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学科建设》：俄罗斯“经济学科”在中国
陆南泉
一 简要的历史回顾
（一）先说几句关于“俄罗斯学”的问题
在中国有关“俄罗斯学”开过一些研讨会，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一个统一的认识。有人把“俄罗斯学”理解为历史学，也有人将其归结为俄罗斯语言文学。我赞成这样的意见：“俄罗斯学”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学科。2006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大兴基地举办了全国首次“俄罗斯学”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俄罗斯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我看来，它应该包括研究俄罗斯各个领域的问题，如政治、经济、外交、历史、语言，文化、教育等。通过这些问题的综合研究最后应该说清楚的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与由这些体制构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个制度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学”的研究，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远远多于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
（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机构设置问题
尽管“俄罗斯学”学科研究在中国很重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专门建立有关“俄罗斯学”研究的机构。当时有一种想法，认为苏联东欧这些国家都是友好兄弟国家，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会不会让人怀疑在收集对方的情报。只是到了1964年，中央批准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4个研究所：苏联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与西亚非洲研究所。这才有了官方创建的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研究所。这4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配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相应的局进行研究工作。后来，经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与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姬鹏飞研究决定，1981年1月1日，将苏联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与西亚非洲研究所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所经几度改名，最后成为现在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三）研究经济的机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工作虽然没有完全停下来，但大批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因此各项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到了70年代初期全面的工作才逐步恢复起来。笔者是1972年5月到中联部工作的。当时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联部下属的各个局改称为组。负责苏联东欧方面工作的称为苏东组。在这个组下面又设各个组。在研究苏联方面设有政治组、经济组、国际组和综合组。苏东组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就设有经济研究室。可以说它是一个专门研究苏联、俄罗斯经济的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1964年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设有经济研究室。1974年，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成立了苏联经济研究室。1977年，这个研究室并入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所。这个研究机构是根据上海市有关领导建议建立的，当时主要是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策服务的。在当时来说，这个经济研究室还是有一定研究力量的，共有14名研究人员。1973年出版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1975年出版了《二十年来的苏联经济（1954-1973）》等著作，还翻译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七卷本，应该说这个七卷本，对研究苏联时期的经济还是十分有益的。据我所知，在全国还有一些大学，如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设有与研究苏联经济有关的机构，都有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另外，在社会科学院系统，如黑龙江省社科院、哈尔滨市社科院、上海市社科院、吉林省社科院等都有一些从事苏联经济问题研究的机构和人员。以上提到的研究机构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体情况。
二 对俄国经济的研究
在中国，俄罗斯经济学科的研究包括三个历史时期：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苏联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对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研究，主要是由研究俄国史的学者进行的，因为在研究俄国史的过程中也会涉及俄国的经济问题。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经济特点必然会对其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俄国经济进行改造、通过转型实现现代化产生各种复杂的影响，亦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这些因素也必然要求在研究苏联、俄罗斯经济问题时，要对俄国经济的特点有所研究和了解。如长期研究苏联史问题的郑异凡教授在《俄国革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一文中，对俄国经济的落后情况做了分析。刘祖熙教授在《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2]、张建华教授在《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3]与王云龙教授在《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4]等著作中，对俄国经济都做了不少论述和分析。主要研究苏联、俄罗斯经济的一些学者，对俄国经济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在有关论著[5]中对俄国经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俄国已进入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它在经济方面具有自身的一些重要特点。一是有着浓厚的封建特色。长期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即使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一直受到浓厚的传统封建关系的束缚。二是垄断与集中程度高。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晚于美欧国家，其经济亦比美欧国家落后，但它的垄断与集中程度要比美欧国家高。三是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高。在经济、财政上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高是俄国经济的又一个特点。1900年外国投资占俄国国内全部股份资本的45%。四是经济的落后。俄国工业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直到十月革命前的1914年，它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仅为5.3%。工业产品的产量水平也很低，只及法国的1/2.5，英国的1/4.6，德国的1/6，美国的1/14。俄国的生铁产量几乎只及美国的1/8，煤产量只及美国的1/10。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更低，1913年俄国按人均计算的电力为11千瓦时，而美国同期为俄国的20倍以上，煤约为美国的1/33，生铁为美国的1/12.5、英国的1/8.3，棉织品（坯布）为英国的1/13，等等。1900～1913年，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1/10。[6]
三 对苏联时期经济的研究
应该说，对苏联经济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十分关注的问题。我国对苏联时期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
