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自然包含了多民族性。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遭到忽视。本书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寻根”现象中缺失现状，专门以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为研究对象，着力探究其发生语境与发展轨迹，同时选择西藏新小说的藏族作家文学书写、凉山彝族现代诗歌群，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人

本成果从民族音乐学尤其是民族器乐学视角切入《诗经》和古代典籍文献，回避了前哲时贤已多有研究的乐器形制问题，综合运用朴学、二重证据、统计学、定量分析、历史和逻辑辩证统一、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语言学、美学等八、九种研究方法，由《乐经》而《诗经》305篇的曲式，而《诗经》中的乐器分布，而《诗经》中的器乐演奏，而《诗经》中的器乐演奏的应用，而《诗经》之外典籍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有关《诗经》的器乐演奏和对器乐艺术

本书在理论层面不拘泥于传统诗歌研究思路，在行文中融合了文化学理论、认知诗学理论、传播学理论等。本书归纳了庞德的12种身份，认为它们与《诗章》现代主义风格的形成有关；梳理了《诗章》117章的具体内容；讨论了《诗章》研究中存在争议性的话题；论述了《诗章》现代主义风格形成的背景、模仿与创造、内化与吸收等方面。同时，与读者分享了作者20多年的研究发现，涉及“庞德作品及其出版简史”等板块。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从法国学派开始就注重文学文本之间的事实联系，其研究“路线图”和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范式有内在的一致性。本书分为：文本、传播、对话三部分。“文本”围绕文本概念的起源、内涵、发展和流变展开，认为比较文学批评要立足于文本研究；“传播”分析了西方的一些概念、思潮、文学文本在中国的译介、流传；“对话”认为中西方文学最终要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展开文本之间的对话交流，才能互相取长补短而得以发展。

本书将中国城镇化以来（以1978年的农村改革为开端）有关农民形象的文学叙述及相关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探究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如何对农民形象展开想象，讨论其背后的复杂原因。本书一方面对当代文学作品中围绕农民而展开的人物设计、故事情节、叙事结构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与生成文本相关的历史语境、思想文化、意义结构等同样是本书关注的重点。通过对六类农民形象及其相关叙述的分析，本书试图梳理出一条完整的叙事逻辑，

本书是第一部研究近代桐城文派的学术论著。文章从现代性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视角对近代桐城文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依据地域将近代文派分为主要支派：岭西派、上元派、湘乡派、莲池派、新城派、武夷派、后桐城派，对这一流派的发展源流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讨，并以桐城文派为个案展现了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嬗变的趋势。著作确立了近代桐城文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重新认识桐城派及近现代文学之演进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是近

本书选择从家族研究的视角进入，将金代文学家族的命运和成就放在金代社会生活变迁、民族文化融合与文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加以考察，阐明了由北方游牧文化与儒家农耕文化间彼此交流与互动所引发的家族文学地位的转变，汉人家族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格的转变，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学世家为金代文学的整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本书从叙事学领域来系统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近百年的艺术创新，提出痴狂叙事这一概念，归纳出叙述痴狂者、狂者叙事、狂欢化叙事等三种痴狂叙事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艺术，痴狂叙事始终随着现代中国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它实现了现代中国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两个层面的变革，改变了传统中国小说艺术形象设置层面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现象，也改变了情节构筑层面的单线或直线的叙事模式。这一叙事模式的出现是对以理性见长的常规写作方式的冲

无论是杜甫对草堂花木的配置剪裁，抑或白居易富于控制力和驯化感的园林经营，还是苏轼与文人雅致生活融为一体的花木题咏，唐宋诗人在园林植物审美实践中，丰富了中国的美学传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美学课题。本书上编考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园林植物在其笔下，既是山林隐逸符号，也是博物认知对象，又是个人收藏珍玩。不同身份的花木，折射出唐宋文人复杂深刻的审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