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东汉

东汉（公元25-237年），是西汉之后，刘秀建立的封建大一统王朝，国号为“汉”，史称“东汉”或”后汉。

公元25年（东汉，建武元年），刘秀在新莽大乱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登基。东汉历经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永元之隆、戚宦之争等时间，享国二百十二年，十四位皇帝掌权。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退位，刘月建立政权。

东汉实行尚书台制度；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等也占据一定规模；文化上，使用隶书，谶纬学（预言学）十分兴盛。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许慎著成《说文解字》。外交上，东汉政权与周边文明都有交往，促进了汉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

东汉很多方面都继承了西汉的制度与状况，但是在儒学变质、豪族兼并、阶级矛盾、专治统治上又比西汉更严重。

东汉的国号是“汉”，这是刘秀对西汉王朝的恢复。西汉的国号是“汉”，这源于汉朝的创建者、汉高祖刘邦在鸿门宴之后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所以国号也被定为“汉”。

史学界上为了和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区分，将刘秀建立的“汉”王朝称为“东汉”、后汉、中汉。

东汉王朝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地理环境对农业十分重要的，所以将从气候、地貌、水文、土壤、生态五大方面进行介绍。

气候

东汉建立初期，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过几次大的严寒，但是总得来说东汉的严寒天气不是很多，只是相较于西汉时期气候变得寒冷起来，另外东汉中后期，异常天气增多，史书中常记载：“夏大暑而寒气交错”“当温而寒”等。

地貌

与西汉政权一样，东汉政权所处的地貌仍然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灌溉的盆地为主，这些地区被山脉所割裂。

黄河流域的中部高原以风积黄土为主，这种土壤很疏松，使用简单木制农具就能够进行耕种。虽然年降雨量只有250-500毫米，但是足以种植粟米、小麦等农作物。同时，由于气候干旱，这种多孔隙的土壤不会被降雨冲刷侵蚀，并且能够持续肥沃并保持其碱性。此外，高原上堆积成山的黄土，能够有效防止洪水的漫延。

在东部的大平原地区，黄河水携带的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虽然使得此处的土壤比黄土更加肥沃，但沉积性泥土也更容易产生洪水泛滥和盐碱化问题。70%的降雨集中在8月份，春季和初夏的降雨量较少。在农作物最需要水分的生长旺季，黄河的水位较低无法用于灌溉，农民一般依靠于自挖的水井或者富户开挖的水井。

长江以南地区地势崎岖，地形大多都是高山或者陡峭的山丘。只有在河流谷地、三角洲以及沼泽地这些地形，才有可能发展农业。

水系

东汉时期，主要水系有渭河、黄河、汉江、淮河、长江等，但是这些水系都是东西走向，在南北方向上没有天然适合航行的水系交通枢纽。另外，由于滥耕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在上游冲刷大量的泥沙并在下游沉降，造成黄河多次溃堤，给沿岸的民众造成重大损失。东汉中后时期，北方一些湖泊逐步消失或缩小。

生态

东汉时期，北方边境地带出现了沙漠地区，这是因为大量汉人进入之后，出现了滥耕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动荡，汉人又逐步退出边境地带，造成了田野荒废，没有植物来固定土壤，在风力作用的加持下，尘土飞扬，形成了沙漠。南方地区仍处于荒蛮的状态。

历史

参考 《后汉书》 等资料

新莽大乱

王莽当政之后，进行了改制活动，但是改革不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激起了绿林军和赤眉军起义，部分地主贵族也组建起反莽义军，这其中以刘縯、刘秀兄弟和刘玄为代表。新莽政权与多个反莽势力进行了多次大战，在昆阳之战后，新莽政权丧失了大部分主力部队，战争的失败与王莽所实行的政策激起了长安民众的反抗，不久王莽死于反抗的长安群众之手。刘玄的更始政权得以建立。

东汉建立

更始政权建立后，统治阶级迅速的腐化，更始帝刘玄本人贪图享乐，原封不动的接收了未央宫的宫女并十分宠幸韩夫人，不理朝政。在处理更始军与赤眉军的关系上，更始帝只赏赐了赤眉军首领樊崇，而对广大农民军置之不理，使得想要归附的樊崇返回了农民军阵营。更始政权中的一些势力也开始脱离更始政权谋求自立，这其中以刘秀为代表。后来，赤眉军围攻长安，刘玄投降于赤眉军后被勒死，更始政权覆灭。赤眉军在占领长安之后，没有拿出建立政权的纲领，反而迅速的腐化，并破坏了长安城。

