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稳定的意大利平衡”：1494年之前
第一节 14、15世纪的意大利半岛
意大利在中世纪欧洲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其历史进程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意大利的历史轨迹之所以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一方面是由于意大利的地理环境对意大利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意大利半岛的自然地理对人们的行为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基本价值问题、地方主义的产生和地区之间的隔阂，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意大利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几乎所有史家在谈及意大利的历史进程时都会首先提及城市国家的特殊利益和地方主义的传统影响，而帝国传统、教皇传统和城市传统是理解意大利历史的钥匙。
一 地理风貌
历史上的意大利，绝非今天意义上的统一国家，19世纪欧洲政治家梅特涅（Metternich）说：“意大利仅仅是个地理概念（a geographical expression）。”[1]拉尔纳也说：“意大利并非一个政治单位而只不过是一个文化概念。当时意大利最伟大的代表（指但丁[2]）也不把意大利看作一个国家而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3]
“从一定意义上讲，地理因素对意大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意大利的地理环境和范围以皮靴形的意大利半岛为主，它地处地中海的中心，南北纵跨1300公里，而横向最长距离却不过500公里，[5]形状狭长，大陆部分与中欧接壤，而半岛及西西里部分以其伸延窄长的形态接近于非洲大陆。其东岸与巴尔干半岛隔海相望，西有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相守，与伊比利亚半岛遥相对应。半岛的大陆部分地势起伏，高低不平，平原面积狭小，仅占整个面积的23%，而山地和丘陵分别占35%和42%。意大利被四大海域包围：东面的亚得里亚海（Adriatic）、南面的伊奥尼亚海（Ionian）、西北的利古里亚海（Liguria）和西面的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6]。海岸线绵延约7500公里，其中一半的海岸线上岛屿众多。
境内两条大山脉构成了意大利地理的主要风貌：高大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脉（Alps）蜿蜒盘踞在意大利的北部，朝向意大利的一面终年积雪，像一座弧形的屏障横亘在整个意大利的北部，阻挡着北方的寒风和蛮族的入侵。阿尔卑斯山脉从北部把意大利和欧洲大陆一刀切开。然而，为数众多的横断山口为北部、东北部、西北部的交往提供了通道，这些山口在历史上成为不断由北而南作民族迁移和人员往来的路径，构成意大利文化演变的一大特色；不过，阿尔卑斯山内陡峭外平坦，北坡更为平缓，而朝向意大利的南坡却更为陡峭，由北而南比之由南而北更易，也就是说，由邻国入意大利易，由意大利进入邻国难。这样北坡就变成了入侵者的跳板。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这样评论：“阿尔卑斯山脉巍然高耸，把意大利半岛同欧洲其他地区截然分开。阿尔卑斯山谷向南是一带慢坡，缓缓下降，通向意大利北部平原，向北则是悬崖峭壁。这种地理形势一直是意大利考虑政治、军事政策时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其他国家制定对意政策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各种战争条件，这种地理形势使得从意大利入侵中欧难如登天，而从北面进军意大利却不那么困难。因而，意大利被入侵的次数要比意大利向外侵略的次数多得多了。”[7]
如果说阿尔卑斯山和海洋给意大利带来了统一，那么亚平宁山就破坏了这种统一。[8]一望无际的亚平宁山脉（Apennines）年代没有阿尔卑斯山那么久远，山势也较缓，从西北的利古里亚海岸向西南一直延伸至雷焦卡布里亚（Reggio di Calabria），马刺状支脉则从两边伸向海洋，亚平宁山脉绵延1200公里，几乎纵贯南北，形似一个鱼背，将意大利分成东西两半，是意大利的脊柱。正像亚平宁山脉被分为北、中、南三段一样，长靴形的意大利习惯上也被分为北、中、南三部分。
亚平宁山脉的支脉延伸出去，形成了很多小面积的沿海平原和冲积平原，如波河平原（Po River Plain）和阿迪杰河平原（Adige River Plain），它们一直绵延至亚得里亚海。位于东北部的波河平原面积约为4.5万平方公里，地势呈扇形展开，波河由西而东畅流八百里，造就意大利唯一的冲积平原——波河平原，河流密布，湖泊相连，由于土壤中含有火山喷发后的沉淀物质和河水泛滥后的污泥，平原甚至丘陵的土质都异常肥沃，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的峭壁却成了他们的天然防线，这里成为意大利人的天然粮仓，威尼斯（Venice）、米兰（Milan）和都灵（Turin）等伦巴第城市就位于这个地区。穿越阿尔卑斯山到法国或日耳曼去的差不多全部山路都在伦巴第城市的控制之下[9]。
相比之下，意大利的中南部虽有不少河流和平原，却都是小规模的了，其中值得一提的只有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亚诺河（Arno）和台伯河（Tiber），前者的流域是佛罗伦萨（Florence）之所在，后者则是罗马濒临的河流。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无论从思想还是文艺方面，都对意大利半岛乃至欧洲大部分地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的比萨、锡耶纳与佛罗伦萨在本地区的竞逐决定了意大利中部与北部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意大利发挥着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重要作用。罗马位于台伯河的下游，距入海口约80里，而台伯河本身已位于意大利半岛的中央，罗马更有联通南北东西的枢纽优势，以它为中心建立古代大帝国当非偶然。