一是从十月革命后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重点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问题。这个时期公开发表的著作并不多，其中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学者也不多。一开始主要是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去苏联学习经济的学者开头进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刘国光、董辅礽等。他们两个都是在1951～1955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的。回国后一开始先是研究苏联经济，发表了一些论著。
刘国光于1956年在《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了《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理论基础和编制方法的一些问题》，同年在同一个杂志的第6期又发表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年）国家计划的发展》一文。董辅礽回国后于1959年出版了其第一部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该书是作者在苏联通过的经济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后发表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约20万字。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是中苏两国处于友好关系的时期，对苏联经济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客观介绍苏联经济发展状况、理论和政策的多，内部报告比较多，公开发表的文章比较少。
二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中苏关系恶化，进行大论战。经济方面主要是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修修补补的改革理论、政策与措施进行介绍，往往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例如，赫鲁晓夫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提出的物质利益原则、重视利润杠杆和价值规律作用等观点，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和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据。
三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苏联解体之前。这个时期比较长，可以说是中国研究苏联经济一个十分重要和兴盛的时期。研究的问题和提出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变化。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在苏联问题研究上的这段历史值得一提。为了深入研究苏联社会性质、论证苏联是否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邓小平决定成立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研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问题，该小组设在钓鱼台，由胡乔木，宦乡具体负责，小组成员有李慎之、唐文瑞（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李汇川与何方等老一辈领导与资深学者。1978年至1980年12月，由中联部（当时我在中联部工作）派笔者参加该写作小组。研究了一段时间后认为，得不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结论。另外，邓小平已在积极准备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召开理论务虚会，批判“两个凡是”。后来，小平同志决定集中研究改革问题。这样，笔者就转向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通过总结苏联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改革提出对策建议。在此期间我向中央写了8篇内部报告。可以说，我是国内最早联系中国改革来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之一。后来我一直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1979年，我撰写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为何迈不开大步？》一文，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批示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此文，后来很多刊物转载该文。同年，我为《人民日报》“理论宣传动态”撰写了题为《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几点看法》的内部报告，提出：中国的改革第一要把计划权交给企业；第二，要解决企业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第三，企业职工要有管理权；第四，加紧对经济管理干部的培训，转变思想观念。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在1980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我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
我讲这一段历史，绝不是为了宣扬自己，而是要说明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学者，逐步转向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这涉及改革的理论、政策、具体措施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苏联经济研究的论著比较多。1984年，展望出版社出版了刘国光所著《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一书。1982年2月下旬，刘国光、柳随年、郑力（后两人是国家计委的有关领导）三人去苏联，对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察。他们同苏联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进行了20多次座谈。他们回国后写的考察报告涉及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方面面，如五年计划、计划管理、定额、指标体系、联合公司、工业企业，等等。刘国光在1983年7月14日的一次讨论会上，做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苏联经济问题研究”的发言（后来他的演讲发表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83年第5期上）。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同对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整个经济问题的研究一样，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我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上来。董辅礽于1988年撰写了《关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若干问题的评论》（《改革》1988年第4期），1990年他撰写了《谈谈苏联经济改革几个问题》的文章（《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90年第6期）。刘国光、董辅礽等人是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先行者，虽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但他们同时也非常关注苏联经济与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对苏联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视。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主要从事研究苏联经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学者，主要人员有：梅文彬、马维先、金挥、陆南泉、高中毅、李仁峰、张础、陈义初、刘清鉴、陈辉、马贵友、王小路、尤艳琴、刘启芸（以上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研究员），罗肇鸿、阎以誉、王金存、林水源、叶灼新、孙振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康琴、蔡沐培（北京大学经济系），周新城、许新、高成兴（中国人民大学苏东所与经济系，许新后来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葛霖生、施岳群、庄起善、史家定、唐朱昌、胡燕芬、徐桂华、童月妹（复旦大学经济系），冯舜华（辽宁大学经济系），庞川（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刘翰辰、章良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周荣坤、王郦久（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刘德芳（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李传勋、郭力、赵传君（黑龙江大学苏联研究所），王世才、许维新、刘秀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彭瑞玲（哈尔滨工业大学），朱显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陈才（东北师范大学），徐景学、赵立枝、殷建平、宋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劳保忠（劳动部），刘宝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秦宣仁、孙家恒（对外经贸大学）等。[7]