刘秀则在河北发展自己的势力，趁着更始军与赤眉军火并的时候，占领了河南，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公元25年6月（东汉，建武元年），刘秀在鄗县登基，建立东汉。

光武中兴

刘秀登基时，东汉还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在十多年后，才勉强消灭了各农民军与地方割据势力，完成国家的统一。面对东汉初年，久经战乱的局面，刘秀开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役；发展农业，修水利；发布解负令；进行度田，查清地主豪强的土地数量，让百姓有田可耕；裁撤官吏，惩处贪官污吏等。经过多年恢复，刘秀末年的的时候，东汉百姓恢复到两千万左右。

明章之治

刘秀死后，汉明帝、汉章帝先后继位，他们父子执政的三十多年里，均实行宽厚的政策，兴修水利、奖励耕织、惩治贪官等，同时也十分勤政，使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吏治清明。此时期被史家称为“明章之治”，班超治理西域、王景治河就是在这个时期。

永元之隆

汉章帝死后，汉和帝继位。汉和帝继位之后，联合宦官扫清了窦氏外戚，将权力收回到皇帝手中，汉和帝开始亲政。汉和帝亲政后十分勤奋，并且多有建树，经济上，减免税费，扶持小农经济；政治上，任用廉吏；对外，任用班超做西域都护，派窦固痛击北匈奴;人口也恢复到五千多万。汉和帝执政时期，被史家称为“永元之隆”，这也是东汉的最后一个盛世。

戚宦之争

汉和帝虽然开启了“永元之隆”，但是也开启了东汉宦官摄政的先风。东汉晚期，皇帝一般年幼，为巩固皇权，不是靠宦官清除外戚，就是靠外戚清除宦官，而一些官僚为维护东汉朝局的纯净和自己的出路，与外戚、宦官之间爆发出激烈的冲突，这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党锢[gù]之乱”。

党锢之乱有两次，一次发生于汉桓帝，一次发生于汉灵帝，两次党锢之乱，导致了不少的正直官员被宦官清除，大量官员被禁锢终生，这为东汉灭亡埋下伏笔。

公元184年（甲子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太平教领袖张角率领信徒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史称“黄巾起义”。东汉虽然很快的平息了“黄巾起义”，但是许多的官僚通过镇压黄巾起义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地方与地方军队。

公元189年（东汉中平六年），汉少帝刘辩继位，此时权力由宦官把持，何太后和哥哥大将军何进也逐渐掌握权力，双方便爆发出了剧烈的冲突。在冲突中，何进被宦官杀死，大权由董卓接手，后来董卓吞并了何进、洛阳的军队，位至司空。后来董卓废刘辩，立刘协为帝，是后来的汉献帝。

在东汉历经光武帝刘秀和汉明帝刘庄两代人，才将疆域恢复到西汉时的疆域范围。光武帝刘秀在建武七年开始对割据政权进行统一，先后征服了隗嚣和公孙述的政权，完成了对郡县区域的统一。通过招降隗嚣的部将王遵和牛邯，以及击败隗嚣的大将周宗等，最终完成对隗嚣政权的统一。而公孙述割据政权通过军事行动未能被征服，最终在东汉王朝派遣吴汉、臧宫等将领进攻下灭亡。卢芳割据政权是最后一个被统一的，经历了多次反叛和失败，最终被匈奴收买并抛弃。除此之外，东汉王朝还对乌桓和南蛮等边疆民族进行统一行动，成立护乌桓校尉和征南大军等职位。经过明帝时期的经营，东汉王朝最终统一了西域地区，使疆域达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水平。

统治方式

内地统治

东汉时期，对内地的统治方式有郡县制度和封国制度。

郡县制上，由于东汉迁都洛阳，但是三辅郡仍是皇家陵墓所在地，所以三辅郡的官职仍保留，但是品级（官职等级）下降为普通郡守，除此以外，郡县制与西汉时期类似。在东汉末年的时候，为了镇压黄巾军起义，将监察州设置在了郡之上。