意大利的南方地区大致上包括罗马以南的整个半岛、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与意大利北部迥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和文明进步而言，南方意大利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提前宣告了中世纪的终结。”[10]在意大利语中，人们常用日中（Mezzogiorno），即正午之意来形容意大利南方的温暖宜人。这个与希腊隔海相望的“下半截长靴”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接纳和吸收了希腊、罗马、拜占庭、撒拉逊、法国、西班牙等文化元素，成为多元文明的大熔炉，以那不勒斯为代表的南方城市走出了一条与北部意大利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11]可以说，意大利非常适合于在它的境内容纳彼此差别很大的地方势力集团。
因此，丹尼斯·哈伊在谈到意大利半岛的地理时说：“在意大利各地之间的冲突比其他国家较多：这些冲突存在于山区和平原之间、东西之间，以及南北之间。当这些地区之间一旦产生政治隔阂的时候，或是由于怀疑和嫉妒使地方主义变得更加严重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冲突就变得旷日持久。”[12]意大利的半岛形状决定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地理环境对它们的影响。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由于自身地位的关系，没有可控制的腹地，所以，是海洋性的，而它们的商业依靠海权。下意大利和西西里经营半陆运、半海运的商业，而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等城市，因为在内地，则完全从事于陆运贸易。”[13]这些地区之间的竞争早在12世纪，就已经导致它们之间时常发生战争，而且已经卷入一个政治经济斗争的旋涡里了。意大利这块伸入地中海的土地，阳光明媚，气候温和宜人，富有繁华热闹的城市生活、金融财富以及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但是它却在意大利战争中无可奈何地敞开门户，任由那些来自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北部国家的“野蛮人”劫掠。
二 帝国传统、教皇传统与城市传统
“唉，奴隶般的意大利，你哀痛之逆旅，你这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你不再是各省的主妇，而是妓院！那高贵的灵魂，只是听到人家提起他故乡的可爱名字，就急于在那里向他的同乡人致以问候；而你的活着的人民住在你里面，没有一天不发生战争，为一座城墙和一条城壕围住的人却自相残杀。你这可怜虫啊！你向四下里看看你国土的海岸，然后再望你的腹地，有没有一块安享和平幸福的土地。”[14]这是但丁《神曲·炼狱篇》第六歌中的一段诗句，表露出了度过二十年流放生活的但丁对故乡政治的不断变化和意大利社会现实的无限痛惜。中世纪的帝国思想和古罗马传统一直在意大利半岛起着主导作用，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这两个中世纪的跨区域性政治组织都与意大利的历史息息相关，同时又由于它们之间的联系而生出了无穷的矛盾。
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城市国家，这些以城市生活为核心的城市国家，在帝国和教皇的普遍性与地方生活的差异性的双重影响之下，充分展示和体现出了意大利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多样性成就了意大利历史与文化的优势，不过也阻碍了意大利统一性的发展。然而意大利的历史发展也不乏统一性，尽管城市国家各有其内部政治生活，它们之间又相互争斗，但还是存在着血缘、语言、文化、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统一性。尽管只有少数的以诗人但丁等为代表的文化知识精英意识到作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特殊地区，意大利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其范围并没有涵盖今天的整个意大利半岛，但是共同的思想、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历史体验，以物质和精神的方式将半岛上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由于政治分裂而带来的影响。[15]
怎样理解意大利历史的基本问题？丹尼斯·哈伊在解释这一问题时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的过程。它在自己的语言、地理和同邻国关系所确定的范围之内活动。……如果我们只从最后统一的角度来研究英国和法国在11和12世纪的历史，那么我们必然会有所歪曲。因为当时的政权实际上是地方性的，至多也是地区性的，并不存在明显的语言或地理边界。但用同样的看法来对待以后时期，例如13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那歪曲就不十分严重了，因为13世纪已经出现了某种实际的中央集权。这是讨论意大利统一问题时首先必须确定的一个前提。……要用法国和英国的方式来写1870年以前的意大利历史，不歪曲事实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简而言之，意大利历史的基本问题是在19世纪以前不存在意大利的历史，或者至少不具有我们所说的英国或法国历史那样的含义。”[16]
若干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实际权力结构是由地区、城市、家族、帝国和教皇构成的。公元5世纪，意大利统一的社会生活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瓦解了，这种分裂状态持续了上千年，直至1870年意大利半岛最终归于统一。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不断建立和瓦解，随着罗马教皇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不断增强与膨胀，随着各地家族势力的不断分化与联合，帝国政治、教皇政治和地方政治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意大利这块土壤之上。而反对帝国干涉意大利事务与反对教会干涉世俗事务这两种思想，在意大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从而让意大利的历史具备了一定的特殊性。帝国传统、教皇传统与城市传统对意大利乃至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只有回顾了意大利中世纪的历史，才能更加深入准确地理解意大利战争年代，故而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些历史。如果不了解意大利所处的分裂状态，也就不可能懂得意大利战争的时代意义。
