此造成的农村人口空心化极不利于农村的发展。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50岁以上的人占留守人群的67%。由此可见,“空心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痼疾”。大量外流的青壮年劳动力,严重失调的人口结构,日渐增加的“空心村”必然阻碍现代化进程。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百年历史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民、农村为此做出怎样的贡献?

1.早期工业化启动及现代化启动,资金和劳动力源于农业,源于农民。30年代刘大中估计农业积余26亿—30亿元,这是工业化启动资金源。

2.晏阳初参与八年抗战的民众动员深切地认识到:抗战时出粮当兵,前方流血者,后方流汗者,大都是农民。抗战胜利的结果恰恰是“这85%的乡村生产大众,已经把中国高举为五强之一。”而中共革命的胜利,正如陈毅所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3.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五”计划期间,农村每年平均净迁移300万人口到大中城市,农民成为工业化奠基和城市发展的主体力量。中国目前流动人口总数超过2亿,这个来自农村、主要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作的庞大人群在城市打工,为今天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仍然付出汗水、辛劳、青春……建国60年农业向工业贡献17万亿元,今天即使谈简单的补偿我们做得也远远不够。

也就是说,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是以农民、农业、农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农民阶层的祖辈、父辈和子代的牺牲,成就了今天的现代化业绩。问题端在于,如果现代化的巨大成果能够与农民、农村和农业适时共享的话,相信中国农村不会是如此境况。

农业,失重不可失衡;农民,失落不可失位;农村,失范不可失序。

(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宋希庠:《中国历代劝农考》,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页。

[2] 龚骏编:《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

[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4] 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第382页。

[5] 《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713页,转见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7]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6页。

[8] 薄一波:《当前基本建设中的几个问题》(1955年3月2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第128页。

[9] 邹农俭:《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10] 邹农俭:《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11] 原载《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2期,1930年10月《我国乡村妇女生活的实况与我们的责任》,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2] 刘河北:《江苏省传统式金融的调剂方式(1912—1937)》,《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12月版,第688页。

[13]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14]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15] 陶行知:《师范教育之新趋势》,《陶行知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16]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551—563页。

[17] 世界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白德菲博士Do.L.Butterfield曾于民国十年莅华调查所得,中国当时至少有乡村10万个,村落100万个。

[18]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民国十一年全国国民学校及小学较177751所,中等学校1096所;民国二十年,全国国民学校及小学校259863所,中等学校3026所。

[19] 潘光旦:《说乡土教育》,潘乃谷、潘乃和:《潘光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8页。

[20]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21] 费孝通:《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乡土重建》,第72页),潘光旦:《忘本的教育》(《潘光旦文集》,第430—433页),潘光旦:《说乡土教育》(《潘光旦文集》),梁漱溟:《我心中的苦闷》(鲍霁主编:《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50—453页)对此都有论述。

[22]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1930年),《民国丛书第一编》(77),历史地理类,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7页。

[23]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1930年),《民国丛书第一编》(77),历史地理类,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45—47页。

[24] 《聚焦空心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农业梦变得遥遥无期》,《中华论坛网》2015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