封国制度上变化较大，首先是封国的规模相较于西汉变小很多，最多只有两个郡；其次，诸侯王只有只能享受封国的供奉，而不能管理诸侯国，诸侯国官员是由皇帝任命；此外，诸侯王很多时候不会去诸侯国就番，而是待在京师，并且不能干政，有些诸侯王与皇帝关系疏远或者要维护“上下秩序”才会就番。

边疆统治

东汉时期，边疆管理政策上较西汉来说是更为缓和了，但是仍有战争，也依靠“以夷制夷”的方式管理边疆。在边疆地区的管理机构上既有继承西汉的管理制度也有革新的部分。与西汉类似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属国都尉、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西域都护府（后来由于东汉王朝衰弱，撤销了西域都护府改立西域长史府），创新方面有匈奴中郎将和度辽将军等管理匈奴与周边少数民族。

人口数量

东汉时期，最大人口数量是在汉桓帝时期，有5600万，但是始终没有超过西汉的最大人口数量，同时人口与户数之比高于5，这是因为东汉时期，宗法制得到加强，豪门大家的数量增多。

人口聚集地

东汉时期，人口仍然聚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是北方的人口数量与密度与西汉相比下降；南方的人口数量上升，但是人口密度还是十分稀少。这个时期的人口变化是由于东汉时局动荡，北方人口迁移到南方造成的。

人口迁徙

东汉时期，人口迁移除了自然迁移外还受到了战乱、自然灾害、政策等因素影响，因战乱、灾害而迁徙的百姓多前往南方地区、巴蜀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边郡等地。另外，光武帝为了巩固政权，曾将割据政权的掌权家族迁徙到京师或近郊地区，并且为了抵御匈奴入侵，收缩了边境，将边郡地区的百姓内迁。

内政

参考 《林剑鸣秦汉史》 等资料

统治指导思想

光武帝刘秀本人来自于民间，且久经战事，所以登基之后采取了道家的“黄老之学”修养生息，废止了新莽政权时期的繁密重法，统治方面更偏向怀柔、安抚政策。这也有百姓的期待，统治者也需要让社会尽快的恢复生机。刘秀的怀柔、安抚政策也体现在他减轻徭役、任用良吏、释放奴婢、提高奴婢地位、轻刑罚、释放囚犯，同时刘秀本人也以身作则，节省皇室开支。

选举制度

东汉时期，选官制度层面与西汉差别不大，依旧是有察举制、辟除制（主官招募僚属）、征聘制（征召有特殊才能的人）、荐举制（官员举荐人才）、郎选制（从宫中侍卫中选举人才）等多种选举制度，但是在选官层面又有了新的具体要求。

东汉时期依旧是有，孝廉（挑选出孝敬父母的人、廉洁的官吏）、茂才（对太学生的选拔）、贤良方正（挑选能够直言进谏的人）、明经（挑选能通晓儒家经学的人）、明法（挑选能够通晓法律的人）、治剧（挑选出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武猛（挑选出能够治军打仗的人）等科目，东汉时期的变化是对于孝廉科目开始实行考试，被举荐的人需要经过考试确认才能之才能做官，这也成为后世科举的雏形。另外，东汉政权十分重视具有明经、明法、治剧的人才。

辟除制

辟除制，在东汉时期主要的选举制度，并引发了许多的怪象，例如:强辟（强硬的要求人才去做官）、诡辟（骗人才来做官）等。被选举者和辟主之间也形成了很强的依附性，与国家政权离心离德，恶化风俗。具体表现在，被选举者和辟主之间不再是普通的僚属关系，而更像是父子、君臣关系，为此被选举者甘愿为辟主付出一切代价，包括生命，并且被选举者和辟主的利益联系十分紧密，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辟除制的崩坏也导致了东汉后期地方割据，是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

征聘制度是皇帝征召有特殊才能的人。对征召者会采用安车接送（用蒲裹车轮，求安稳）或者次一等的公车接送，有时还会给车马费。若主事者不尊从诏命，会受到惩罚；而对征召者，则比较宽松，范升曾不应征引发朝廷轩然大波，但是光武帝仍礼贤下士。