这个时期，不仅形成了一批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学者队伍，而且还自然地形成了研究领域的分工，分别研究经济现状、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金融、科技、劳动工资、交通运输、商业、区域经济与经贸关系等。可以说，研究苏联经济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有。
在这个时期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联经济与经济体制问题的专著。下面按出版时间顺序列出一些主要论著。
（1）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王金存：《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
（4）梅文彬、林水源、王金存、王树桐：《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1；
（5）周新城：《苏联经济改革概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6）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
（7）丁泽霁等：《苏联和东欧国家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农业出版社，1982；
（8）商德文：《列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9）复旦大学苏联经济研究室：《苏联经济若干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0）荣敬本等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论著选辑》，人民出版社，1983；
（11）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2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4；
（12）金挥、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时事出版社，1985；
（13）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14）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5；
（15）陆南泉、阎以誉、张德修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重庆出版社，1986；
（16）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4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6；
（17）陆南泉、张文武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18）郑国绮、陈长源选编《苏联经济改革决议、条例选编》，商务印书馆，1988；
（19）许维新主编《苏联区域经济》，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20）陆南泉：《从企业改革入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1）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22）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91。
这里有两本书需要特别提出来，一本是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的《苏联经济概论》。该书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苏联经济的发展，下篇论述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有16位之多，可以说，全国研究苏联经济与经济体制的主要学者都参加了。钱俊瑞为本书写了序。他在序中指出，该书“研究苏联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一本比较全面话述苏联经济的著作。……作者们还以很大的篇幅系统地阐述了苏联的经济体制与改革情况。这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出版社在出版此书的说明中指出，本书“供高等院校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经济管理、财政金融、部门经济及俄语专业的学生以及这些专业的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参考之用”。接着还指出：“近几年来。出版了一些论述苏联经济的专著和论文集，但至今还没有一本按照高校教材要求比较系统、完整地论述苏联经济的著作。这次，我们第一次尝试这项工作。”另一本是陆南泉主编的《苏联经济简明教程》。由于《苏联经济概论》一书的篇幅比较大，近70万字。该书发行一段以后，学生感到使用起来不很方便，不容易掌握主要内容，因此，国家教委（当时教育部改称为教委）委托陆南泉主编一本较为简明扼要、容易掌握苏联经济基本内容的教程（参加本书撰写的还有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毛蓉芳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高成兴）。1991年出版了《苏联经济简明教程》，国家教委明确规定该书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之所以提出以上两本著作，是这两本书的出版对在中国形成俄罗斯经济学科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时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苏东国家的改革越来越关注，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的名义，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有关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讲座，一般都利用中央党校暑假放假的时间进行，讲座地点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可见参加的人数之多。讲座结束后，就把讲课内容修改后出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分析》两书，就是在讲座基础上成稿出版的。宦乡在为前一本书所做的题词中指出：“我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要使改革顺利进行，除了及时总结我国的经验教训外，及时了解外国，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情况，也是十分必要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一书，向广大读者客观地、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国家经济改革的进程和具体做法，无疑，这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在为全国苏联经济研究领域提供重要基础性资料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一是竭尽全室的力量，由陆南泉、张础与陈义初负责编著了《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该书系统地编制了苏联经济发展七十年来的统计资料。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寻找统计资料比较困难，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为广大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二是由陆南泉等组织翻译了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的《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一书（三联书店，1979）。三是经济室李仁峰主编的《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四是经济室全体同志用了很大的努力，在阅读大量俄文论著的基础上，由陆南泉、高中毅负责编写的《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把苏联理论界对18个重要经济理论问题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梳理，这些问题是：
关于发达社会主义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矛盾问题；
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问题；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利益问题；
