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二轻工业原是上海的重要工业之一，际以现代化时代，当可以大有可为的。谅（疑为笔误，应为“量”）你正站在这个岗位上，故工作上的负重是可想而知的，因公而忘私，是应该给以谅解的。

——一位舅舅给上海外甥的信件（1988年2月28日）

近日大连市民议论最多的还是物价问题，……听说公交公司也要车票大幅度上涨，……厂里上半年也不太景气，反正大家天天在厂里混日子。

——一位大连麻纺厂职工的家信（1991年5月22日）

我们厂现在已经双机运行了，生产较正常，岗位责任制、安全制、出勤、奖金等一些规章制度正在逐步地建立健全，大家感到现在干起活来比以前有劲头了，我一切都好。

——一位妹妹写给兄长的家信

（5月16日，20世纪90年代，具体年份不详）

长期以来，组织中的激励制度都很让我着迷。“组织”可以是有着清晰边界的正式机构，如工厂企业、政府机构等，也可以是松散的、弥散的、不断流动的联合体，如社区志愿者协会、同学联谊会等。管理者们致力于提高组织运作效率，提升人员凝聚力，减少投机行为，降低运行成本，“归根结底，组织（管理）最重要的就是管理 ‘人’，用制度去解决 ‘人’的问题”，一位民营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着重指出。但这个“‘人’的问题”却着实不容易解决。

现在已经极少有组织研究者固执己见，坚持组织管理的效果由技术或经济因素主导和决定，相反，对制度设计及其意识形态后果的考察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换言之，如何设置一套有效的激励结构，形成某种组织规范，已经成为组织管理中最重要的技术（Jaros,1996:320）。

我投注了不少时间来考察工业组织中的激励与约束：工厂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地组织起生产？在何种条件下，企业雇员会让渡足够的忠诚，勤勉工作而非消极怠工？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事实上可以扩至更大范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近百年来一直致力于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我们似可认为：工厂中的管理和激励不仅是社会组织形式的一个组分，也是近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见斑窥豹，通过考察工业组织中的产业大军与管理者、资本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逻辑。

如果植入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主义研究的相关理论视角，这一议题回应的是权力（在组织中）的合法化机制，即资本或管理者所采用的控制和激励多大程度上得到员工的认可，而哪些因素又有助于权力的合法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几种视角，又可以追溯至不同的理论渊源，这些理论在发展与流变的过程中，都从强调自下而上的控制转变为更加强调支配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共识与合意。在第一章“工业组织内部的支配与服从”中，我简要综述了三种理论视角：由韦伯开启的理性化视角、可诉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政治视角，以及涂尔干式的角色规范内化视角。这三种视角在支配-服从机制、支配合法性的基础与来源上都有较大差异，并由此启发了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对中国工厂和劳工的探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些理论视角。

生产激励模式的变迁及其效果，必然嵌入于既有的历史制度情境中，其时的社会经济常量与变量既塑造了工厂的生产激励模式，又限定了激励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效果。第二章与第三章就将生产激励与管理模式放置于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第二章“当代中国的工业化路径与劳动关系变迁”对新中国建立后不同阶段的工业化策略做了简略回顾，并力图呈现不同路径下的雇佣关系与生产激励之变化。管理者始终试图建立一支驯服的工人队伍，但在不同时期采用的策略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既导致了雇佣关系的变迁，又受到各种力量的限制与影响。这一章还从国家角色、劳动关系主体以及全球化力量三个方面对市场转型后的雇佣关系变迁着重做了梳理。