荐举制是大臣集体或个人向皇帝推荐人才，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举荐人才的佳话。东汉时，规定官员不举荐人才有罪，举人不当有罪，例如：左雄举荐冯直不当，受到曾经举荐的周举弹劾。

郎选制度是从郎官中选拔人才，郎官具有宿卫职责和候补官的性质。宿卫职责包括负责宫殿的门户守卫和巡逻工作，保障帝王的安全。而候补官的职责则是在正式官员出现空缺时进行替代。有任子为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赀[zī]选为郎（根据家产入郎官）、以军功为郎、以上书为郎、以察举、考试为郎、计吏留拜为郎（郡守的僚属晋升为郎官）、诏除为郎等途径。

官僚制度

东汉时期，依旧使用三公九卿制度。但是在具体层面不同于西汉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东汉时期的三公为太尉（管理军事）、司空（管理水利）、司徒（管理民政），还设置了将军与三公地位相等。同时，尚书台变为政府机构中枢。此时期的官僚制度特点是1.三公变为虚职，徒有其名而无实权。2.“政归台阁”，尚书台变为了决策机构，三公、九卿变为了政务执行者，只有得到皇帝允许，加封“录尚书事”后，才能参与决策，这表明了皇权的加强。

东汉时期，刺史地位不断上升。

东汉时期，刺史地位不断上升。在监察上，刺史监察的范围扩大，对地方官员的审问不局限于西汉的“六条问事”，并且拥有了行政处置权，还能荐举人才；在僚属上，刺史可以招募自己的幕僚，并且拥有了固定的住所，使得刺史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东汉后期，为了镇压起义，刺史掌握了军权，但是这也形成了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局面，加速了东汉灭亡。

财政制度

东汉时期，财政机构为大司农系统和少府系统。相比较与西汉，大司农系统规模上精简了，但是职责上反而更丰富了，不仅要管理粮食的收支和政府财政收支（农业税收、盐铁、山泽泊泽之税），还要管理铸币。东汉时期，少府系统收入急剧减少，仅仅掌管着天子的物品，少府系统的经费也由大司农系统拨款，这是因为1.东汉都城（洛阳）变化，距离上林苑（渭南）太远。2.东汉开国时财政困难，需要精简机构。3.光武帝本人来自民间，深知民众疾苦且生活简省，对皇室供奉无过多要求。在东汉初年，皇室比较克制，但是桓、灵二帝时期，皇室越来越奢靡，使得皇室在国家财政上索取无度。

税制度

东汉税收有土地税、户口税、代役金、杂税等。土地税由田租和禾杆税组成，土地税主要征收实物（谷物，还可能收过布帛和钱），每年官员们测量土地，依照田亩数征税，税率为当时亩产平均数的三十分之一，并且税额固定，即无论丰收欠受都要交固定的税。汉章帝时期，山阳太守秦彭实行的按照土地贫瘠程度和土地亩数征收田租的方法得到朝廷认可，东汉此后也按此方法征收田租。东汉时期，禾杆税开始和田租一起减免，每遇到灾害和皇帝出巡，朝廷会颁布诏令减免禾杆税和田租，这是东汉的特例。户口税通常收钱，对未成年人收口钱（东汉时期，因财政困难，开始对一岁的未成年人收税），对成年人收赋钱，并且税额不固定。代役金是成年男子可以通过支付钱财来免除徭役。杂税中有盐铁税、渔业税、关税、酒税、貰贷税（ shì dài shuì针对放贷者的税务）等。

徭役制度

东汉时期，徭役制度有所减轻，东汉初期曾一度停止徭役征发。除了这些以外，其他方面和西汉类似，仍是有大徭役和小徭役之分。大徭役是根据傅籍来征召民众，徭役期限为一年，做的事情一般都是建设大型工程，比如修陵、转漕、修路、治河、修宫殿。小徭役的发起年龄为十五岁，主要做本地的修路、治河，转运粮草，进行手工业生产等，女子也要进行徭役，不过并不是经常性的。法律也允许通过雇人代役的方式，来免除服徭役。

