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村：日渐失范的乡村文化

在以“士农工商”简单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技术知识及其进步是微不足道的。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延续依赖于“伦理知识”。因此，无论社会怎样的动荡变乱，无论王朝如何的起落兴废，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纲常伦理中心却不曾变更。然而，居于这个社会文明中心位置的却恰恰是乡绅阶层。他们是乡村社会内生的力量，是乡村社会秩序和文化维系力量。

梁漱溟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传统中国社会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就精英人才的流动而言城乡并无差别。民国时期一项科举人才出身的调查统计表明，科举中试的人才，至少一半以上是从乡间出来的。在相关的有功名人士家族统计分析中，城乡几乎相等。而且，乡村士子，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出则为仕，退则为绅，乡间人才辈出，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

近百年来，传统中国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从而形成了城乡背离化发展的模式，即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遂造成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尤其是科举旧学废除后，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造成乡土人才向城市社会的单向流动。曾经的乡土精英已经不存在，洋秀才都挤在城里，所谓乡间正绅、良绅无以存续，遂造成劣绅、豪绅充斥乡村社会之局面。

近百年来持续出现的乡村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中国旧社会构造遭到破坏”之后，“就是文化失调；——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14]亦即乡土中国处在一个旧的文化规范破坏，新的文化规范未立，人心无所适从的境况。

20世纪以来，这种城乡文化一体化模式发生逆转。新教育制度取而代兴后，政府设学偏于城市而漠视乡村，城市教育渐次发达，乡村教育则望尘莫及。整个中国的教育布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15]，即使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将近80%设在城区^[16]。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个，村落100万个^[17]。以此计算，时至1922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193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18]。

由此，造成乡村城乡人才的逆转性流动，“农村中比较有志气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19]，“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20]这种“工业文明的产物”的新教育，以养成有教育的劳动者，公司雇员、国家官吏为目标，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它“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它加速了乡村精英外流的趋势，对乡土社区是断送了人才，驱逐了人才^[21]。

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及至今天的教育布局和教育资源分布，仍然没有根本改观。高考录取分数的巨大的城乡差距，名校农村学生比例的急剧下降应该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实证。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乡村社会缺失精英力量坚固的维系，也缺失培育乡村精英的完善制度设计。整个教育制度建设是偏向于城市的。

另外，由于文化失范，精英流失，乡村文化规范重建困难，造成乡村社会失序问题严峻。直到今天，这仍是一个十分揪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