关于经济效益问题；
关于生产资料有限增长规律的争论问题：
关于科技革命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关于经济机制问题；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经济核算制问题；
关于农工综合体问题；
关于农业集体承包制和家庭承包制问题，关于个人福利问题；
关于个人副业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问题。
厘清以上各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对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及其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对俄罗斯时期经济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先是波兰发生政权更迭，接着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相继垮台，对于1991年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各种提法，如演变、解体、制度倾覆、联盟消亡等。但更多的学者用“剧变”一词。所以用这个词，主要考虑到苏联变化的巨大、突然、内容广泛、深刻和对世界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苏联剧变所包含的内容有：（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名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击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各自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共和国，无一例外地都宣布要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体制转型；（4）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共和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至于具体目标模式，对于俄罗斯来说绝不是一次剧变就能最终确定的，俄罗斯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制度转型已经有28年之久，但这一转型至今尚未结束。
由于发生上述的巨大变化，对俄罗斯问题包括其经济和体制转型的研究，成为中国学者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与苏联解体以前相比，这一时期对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要厘清苏联经济、经济体制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换言之，要对苏联经济与体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再思考、再认识。与此同时，要对独立后的俄罗斯这些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型的进程和特点做出客观的分析。围绕上述主要问题，这个时期中国研究经济和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学者，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较多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围绕苏联剧变的原因，对苏联时期的经济与体制提出看法
第一，研究苏联在剧变以前的经济体制模式特点与主要弊端。
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是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又经过不断巩固与发展，它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1）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化，对国家的整个经济实行统制；（2）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3）实行全面直接的指令性计划管理；（4）对经济管理主要靠行政方法；（5）实物计划占主要地位；（6）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和矛盾性。
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0年，由于1941年爆发了卫国战争而中断）结束时，苏联基本上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最终，其依靠国家力量战胜了法西斯德国。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远。这种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问题；（2）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在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3）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4）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使产品质量长期得不到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而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后来，由于这一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潜力已然耗尽，失去动力机制，走到了尽头。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已被证明没有能力为社会主义赢得前途。”[8]换言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具有生命力。
第二，普遍认识到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其中经济体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重要理论观点具有重大意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其选择的体制模式，以及能否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选择的模式进行正确与及时的改革。经济体制是整个社会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研究苏联的兴衰，不从体制（包括经济体制）这个视角去研究，就很难对很多重大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也难以有深刻的认识。小平同志还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9]。遗憾的是，在苏联时期，要么不断丧失改革机遇，要么改革失误，要么改革停滞甚至倒退，从而使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有不少学者在有关著作中，分析了苏联时期五次失去经济改革机遇的历史。
第一次是中止实行“新经济政策”。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样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又回到了由“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了。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停止了。
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但遗憾的是，斯大林非但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从而，不仅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使体制更加僵化与固化。另外，战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大大发展了，达到了神化的程度。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尽管赫鲁晓夫看到传统经济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是二战后苏联的第一个改革者，还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并产生了严重后果。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十八年，虽在执政初期搞了一些改革，但后来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而且在政治体制方面还出现倒退。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是经济体制改革停滞时期，并导致苏联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
第五次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力图进行根本性改革，但到了这个时期，阻遏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大，已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第三，关于苏联时期经济的评价问题。
