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端百出与濮议
国家的财政危机
宋朝梁柱逐渐被腐蚀。欧阳修写有《原弊》一文，警告只知贪图安逸的官僚们。当时的有识之士感到的弊害之一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其原因大约有三。
其一是军队。宋朝采用常备军体制，国境沿线和首都开封驻屯有超过一百万的军队。这些军人平时什么事儿都没有，完全是吃白饭的。不过又不能没有军队。况且，把他们解雇了，又没有能安排的工作，这么多闲杂人员进入社会，将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正像后来的谚语所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朝兵卒的素质实在够呛。《水浒传》的头目中落魄军人很多，可说反映了时代的真实现象。不论将校还是士兵，没有一个能当正经八百的良民。仁宗时代，因拖欠军饷和待遇恶化暴动的地方驻军，比因饥馑和恶政暴动的农民起义军还多。在当年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都要找出农民“起义”的那个时期，把这些也说成是当时阶级矛盾的表现，现在看来相当勉强。
其二是官僚组织。为了抑制节度使的跋扈而确立的文官优势的政治体制，通过太宗扩大科举得以完成。但是，并没有静态地“完成”而止，而是发展到过剩。官僚的位子是有限的，科举中举的官僚候补生年年产生，所以就出现了大量虽然中举却没有官僚位子坐的人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宋朝扩大和复杂化了权力机构，结果只能是增加国库没有必要的负担。官僚机构只要建立，就会自我繁殖，增势难挡。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在没有任何长远规划的情况下设立的宋朝官僚机构，在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士大夫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极端危险的状态。
其三是节税。资产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等钻法律的空子，名义上放弃自己所有的资产或土地，以逃避赋税和徭役。典型例子就是把资产或土地在名义上捐给享受税金减免待遇的寺院、道观，以及赠送给官僚特权阶级。当然，名义上接收赠送的一方肯定要拿回扣了。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把本来应该上交国库的税金私下瓜分了。该缴的不缴，所以没有后门的普通百姓的税赋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存在的那种“老实人吃亏”的构图。
庆历改革，开始是着手整顿官僚的纲纪，可是不久就中止，后来二十余年，到仁宗时代后期，又进入了因循守旧的时期。本来仁宗就是一个无能的人，连真宗那样积极强化皇权的兴趣也没有。不知道与他没有后继者有无关系。已经到了生理上生孩子不太容易的年龄时，他还不选定接班人。这种时候有关皇位继承的问题，本来臣下们是忌惮不说的，但是欧阳修等几个高官实在是忍不住了，建议从皇族中选一个男子作养子。仁宗也许觉得自己还行，或者是后宫的女人们为了生个能继承皇位的太子而阻碍此事，反正这件事一直没有着落。等到自己病倒后，仁宗才终于同意选一个皇族的男子进宫作为养子养育。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自己以后有孩子了，这个养子应该出宫回自己的家。后来选上的，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后改名为赵曙。
濮议——远超构造改革的大论争
嘉祐八年（1063）三月，治世长达四十年的仁宗驾崩。刚被立为太子的赵曙即位，即为英宗。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作为仁宗的皇太子继承皇位的。这时的宰相是韩琦，参知政事是欧阳修，所以本来改革的体制已经形成，只要年轻皇帝发号施令，针对淤积百年的各种制度疲弊的构造改革
就会开始。翌年正月，改元“治平”，取自《礼记·大学》。但是，比改革更重要的问题，此时却占领了士大夫和官僚们的思维空间。这个问题就是新皇帝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已经死去的亲生父亲。世称“濮议”开始了。
争议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宗的生父濮王应该作为“养父仁宗的堂兄”来对待，还是作为“英宗皇帝的生父”来对待。当初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根据前者，建议称作“皇伯”。但是韩琦、欧阳修等中书门下的长官却认为这个称呼没有前例，根据后者，建议称作“皇考”（实际上后晋的石重贵曾经把自己的生父称作皇伯，但是欧阳修主张“五代的事不能成为先例”，他本来就不承认五代）。对此，司马光、吕诲等谏官认为这会搅乱“继承仁宗先帝的正统性”，批判政府的方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廷几乎所有高官都被卷进这场论争中。
用现在的价值观看，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毫无意义的争执，是一个根本不值得抛开上述各种紧要问题不管而来议论的事情。因此，这件事要么是在历史记录上被轻描淡写，要么就是作为世代之间的抗争，或者政府与谏官之间的制度上的、构造上的对立关系，甚至是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解读。议论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争论本身，而是放在说明造成这个争论的原因上。
但是，在近代价值观确立以前，濮议本身，一直被反刍和议论。这是因为，濮议中的意见对立，包含了中国政治秩序，也就是礼教秩序的根本问题。仅用我们今天的视线和视点判断属于异文化人们的言行是非是很危险的。无视与自己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存在的“普遍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无限对抗与混乱，我们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发生的各种战争等就能看出。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在各种领域令今天的我们深思的时代。
濮议使士大夫们的精力消耗殆尽，欧阳修也失去了实行政治改革的精力和热情。范仲淹、欧阳修等梦寐以求的宋朝新政，只能留待下一世代的士大夫们来实现了。但是他们绝没想到，未来的改革，将带来更为广泛更加激烈的党派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