第三章“生产激励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以计件工资制为例”聚焦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厂激励制度，考察新兴的共产党政权如何通过工资制度设定来平衡生产激励中的绩效原则与平均主义，并意图实现强制性经济增长的艰苦努力。这一章由两篇合作论文改写而成。其中一篇着重探讨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理念，呈现政治因素如何强势形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人激励与工业管理模式，对于苏联模式的重新审视以及国内外政治动荡的预警判断，促使中央在短时期内重估了计件制的风险并全面取消。工资激励模式的变迁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凸显了50年代末期党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的理念发生的深刻转变。另一篇则分析了计件工资制带来的阶级“解组”与激励异化。随着计件面的扩大，劳动定额难以及时调整，导致计件工人收入急速提升，很快计件与计时工人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与对立情绪，而这种分化又演变成新老工人之间、高技术等级与低技术等级工人之间的对立，既阻碍了技能养成和技术交流，也导致工厂中的个人主义泛滥。与罗伊、布若威等人考察的美国工厂相比，中国当时的计件工资制也带来了工人的“个体化”，但这种解组更多呈现“块状分化”，即依据工资给付形式、技术等级、工龄资历等分成几类群体，每一群体内部较为同质，团结程度也高，从而得以形成聚合力来打破既有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个体抗争。

第四章至第七章力图回到新制度主义的经典命题，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视角考察企业组织中的支配与服从逻辑。第四章“劳动关系中的正式制度：三种理论视角”详细分析了三种强调组织中正式制度作用的理论模型，即效率工资理论、合作主义理论和法律中心主义理论。这三种模型都旨在应对新古典经济学面对雇员行为时的解释困境，但在实际运用中又有各自的理论与现实局限性，尤其是在有着制度空洞的转型国家，现实情况常常会偏离既有模式的设定。

第五章“雇佣中的社会交换：一项关于非正式制度的理论模型”则探讨了组织中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许多研究业已强调社会关系会影响雇主与雇员的态度认知和行为取向，但却难以深入一步，从原理论的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机理与机制。这一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最新发展，提出了一项广义的理论模型，对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作用实质与作用条件进行深入分析。

第六章“组织忠诚的社会基础：劳动关系 ‘嵌入性’及其作用条件”是对第五章原理论的精细化与操作化。梳理了有关劳动关系的两类文献，分别着眼于劳动契约的市场性与权威性特征，后一种思路在新近的经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与运用，强调雇佣双方的行动取向受限于社会关系形成的权威结构。我则试图更进一步，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细致讨论了这种“限制”（constraint）的发生机制与作用条件。

第七章“内部劳动力市场与 ‘嵌入性’：两个企业的比较”将散见于第六章中的质性访谈与观察资料，以两企业的个案比较方式做了较为全面的呈现。某工业区的两家制造业企业，在产权安排、企业类型、规模、组织架构等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可比性，劳动力的自愿转工率却有较大差异。这一章基于观察与访谈得出初步结论：内部劳动力市场能否为员工提供足够的晋升空间，构成了社会关系作用的调节变量。

最后一部分，即第八章和第九章，聚焦于中国式雇佣关系的社会经济后果。第八章用激励的视角来分析雇佣关系中的纠纷解决。如前文所言，激励是现代经济学用于研究分析行为主体预期行为的一种理论，当经济学被用于分析法律相关问题时，会侧重于探究“随法律制度及相关因素变化所产生的预期行为刺激”（史晋川，2005:10），法律成为一种影响行动者预期行为的激励系统。

这里也存在“效率”与“合法性”的论辩：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法经济学往往会强调规则制订的要义就是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而反对者则声称，这种效率至上的观点与真实世界中的合约执行相距甚远。第八章“雇佣关系中的合同失灵与机会主义”就提出，现行做法试图用明晰的法律规章来化解劳资争议与劳动纠纷，但却没有对合同履行过程中损失的分摊问题做出有效率的规定。基层政府的维稳心态和刚性的行政化手段很大程度上用政治的“合法性”逻辑替代了“效率”逻辑，用行政指令保障自由裁量权的扩张，这就导致纠纷当事人难以知晓合法与违法的现实边界，尽可能主张短期权益，不仅引发了持续高位运行的劳资争议，也使得争议诉求趋向非理性和机会主义。