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效如何评价，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指导思想与一些重大政策，还涉及苏联剧变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的论著中，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亦不尽一致。一种意见认为，苏联经济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的理由如下。
一是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苏联利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二是通过实施超高速工业化的政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基本上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三是苏联不仅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生产关系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方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到1937年，社会主义经济在全苏生产固定基金、国民收入、工业与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分别占99%、99.1%、99.8%与98.5%。[10]
四是二战后，随着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发展，苏联成为能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如果从军事力量来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不仅与美国达到平衡，而且在某些领域超过了美国。
问题是，这些能否说明苏联经济建设是成功的呢？说明苏共把经济建设搞好了呢？更多的学者认为，如果对苏联经济建设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目的的视角综合地来考察，那么就会发现苏联在七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严重的问题。可以认为，苏联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搞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增长率从递减发展到危机。随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苏联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递减，即出现了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的嬗变。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1966～1970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4%，到1986～1990年降至1.8%，1990年为负增长，即-2%。
二是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未能改变。苏联经济难以保证持续增长，并最后出现经济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落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得不到改变。就是说，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达到的，这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
三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长期以来，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政策，经济的发展战略、政策主要是为扩军备战和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服务的。从斯大林执政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的经济赶超战略，其核心是军事力量的赶超。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难以平衡，而且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拉开。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世界大国中苏联经济结构畸形与比例失调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七十多年来，苏联经济从来都是不协调地、不按比例地发展着，因此也给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带来极大的困难，这是阻碍俄罗斯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是半封闭的经济。长期以来，苏联经济处于半封闭状态，60%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苏联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其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经济机制在其中并不起作用，经济走的不是开放式发展道路。1988年，苏联对外贸易出口额占其GNP的7.7%，而1980年，世界贸易出口额就已占世界GNP的21%以上。[11]至于苏联在国外的投资与国外对苏联的投资，那更无法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这些因素，决定了苏联经济素质难以提高，其竞争能力一直处于低下水平。
五是不少经济政策往往脱离人民的切身利益。苏联发展经济的政策，往往不是立足于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与美国搞军备竞赛，这是在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受到严重影响。长期以来，苏联市场供应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已是“空空如也”。这也说明，苏联治国的主导思想是强国而不是富民。
以上的分析说明，苏联并没有搞好经济，苏共既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因此，苏联经济的发展难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对最终苏联解体与苏共垮台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邓小平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剧变后的1990年3月3日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12]后来在1992年初，也就是在苏联发生剧变后不久，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3]
（二）对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的研究
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以1992年1月2日推行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的激进式“休克疗法”改革为标志，通过改革达到制度变迁已有二十八年的历程。对这一时期，从经济转型与发展视角分析其经济体制所发生的变化及发展趋势，成为中国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这个时期我国研究俄罗斯经济学者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俄罗斯新的执政者上台后面对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是与整个制度变迁同时进行的，所以，俄罗斯当时是有着十分艰巨与复杂改革任务的转型国家。俄罗斯经济转型起始阶段，即叶利钦时期经济体制转型的任务是要摆脱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已失去发展动力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建立市场体制模式。
从经济体制转型来看，在叶利钦时期通过激进的改革方式，俄罗斯很快就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中国研究者认为，1996年在俄罗斯已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私有化，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俄罗斯的一些政要认为，通过私有化还实现了以下的目的：（1）较顺利地实现了其政治目标，铲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使经济体制转型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变得不可逆转；（2）培育与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私有者与企业家阶层，成为新社会制度社会基础的政治保证。1996年俄罗斯以转让国有资产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产权私有化已基本结束。私有化企业在俄罗斯企业总数中的比重与其生产的产值占全俄GDP的比重分别约为60%与70%。