货币制度

东汉时期，货币主要是五铢钱，黄金在东汉时期明显的减少，货币属性逐渐减退，变为了收藏品。

由于经历了“王莽改制”和战乱，东汉初期使用以物换物的方式居多（布帛金粟是硬通货）。在公元40年，东汉政权恢复了五铢币，恢复五铢币的过程历经数十年，是在马援等人的努力下才完成。另外，东汉时期，由于官府滥铸货币导致了“谷贵钱贱”，在汉桓帝时期，历经一百五十多年的东汉五铢币遭到破坏，五铢币的质量越来越差，朝堂上也有改革五铢币的声音，但是未实行。汉章帝时期，铸造“四出文钱”，在五铢币的背面的方孔四角多加了四条线延长至边轮。汉献帝时期，由于黄巾起义和战乱，使得五铢币难以维系，董卓掌权时，废五铢币，改铸小钱，引发通货膨胀，至此货币制度再度陷入混乱。

除了五铢币外，还有“綖( yán)环钱”和“货泉”，质量都比较差。

教育制度

东汉时期，官学层面，仍由博士教授太学生（此时期，太学生也被称为诸生）。东汉时期规定，担任博士的人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具有端正的品行，符合淳厚、质朴、谦逊、节俭的“四科”标准，同时需要专精于经学，能够胜任该职位，且没有严重疾病。博士的上级改为祭酒（西汉时叫仆射，pú yè）。两年一次考试，区分上、中、下，不及格者开除，后改为补考。在公元175年，官学开始雕刻石经，历经八年后，完成了20万字的官方唯一教科书。东汉鼓励通才，并在后来取消以儒经取仕的制度，太学生学习的内容变得十分广泛，除了通晓“五经”外，还有许多学生能兼通古、今经文，甚至研究自然科学。

太学生在“党锢之祸”中，也有不凡的表现，与社会名流结合，不屈服与宦官、外戚的腐败专政，明辨是非。汉灵帝时期，设置了鸿都门学（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第一所公立的专科大学），主要招收庶族地主的子弟，学习辞赋、小说、尺牍[dú]、字画。这是中国古代唯一一所教学宗旨与儒家经学对抗的专科教育大学。

军事制度

东汉时期，中央部队依旧分为北军（保卫京师）和南军（保卫皇城），但是在数量上裁减不少。

地方的常备兵被取消，但是兵役册（傅籍）依旧存在，国家会在需要时根据兵役册征发百姓。这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对国家来说，常备兵不足，所以遇到战事的时候会征发少数民族兵团，如羌、胡、乌桓、鲜卑、鄯善、车师、疏勒等少数民族士兵。

在戍边上，多使用罪犯来戍边，招募的士卒为辅。

经济

参考 《林剑鸣秦汉史》 等资料

庄园经济

东汉中后期，涌现了很多的庄园经济。庄园经济是地主豪强通过土地吞并建立的自治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体系。庄园经济最早出现在西汉末年，但是在东汉中后期才更多的出现，这是因为东汉政权允许商人自由的进行商业活动，包括购买土地等行为，所以地主豪强通过购买自耕农的土地建立了众多的庄园，比较有名的庄园有：刘秀舅姥爷樊宏在河南的樊氏庄园。

庄园经济中，农业是主要产业，地主豪强还会修建其相关的水利设施服务农业。除此之外，庄园经济包罗万象，有纺织业、酿造业、畜牧业，还能制造蜡烛、农具、兵器，甚至会有相关的学校（小学、大学）教育孩童。

庄园依靠宗法制来维系统治，庄园是一个大的宗族聚集地，宗族的首脑就是庄园的首领，任何人都要服从于他，并且相互之间有严格的长幼尊卑。庄园中除统治者外，有宾客、部曲、农民、奴婢等，他们多数是和豪强同族的人，但是依旧会被统治者剥削。宾客对地主豪强有很强的依附性，随时听命于统治者的指挥。部曲是庄园的私人武装，除了保卫庄园外，也从事经济生产。农民也是除了从事生产外，在需要时也要参与军事行动。奴婢的地位更是十分的低贱，除了侍奉豪强地主外，也有部分担负手工业、农业生产，生命安全也无保障，考古出的殉葬者中有奴婢的存在。

