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群像

财务官僚的飞黄腾达之路

与万事自理的太宗不同，真宗也许因为是第三代皇帝，所以比较重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如此一来，宰相们的权力就增大了。这里我们根据最新研究，介绍一些辅佐真宗治世的宰相群像。

太宗预料到太子元侃将来会成为跟自己不太一样的君主，所以他给安排了一个值得信赖的辅佐，这个辅佐就是李沆。李沆是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进士，做翰林学士的时候被太宗看中，曾经当过一段时间参知政事。后来太宗任命他专门辅佐皇太子，等将来再任参知政事。果然真宗即位后，即刻提拔他，等到吕端引退后马上就让他接班。李沆得到真宗的全面信赖，率领文武百官治理国家，被称为“圣相”。

替代李沆、从三司使升进为宰相的是寇准。寇准一手策划并指挥了澶渊之盟。但是，正如前边所述，真宗听信王钦若谗言，罢免寇准，接任宰相的是王旦。王旦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记载的政绩，其实这正说明他主政的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秩序安定。天书、封禅主要是王钦若他们在搞，王旦只是作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在他们上边监视管理长达十二年。其任期后半，向敏中担任副宰相。

天禧元年（1017）至天圣元年（1023）之间，宰相更换频繁。王旦、向敏中、王钦若、寇准（再任）、李迪相继担任宰相并引退。天禧四年，丁谓和冯拯就任宰相。丁谓淳化三年（992）与王钦若同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历任重要地方的长官，真宗即位后调回中央，任三司户部判官。后转任四川路官，再任三司盐铁副使、山东路官。后被任命为权三司使事，相当于财务大臣临时代理。数年后，正式成为三司使。

关于三司，前边已经述及，为后唐时把户部、度支、盐铁三个部门统合后设立的财务官府。从寇准的例子就能看出，这个官位是一个将被任命为下任宰相的重要职位。丁谓被任命为路官，也是与财务有关的职位，虽然与三司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是职务内容基本上相同。就是说他是作为财务官僚显露头角的。在这点上，与前辈寇准相异。负责庞大的天书、封禅费用筹措的就是丁谓。

相当于国防大臣的枢密使兼宰相衔时被称作“使相”，而三司使则被称作“计相”。级别上枢密使比三司使高，议和后枢密使的实务比重转移到财务上后，从枢密使升任宰相的事例就多了起来。由此，与原来科举进士从翰林学士经参知政事升任宰相的晋升之路并列，财务官僚的晋升之路也得到确立。后来新法、旧法党争的王安石虽然走的也是从地方官提拔成翰林学士的路子，但是事实上他属于财务官僚系，所以与正论派欧阳修、司马光等走不到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丁谓的存在很受注目。有些研究认为他和寇准以及王钦若的矛盾，就是后来党争的前奏。

未完的政治运动——庆历改革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在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五岁驾崩。根据遗诏，皇太子祯即位，即仁宗。仁宗年少，母后摄政。女性不能在男性官僚面前露相，所以隔着帘子参加政务会议，这就是垂帘听政的由来。当年丁谓就被罢免了宰相，第二年冯拯也因病引退，由此，辅佐真宗治世的宰相们几乎都从前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参知政事王曾。而填王曾参知政事空缺的，则是吕夷简。吕夷简后来升任为宰相，实质上操纵了整个朝廷。王曾与吕夷简展开权力斗争，一个时期两人都被解任。因为王曾与吕夷简对立，所以后世史家评价他为君子，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建树。

仁宗时代前期，权倾朝廷的是吕夷简。他也是因科举中进士而开始从政，历任地方官，后被调任中央高官。他当地方官的时候，废除对农机具的课税，延长道观建设资材的缴纳期限等，旨在涵养民力，被真宗夸奖为“有为国爱民之心”。

仁宗时，真宗修建的玉清昭应宫因火灾被烧毁，皇太后曾试图重建，吕夷简借故天灾说服皇太后放弃了重建主张。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主政。吕夷简去世的时候，仁宗痛哭：“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吕夷简的儿子们也都出息成政府高官，特别是吕公著，成为与司马光齐名的旧法党代表人物。一直到南宋，这一族还在朝廷占有重要地位，出了朱熹（朱子）盟友吕祖谦等许多高官。

但是，在吕夷简主政时期，政治停滞，腐败严重。至少在少壮官僚看来是这样的。其时，西北边境地区党项族势力渐强，自称“夏”，与宋交战。通过在前线指挥的文人官僚韩琦、范仲淹的努力，议和成功，他们也都被调回中央政府，遂在中央政界掀起一股新政之风。此时因为是庆历三年（1043），所以这次改革被称为庆历改革或者庆历之治。

从范仲淹的奏书可以看出，这次改革首先从官界开刀，严正纲纪，改头换面，吸引人心。他们希望打破吕夷简执政期间的因循守旧风气，不拘前例，清新大胆改革政治。庆历改革，是迎来创业八十周年的宋朝，摆脱大唐帝国以来的束缚，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从改革旗手们的年龄来看，改革领头人范仲淹那样的重要人物姑且不说，其他的，比如学术方面的指导者石介是景德二年（1005）生、青壮年官僚精英欧阳修是景德四年（1007）生、蔡襄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生。就是说，他们都是澶渊之盟以后出生的，都没有直接感受过契丹的威胁，他们属于“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主义政策，与他们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他们缺乏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战略战术。

其结果，使庆历改革最终成为一个以改革计划而告终的未完的政治运动。有观点认为，是当事者意识到他们的计划的危险性，所以自己停止了实施。可是，为什么后世却经常把这个当事者以自发停止而告终的运动当作开辟了理想的政治文化而回顾宣扬呢？那是因为，这个运动，孕育了以后各种改革的所有萌芽。从此以后，宋代的士大夫们超越政治上、学术上的立场差异，一直以庆历为模范。不仅宋代，甚至可以说从明代到清代的近世士大夫的灵魂寄托，就在这个庆历改革中。有关情况，留待别的章节介绍，我们这里还是先引用一下庆历士大夫领头人范仲淹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六百年后，德川光国（1628—1700）接受亡命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的建议，把自己的庭院取名“后乐园”，其出典就是这篇《岳阳楼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也。

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