二是按西方国家模式，构建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在银行体制方面，俄罗斯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行利率市场化。在财税体制方面，俄罗斯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社会共同财政转化，缩小财政范围。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有两个：（1）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因此，要强化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通过实行分税制，在联邦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三级税收体制基本上已建立起来。在外汇管理方面，由一开始实行的自由化转向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是确立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是朝以下方向进行的：（1）逐步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多元化；（2）在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重点由过去重视公平而忽视效率转向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
四是在建设经济法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规。
但应看到，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市场经济框架是极其不成熟的。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是在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与瓦解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国家调节市场的能力很差，再加上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充满政治斗争，使得市场经济运作中出现无序、混乱、经济犯罪和影子经济等现象。
从1992年到1999年的八年中，叶利钦时期的经济转型，从制度建设来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经济发展来看，改革是不成功的。经济转型不仅没有达到振兴经济的目标，而且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转型危机，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曾“恳请大家原谅”。他说：“我苦思该采取何种举措来确保国人生活得安逸，哪怕是得到一些改善。在总统任期内，我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施政目标了。”
可以说。以上对叶利钦八年经济转型的评价，我国学者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对叶利钦时期出现经济转型危机的原因，有些学者仅仅归结为是实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有些学者认为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切忌简单化。[14]
对普京执政后的经济研究，中国学者更多关注他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方面的调整措施。普京执政以后，在经济领域一方面要使市场从混乱走向有序；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为了实现上述经济任务，普京强调要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来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1999年11月，普京明确地说：“我相信，只有市场经济能让我们实现目标。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市场经济能够全面运作时为止。”[15]普京为了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针，针对叶利钦时期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一点，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系，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要让俄罗斯政府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社会发展最佳目标和合理参数，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和建立各种机制。”他还强调：“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我们应遵循这一个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16]
第二，在经济转型的方法上，普京强调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实施”，切忌20世纪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
第三，重视社会政策。普京强调：“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己无立足之地。”因为，俄罗斯国内出现了十分普遍的贫困现象。
第四，反对重新国有化。
第五，要有经济发展战略。过去没有切实可行的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此，普京强调，为了使俄罗斯有信心走出危机，走向振兴之路，增强国内凝聚力，需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普京执政八年，俄罗斯各领域中的消极因素逐渐得到抑制，政治秩序混乱、无序状态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加上多年来经济发展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八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倍。
从2008年到2018年经历了“梅普”“普梅”交替的组合时期。
这个时期先是遇到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2014年发生乌克兰危机后俄又遭到西方的经济制裁，加上俄罗斯经济结构问题长期没有调整好这些因素，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俄罗斯经济处于低速增长乃至出现危机的状态。如此，中国学者在此期间的研究更多关注其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发展前景的问题。
应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对“梅普”“普梅”交替组合期间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也有不少共识，认为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体制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同步进行。
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调整过度依赖能源的结构，而且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三化”更加明显：一是经济原材料化，即经济发展依赖能源等原材料部门；二是出口原材料化，俄罗斯出口产品按所占比重的排序，能源等原材料产品占首位，一般要占出口总额的80%；三是投资原材料化，即俄罗斯投资相当部分用于采掘工业。应该说，俄罗斯早就意识到过度依赖能源的经济结构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但缘何长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它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俄过度依赖能源的情况在普京执政期间是呈进一步发展的态势，1999年俄原油、石油产品与天然气出口所占GDP比例为39.7%，而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9.5%。对此，2008年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其《前进，俄罗斯！》[17]一文中指出：“20年来激烈的改革也没有让我们的国家从熟悉的原料依赖中摆脱出来。”“简单地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习惯导致经济长期的落后。”2018年“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占俄出口总额的83%。所以，这几年来俄罗斯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乃至危机应该是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对国企改革的政策摇摆不定。