在庄园依靠宗法制来维系统治，庄园是一个大的宗族聚集地，宗族的首脑就是庄园的首领，任何人都要服从于他，并且相互之间有严格的长幼尊卑。庄园中除统治者外，有宾客、部曲、农民、奴婢等，他们多数是和豪强同族的人，但是依旧会被统治者剥削。宾客对地主豪强有很强的依附性，随时听命于统治者的指挥。部曲是庄园的私人武装，除了保卫庄园外，也从事经济生产。农民也是除了从事生产外，在需要时也要参与军事行动。奴婢的地位更是十分的低贱，除了侍奉豪强地主外，也有部分担负手工业、农业生产，生命安全也无保障，考古出的殉葬者中有奴婢的存在。

庄园除了剥削宾客、部曲、农民、奴婢等劳动者外，也有积极的一面：庄园主因自己的利益会关心庄园的经济生产，推广好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营等，这是比自耕农先进的地方；东汉末年，战乱四起，庄园内虽然有统治者的剥削，但是好过外界的生存环境。

农业

对土壤的认识

《四民月令》《孝经援神契》介绍了对不同的土壤种类，综合来看，已经对土壤划分为，黄土、黑土、白土、黑土、红土、水田、沙地等种类，也按照地势将田地划分为山田、泽田、良田、薄田。

官府管理

东汉时期，管理农业的大司农系统相较于西汉，规模减小、职能增加。大司农系统除了管理农业之外，还拥有了铸币权，山泽坡池的税收也交由大司农。

农业恢复与发展

由于两汉之际的战乱、蝗灾和气候变化，东汉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西汉平帝时期那么繁荣。北方的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南方相较于之前有所改善。

东汉时期，农业发展表现在牛耕、新农具、栽培技术的发展。东汉时期，牛耕技术更加的普及，官府也禁止宰杀耕牛；农业工具上，出现了许多的专业工具，如曲柄锄、钩镰等；栽培技术上，移植稻秧和稻田绿肥出现。

王景治河

东汉时期，除了发展水利外，也开始了对黄河的新治理。西汉时期的治理黄河是以增修堤坝为主，遭遇黄河决口之后，要么采取放任自流，要么采取堵塞决口的方式。

东汉时期，王景经过考察之后，认为黄河故道积累了大量的淤泥，改道势在必行，所以采取了疏通新河的方式。这项壮举使得东汉时期的冀州的人口和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

与西汉时期的对比

相较于西汉，东汉的家庭规模更小，产量更高，这是因为东汉时期的冶铁技术得到发展，农具更先进；精耕细作的农业体系更完善；妇女与小孩也参与到农业生产当中，提升农业产量。

手工业

东汉时期，各项手工业均有所提高，部分技术达到了世界之最。

手工业

东汉时期，各项手工业均有所提高，部分技术达到了世界之最。

染织业

东汉时期，染织业的发展在于原料产地的扩大、纺织品的产量提高、纺织品质量提高、染色技术提升。

原料产地上，蚕丝的产地扩大到巴蜀地区、江南地区、西北地区，除了有农业因素外，还有官吏提倡种桑养蚕的因素。

经过考古，还发现东汉时期新疆地区的棉织品（棉花种植在元朝时期才被普及），这表明东汉时期的新疆已经开始种植棉花和使用棉织品。

纺织品质量上，东汉初年能生产织锦。东汉末年的时候，马钧改善了织绫机效率，相较之前效率提升了五倍。

染色技术上，除了对布帛的染色更成熟外，河南陈留种植的靛[diàn]蓝草（染蓝色）和茜草（染红色）给染色业提供了原料。

冶金业

东汉时期，冶金技术发展表现在：水排的发明、铸造技术的提升、炼钢技术的提升。

东汉时期的杜诗发明了水排应用水利给风囊（nánɡ）鼓风，并将风送入冶铁高炉加氧。除了鼓风工具发展了，冶铁燃料中也开始使用了煤炭。

铸造技术上，叠铸技术显著提升，能一次铸造多个甚至几十个铸件。这使得东汉时期能铸造出大型的兵器和工具。

炒钢技术上炒钢技术、脱碳制钢、百炼钢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应用使得东汉社会能拥有大量廉价的熟铁和钢用于改善工具。