第九章“劳动关系变迁中的社会公正与社会政策”呈现了改革后的劳动关系变化所引发的社会不公。劳动关系不仅是经济范畴的问题，也广泛牵涉社会福利，并会导致民众对社会公正的评价发生波动。经济雇佣政策变化的同时，是否有充足的社会政策与之适配，会显著影响转型期人们的心态。这一章提出，当再分配体制仍然承担着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功能时，市场兴起所带来的新老分配标准的张力尚能够得到宽容和接受；一旦市场化改革推进的同时，城镇居民的社会安全网被广泛摧毁，社会政策大体缺位，就会带来不满与社会动荡。将市场与再分配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放在一起讨论，可以看到，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的劳动关系变迁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现实比预想的更为复杂：市场与再分配机制的不同组合会影响民众的公平感知与判断。

本书的每一章都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以及博士期间的研究兴趣有着广泛联系。导师刘欣教授一路悉心指导，并在我几次“跑偏”时将我截下；他用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早早地提醒我注意社会学有关“合法性”的讨论，将我关注的经验现象从雇佣关系层面提升至权力/权威的社会经济基础范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周怡、张乐天、桂勇、瞿铁鹏、徐珂、徐建牛、黄荣贵、胡安宁等老师带我领略社会学各处不同但又绮丽非凡的风景，他们对于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涉猎也促发了我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社会学系学术秘书廖永梅老师为我的整个求学过程提供了及时而有益的支持。各位师门挚友与同道学子成为我平日读书、写作的良伴，提供了诸多启迪与襄助。

我的博士论文的写作获得了北京郑杭生基金会“学子项目”的支持，该项目资助我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广泛收集资料，在此深表谢意。在毕业答辩后两年，我的博士论文经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推荐，参评了第五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并荣膺该奖项，这既是一种赞誉和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在此，我要对余天休社会学基金会各位同仁表达诚挚的感谢。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历任所领导卢汉龙、周建明、杨雄研究员都为我顺利完成学业和研究给予了许多便利，我对此心存万分感激。社会学所陆晓文、潘大渭研究员在我刚涉猎社会学著作时，就以他们广博的阅读和知识面带我领略社会学的魅力。李骏、康岚、刘汶蓉等同事一路见证我的博士求学与研究历程，与他们的共事、交往与合作总是充满乐趣。

本书的研究议题涉及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契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基础文献，我时常在阅读与推进中感觉力有不逮，幸而身边常有阅读广博、精通交叉学科的同道学人，包括复旦大学李煜，中国社会科学院吕鹏，浙江大学耿曙、尤怡文、朱天飚，同济大学孙明，上海大学马磊、贾文娟，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等，每每与这些师友们交流总有许多启发，让我感喟何其幸哉。

这里必须要感谢费心帮我安排访谈的各位亲朋好友，他们也许并不清楚我到底想研究什么，但都热心地动用社会关系为我牵线搭桥，使我得以与许多基层工作者、企业主和管理者建立信任，并进入了其中一些工厂进行深入调研，为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与灵感。

感谢父母始终赞赏并培养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尽管我的（过度）批判与桀骜时常让他们头疼。感谢公公婆婆、小姨与小姨夫等亲人给予我的悉心照顾和诚挚鼓励。对于我所经历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他们都充满期待和信心。

最后，要感谢我的丈夫林盼。他是我人生的同行者，更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常常是我火花闪现的第一位聆听者，并以历史学者特有的博闻强识光速提供历史上的对比案例，激发我进一步思考（当然，也常常用“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口吻，打消我继续探究的动力）。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就是我与他合作的结果。由于学科训练与知识背景差异，我们常常互有启发，却不容易形成合力，期待今后能产出更多的有趣有力之合作。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的儿子林且末降生了。在此，我将本书献给他们父子俩，祝愿人生之路精彩充实。

朱妍

2017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