普京时期在国企改革政策方面前后不一贯，在第一任期内，普京明确反对重新国有化，实行坚决打击寡头政策，不让其干预政治。但在普京第二任期，强化大型国有企业联合，特别是加强了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控制，并同时确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外贸、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1063家大中型企业为国有战略型企业，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型企业实行私有化。实行上述政策后，1997～2009年，国有经济比重从30%反弹至67%。实际上这期间普京实行了一段国有化政策。普京在摆脱寡头干预政治经济的情况下，借助市场和司法途径，通过拆分私人寡头企业的手段，促进国企强强联合，组建超大型的国家公司，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掌控，从而在俄罗斯实现了由寡头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不论是寡头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都是垄断性很强的经济，这必然会影响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竞争机制发挥作用。
第三，制造业与加工工业严重衰退。
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在整个工业中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占33.5%，制造业占66.5%，而到2014年，这两者比例倒过来了，前者占67.2%，后者降至32.8%。这导致进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在苏联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机器设备与运输工具占其出口总额的24.81%，至2014年下降到5%。当今，俄罗斯工业部门的绝大部分产品依赖进口：机床制造业超过90%，重型机器制造业达60%～80%，轻工业70%～80%，无线电工业80%～90%，制药和医疗行业70%～80%。[18]由于加工工业的落后，俄一方面大量出口粮食（2014年出口2980万吨），而另一方面又要大量进口食品与食品原料。
以上情况说明当今俄罗斯不是一个工业体，而是原材料贸易经济体。一个大国没有了强大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很难保证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难以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
第四，没有着力调整企业规模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现象。
也就是中小企业发展缓慢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中小企业的发展，无论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对变革所有制结构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中小企业的产值一般占GDP总量的50%以上，但目前俄罗斯中小企业的产值只占GDP总量的21%，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有关支持中小企业的一些机制法规在实际转型过程中往往得不到执行，即形成的各种制度起不到作用；中小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官僚主义的行政审批手续和经营环境不佳，提高了企业开业成本。2008年，俄罗斯的企业经营环境排在世界的第120位。俄罗斯经济垄断程度高，很多重要经济领域如能源、矿产、交通基础设施等，中小企业很难进入。
第五，未能改变落后的、低效的经济增长方式。
苏联时期一直是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同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俄罗斯的经济仍采用一种落后的、低效的经济增长方式。上面提到的梅德维杰夫文章中指出：“我们大部分企业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这还不是很糟糕。最糟糕的是，企业经理、工程师和官员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低效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些对于向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2010年1月13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上讲道：“俄罗斯每生产1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2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俄罗斯自苏联起就在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上与世界先进国家有所差距，如今这一差距正越来越大。普京在《我们的经济任务》一文中说：“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发达国家的1/3或1/4。”俄学者对俄经济效率的评价更低，拉季科夫认为：“俄罗斯的能源效率是日本的1/18，各经济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先进国家的1/4到1/20。农业出产率则比遍地石头且缺少阳光的芬兰还要低50%。”[19]
十分明显，无论当今还是未来，俄罗斯不应该靠大量投入劳力、人力与物力来保证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落后的、低效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俄罗斯经济陷入低速增长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忽视基础设施建设。
2016年1月13日《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发表了B.伊诺泽姆采夫写的《普京十六年的总结》一文，批评普京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失误时指出：十六年来，俄没有铺设1公里的现代化高速铁路，2014～2015年修公路1200公里，相当于2000年的1/4，20世纪90年代便已开工的莫斯科至圣彼得堡公路，至今还未完成；居民天然气覆盖率一年内只提升了0.1%，达到65.4%，按此速度，国家实现完全的天然气化要等到22世纪初了；十六年来，俄港口吞吐量的增长相当于上海1个港口的50%，2014年通过北方海上航道运输的物资仅有13万吨，较1999年的46万吨少许多。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必然阻遏经济的发展。
第七，没有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缺乏双赢与互利思想，一味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
长期以来俄罗斯引进外资有限，到2013年底共引进外资3841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为1259亿美元，平均每年为55亿美元。2015年俄引进直接投资127.57亿美元，占世界第25位。今后20～25年俄需要投资25000亿美元，每年需要1000亿美元，其中1/3需要依靠外资。俄不改善投资环境，是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的。
第八，长期存在严重的腐败。
从政治体制大背景来看，俄腐败难以遏制与存在集团利益有关。普京执政期间，一方面整治了寡头，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一批新的既得利益集团阶层。这里有三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俄罗斯是经济垄断性很强的国家，大公司与大企业利益垄断地位支配公共资源，它们不会放弃这种特权，极力反对影响其利益的改革，并与政府部门官员结合在一起；二是俄罗斯垄断部门的大公司与企业领导人往往由政府的副总理或部长兼任，官企直接结合在一起；三是正如上面提到的，从2004年起，俄实际上是私有化与国家化同时进行，后者比前者的速度快，有些年份私有化实际处于停顿状态。这就导致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大大强化，随之而来的是官员权力扩大。以上因素都为腐败创造了条件，为寻租提供了可能。
对于俄经济发展前景问题，中国学者普遍并不看好。普京在2018年5月17日宣誓就职第七届总统几小时后，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到2024年前的国家战略发展任务和目标》总统令，要求俄罗斯在2024年前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2017年俄在全球排在第14位）。
2018年2月20日，普京在莫斯科商栈展览中心向联邦会议发表2019年度国情咨文。普京再次强调，俄罗斯需要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应超过3%。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条件来看，要达到普京提出的目标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应该说，当今与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形势是严峻的，不存在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但还不至于发生经济崩溃与大的社会动荡。从财政金融领域来讲，尚处于可控范围。
但要强调指出的是，一个大国的实力，说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如果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最终会影响到国内政局的稳定与普京的执政地位，不论是实现国家现代化，还是兑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与强军等承诺，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基础性条件。