炒钢技术是中国古代炼钢技术的重要进步，它通过加热生铁、搅拌和氧化过程使其脱碳成钢。这种技术可以制造出高质量的钢材，对于生产工具的改进起着重要作用。炒钢技术的实施可以通过控制加热温度和搅拌过程来控制钢的含碳量。高温加热会使生铁中的一部分碳被氧化，从而降低钢的含碳量。搅拌过程则有助于均匀分布氧化产物，进一步降低含碳量。通过控制这些参数，可以制造出低碳熟铁、中碳钢或高碳钢，满足不同工具或物件的需求。炒钢技术的出现标志着炼钢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使得炼钢工艺更为精细化和可控，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熟铁和钢材。这不仅改进了工具和武器的质量，也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战争等各个领域的发展。

百炼钢是通过反复

百炼钢是通过反复加热锻打的方式，使钢的含碳量高、杂质少、组织均匀，提高了钢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与以往的炼钢技术相比，百炼钢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加热锻打的反复处理，钢的含碳量得到提高，杂质得到清除，钢的组织也更加均匀。这使得钢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更加适合各种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需求。

漆器业

东汉时期，巴蜀和广汉两地制造的漆器十分的精美，大部分供给于皇室。个别地区能生产出品质很高的漆器。

制盐业

东汉时期，允许民间制私盐，官府对私盐收取一定的税费，这使得盐的产量高，价格低。

酿造业

东汉时期，禁酒令早已不起作用，制酒业得到发展，皇室每年酿酒就要花两万万的巨资。制酒技术上，酒曲的纯度提升，使用的酒曲大幅度下降。在酿造上，采取“九酿法”，分批追加原料。酒曲纯度的提升和“九酿法”提升了酒的纯度。

造纸业

东汉时期，蔡伦改善了造纸术，使得造纸的原料多样化、廉价化，并且提升了纸的质量，方便后世推广。

商业

商业发展

西汉汉武帝时期，实行抑商政策，但是商业本身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规律的。汉武帝死后，出现了官僚大家经商的现象，到了新莽政权末期，一些商人支持刘秀起兵造反，在东汉的建立过程中有很大的推动力，所以东汉基本上放弃了“抑商”政策，这使得商业变得繁荣起来特别是地主豪强所经营的商业。

商业的繁荣除了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还引发了财富高度集中，地主豪强掌握大量的财富，过上了奢侈的生活，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并且也对百姓造成了压迫，破坏地方执政等恶劣事件。

城市

洛阳在西汉就是东都，繁华程度不比长安差，东汉迁都洛阳之后，使得洛阳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繁华程度超越长安。成都在东汉成了丝织品之都，制作的丝织品远销西域。另外由于人口迁徙，南方得到了开发，许多城市迅速发展。西北地区，一些城市因和少数民族贸易也得到发展。

文化

参考 辽宁大学学报（... 等资料

文字

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进行了另外一次的文字整理（此前一次是西汉初年萧何整理文字），这次的文字整理有两个结果，一是将古文字隶化后，融入到了当时的文字系统中；二是将文字在篆书和隶书等字体上统一了。但是这次文字整理依然有待解决问题，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在记载四书五经等著作上依旧在文字词句存在差异，这个问题在东汉末年，汉灵帝雕刻石经才得到解决。

文学

东汉文学有散文、史书等作品。

东汉前期因为迷信盛行，所以很多作家和思想家通过散文来批驳，为散文注入活力。这其中以王充的《论衡》和桓谭的《新论》为代表，他们文章逻辑严密、语言流畅、观点新颖。东汉后期，由于朝政动荡，不少的仁人志士通过写文章的方式，上疏劝谏，这其中以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塞的《政论》、荀悦的《申鉴》为代表，这些散文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语言有力。

史书上，以班固的《汉书》为代表。《汉书》是一本长于叙事的历史经典，其特点在于讲究锤炼字句，以准确、凝炼的表述方式描绘事物。此外，《汉书》还以其善于刻画人物而闻名。在班固的描写下，西汉各阶层人物各具异彩，个性鲜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另外，《汉书》还收录了大量的优秀文章，几乎收录了西汉全部的优秀文章。

思想

东汉时期，谶纬学（预言学）盛行，刘秀起兵就依靠谶纬学制造舆论，并且他本人也熟读谶纬学，根据谶纬学来决定用人施政、决定重大决策。后来谶纬学被奉为官方学问，称为“内学”，并要求儒生学习。在公元79年，汉章帝亲自举行白虎观会议，邀请全国的名儒“共正经义”，讨论“五经异同”，会议由班固整理成书，命名为《白虎通德论》，简称为《白虎通义》《白虎通》。这次讨论一是用谶纬学验证了儒家经典；二是有官方权威来肯定儒学，加深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圣化，用政治手段确定了独尊儒家的地位。

谶纬学的盛行也引发了对谶纬学的批判，代表人物有桓谭和王充。桓谭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人物，他批判谶纬学是奇怪虚诞之事、灾害属于自然灾害而非鬼神，还认为精神不能脱离形体，犹如蜡烛和烛光的关系。这种无神论带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王充是东汉人物，他出身寒微，但是自强不息，历经三十年，著成《论衡》。在书中，王充反击迷信、批判唯心主义，王充认为天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这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对立。要注意的是，桓谭和王充是带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们反击迷信，但是不反击儒学，本身的学识也是在儒学范畴内。

雕塑

汉俑的制作在东汉进入到顶峰，四川出土的东汉俑，高大的不多，有胖有瘦，动作大，形象深厚整体效果强烈。

舞蹈

东汉，傅毅的《舞赋》体现了汉舞重视现实性，忽视再现性和戏剧性，《舞赋》强调通过舞蹈展示优美的情操和理想，以“容“表“志“，以“舞“明“诗“。不仅要让观者在欣赏舞蹈时感受到身体上的愉悦，更用舞姿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和理想，这代表着当时舞蹈艺术在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趋势。

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是从佛像开始的。东汉初年，佛教开始在统治阶级中流传，楚王刘英曾进行过佛教仪式。汉明帝曾褒奖过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来，汉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于是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出使印度，带回了《四十二章》经和释迦摩尼像。又因为蔡愔[yīn]是用白马托运经文而还，所以汉明帝在洛阳建立了白马寺，从此佛教正式在中国传播。公元147年（汉桓帝建和初年），安息人安世高（相传是安息国王子）来到洛阳翻译佛经；公元167年（汉桓帝末年），月氏人支娄迦谶来洛阳翻译佛经，这其中安世高翻译的佛经多，安世高翻译的佛经为小乘上座经，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为大乘般若经。佛经的翻译与传播，表明了佛教在中国正式传播。

在东汉晚期，由于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人们对精神安慰的需求显著增加。这种需求促进了道教开始出现并以独立的宗教形式传播。道教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道家哲学，但在东汉晚期才以独立的宗教形式出现并发展壮大。道教主张修炼内功、阐扬天道、追求永生不死，因其精神感召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加入其中。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东汉晚期两个较大的道教教派之一。五斗米道（也称正一道）由张陵创立，在汉中地区活动广泛，是一种具有主神崇拜特征的多神教，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太平道则由张角创立，在东方一带活动，名字取自《太平经》，教义为“中黄太一”，“太一”为主宰四方的最高神，“中黄”不仅与“太一”概念想通，而且与五行有关，还有推翻东汉政权的隐喻。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组织黄巾军起义。公元207年（汉献帝建安十二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太平教随之而衰落。

建筑

东汉时期，斗拱被使用建筑上。斗拱是柱头、额枋和屋顶之间的构建，是中国木架建筑的特有构件，斗拱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被赋予了装饰效果。斗拱的复杂程度和屋主人的身份等级、以及建筑物的重要性标志之间的联系。此外，屋脊上的瓦当出现了鸱吻的雏形，并且涂朱的现象也出现了。汉代瓦当上的涂朱现象，被认为是后世釉瓦的起源之一。

科技

东汉时期，科技进步有：张衡的地动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蔡伦改进造纸术等。

张衡使用精铜制作的地动仪，有指向四面八方的八个龙头，在检测到地震后，龙头嘴中的铜珠会落到下方蟾蜍嘴中。

张仲景结合实践与理论，以阴阳为理论制作了《伤寒杂病论》。此外，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这是最早的麻药，能进行外科手术；华佗还发明了五禽戏，用于养生。

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用树木、麻头、破布和渔网等比较廉价的材料制作了“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