（三）出版的专著与研究队伍
这个时期出版的有关俄罗斯经济和体制转型的论著是不少的。这里要特别强调下面所列出的著作，这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研究与论述这一领域问题的著作（以出版时间为序）。
（1）陆南泉、阎以誉编著《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转轨的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陆南泉主编《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3）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程伟：《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5）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
（6）马蔚云：《俄罗斯经济转轨十年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7）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8）关雪凌：《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9）郭连成：《经济转轨与转轨时期经济论》，商务印书馆，2005；
（10）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11）高晓慧、陈柳钦：《俄罗斯金融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马蔚云：《论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收入分配问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3）陆南泉：《苏联经济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
（14）唐朱昌：《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5）李福川：《俄罗斯反垄断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6）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7）郭晓琼：《俄罗斯产业结构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18）陆南泉等主编《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2；
（19）米军：《俄罗斯金融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0）张聪明：《当代中俄国有经济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1）陆南泉主编《俄罗斯经济二十年（1992～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2）陆南泉：《论苏联、俄罗斯经济》（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3）李新：《俄罗斯经济再转型：创新驱动现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4）曲文轶：《俄罗斯转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25）郑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人民出版社，2013；
（26）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人民出版社，2013；
（27）叶书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人民出版社，2013；
（28）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
（29）陆南泉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0）李建民等：《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1）高际香：《俄罗斯民生制度重构与完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2）陈国平、欧阳向英、刘秀莲：《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3）陆南泉：《苏俄经济改革二十讲》，三联书店，2015；
（34）陆南泉总编、李建民主编《曲折的历程——俄罗斯经济卷》，东方出版社，2016；
（35）陆南泉：《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学部委员创新工程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6）程亦军主编《俄罗斯经济现代化进程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7）童伟等：《俄罗斯税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还应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也成为中国俄罗斯经济问题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国就这个领域召开了一些讨论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黑龙江省政府每年联合召开的中俄经贸合作论坛（具体由黑龙江社科院承办），并且出版了一些论著。
（1）薛君度、陆南泉主编《中俄经贸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薛君度、陆南泉主编《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3）施建新、王俊文主编《今日俄罗斯市场》，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4）李传勋主编《中俄区域合作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高际香：《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
（6）陆南泉：《中俄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在二十多年俄罗斯经济与体制转型问题研究过程中，也形成了新的各个年龄段的研究人员。主要有：李建民、程亦军、徐坡岭、李福川、李中海、高际香、高晓慧、张聪明、许文鸿、郭晓琼、蒋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富景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张健荣、丁佩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刘爽、马友君、封安全、安兆祯、邹秀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夏焕新、王晶（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沈悦、周伟平、杨学峰、陶丽、崔小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范丽君（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周延丽（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程伟、刘洪钟、殷红、谢晓光、韩爽、肖影、李永涛、周帅（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刘军梅（复旦大学经济研究院），马风书、展妍男（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米军（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关雪凌、张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马蔚云、姜振军、于小琴、戚文海、葛新蓉（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郭连成（东北财经大学），景维民、孙景宇（南开大学），曲文轶、王海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韩立华（对外经贸大学），刘华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徐向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刘晓音（上海财经大学），李天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刘丰（天津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于慧玲、翟立强（黑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
上述所列名单中，有些学者是长期与比较系统地研究199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与体制转型问题的；有些比较年轻的学者，研究时间不长；也有一些学者研究的问题比较窄，如主要研究中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已经退休，但他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论著。另外，还要强调说明的是，我在列出这些名单时，虽做了一些调查和咨询，但很难说都那么准确，如有不妥与疏漏之处，望能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