（一）帝国传统
“帝国统治意大利”是历史传统沿袭下来的一个古老观念。[17]查理曼（Charlemagne，768～814年在位）于公元800年在罗马接受加冕，获得的头衔是“由上帝加冕的伟大、贤明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执行官、蒙上帝恩典的法兰克和伦巴第国王”，[18]这样的头衔意味着古代罗马传统的恢复。为了真实地再现古代罗马的传统，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南下意大利，实现他们认为应得到的北部意大利即“意大利王国”[19]（Regnum Italicum，即Kingdom of Italy）的统治权，在帕维亚城（Pavia）戴上“意大利国王”的铁冠，然后到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这是查理曼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持的一项传统。
帝国的重建使得意大利的历史命运同虚妄的帝国理想结合起来，因而也阻挠了它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签署《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将帝国分割为三个部分。[20]长孙罗退尔（Lothair I，罗马帝国皇帝817～855年在位、意大利王国国王818～855年在位、中法兰克王国国王843～855年在位）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the Rhine）下游以南、经罗讷河流域（the Rhone），至意大利中部地区的疆域，形成了一片南至罗马、北含亚琛、从亚平宁半岛中部伸展至北海的长条形“中部王国”（Middle Kingdom），史称中法兰克王国（Middle Francia，Middle Frankish Kingdom）；罗退尔的弟弟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巴伐利亚王国国王817～843年在位、东法兰克王国国王843～876年在位）获得所有莱茵河以东、意大利半岛以北和以东的帝国领地，史称东法兰克王国（East Francia，Eastern Frankish Kingdom）；罗退尔的另一个弟弟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西法兰克王国国王843～877年在位、罗马帝国皇帝875～877年在位）获得了罗讷河以西的帝国所有西部地区，史称西法兰克王国（West Francia，Western Frankish Kingdom）。罗退尔的王国由阿尔萨斯（Alsace）、洛林（Lorraine）、勃艮第（Burgundy）、普罗旺斯（Provence）和意大利王国以及后来的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等地混合而成，是三个王国中情况最为复杂的。
公元855年罗退尔去世，他的三个子嗣把中法兰克王国分为三份，长子路易二世（Louis II，意大利王国国王844～875年在位、罗马帝国皇帝855～875年在位）拥有意大利王国及皇帝称号；次子罗退尔二世（Lothair II，洛萨林王国国王855～869年在位）领有莱茵河以西从北海延伸至今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侏罗山脉（Jura Mountains）的领土，即中法兰克王国的北部，形成了历史上短暂存在的洛萨林王国（Kingdom of Lotharingia，该王国后来逐渐演变为洛林公国和低地国家）；幼子普罗旺斯的查理（Charles of Provence，普罗旺斯王国国王855～863年在位）获得了勃艮第和普罗旺斯。这次分割史称普吕姆分割（Partition of Prüm）[21]。
不久普罗旺斯的查理与罗退尔二世相继于863年和869年去世，这使得西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有机会进一步瓜分中法兰克王国的领地。公元870年，西法兰克王国国王秃头查理和东法兰克王国国王日耳曼人路易签署《墨尔森条约》（Treaty of Meerssen），重新瓜分洛萨林王国和普罗旺斯王国。[22]双方以默兹河（Meuse River）和乌尔特河（Ourthe River）为界，布拉班特（Brabant）、埃诺（Hainaut）划归秃头查理，莱茵兰（Rhineland）及阿尔萨斯公国划归日耳曼人路易，而意大利王国则继续维持现状。《墨尔森条约》之后东、西法兰克王国继续争夺原属洛萨林王国的领地，880年两王国签署《利贝蒙条约》（Treaty of Ribemont），该条约将《墨尔森条约》中划分给西法兰克的土地割让给东法兰克。中法兰克王国就这样一步一步被分割而逐渐消失了，分裂为众多的独立领地，但这块“中部王国”及其遗产之争对意大利乃至欧洲历史的影响深远。15世纪勃艮第的短暂崛起，以及意大利战争前后法兰西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土之争等矛盾冲突、战争和条约，都可隐约窥见这段历史的影子。
《凡尔登条约》和《墨尔森条约》之后的加洛林帝国内部多次发生冲突和分裂，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意大利王国国王879～887年在位、罗马帝国皇帝881～887年在位）的统治时期曾一度恢复了帝国的统一，888年胖子查理统一起来的帝国再次瓦解，加洛林帝国的三个地区最终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887年胖子查理的废黜到962年奥托一世加冕为帝，是“独立的意大利王国”时期。888年弗留利地区的侯爵贝伦加尔（Berengar of Friuli，意大利王国国王887～894年、898～924年在位、罗马帝国皇帝915～924年在位）在帕维亚加冕为意大利王国国王，然而意大利王国很快又陷入混乱的权力斗争之中，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图1-1 《墨尔森条约》（870年）
资料来源：朱明：《地图上的法国史》（第二版），东方出版中心，2016，第38页。
公元962年，萨克森公爵奥托一世（Otto I，意大利王国国王951～973年在位、罗马帝国皇帝962～973年在位）加冕为皇帝，建立了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同时确立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地位，并取得了意大利王国的王位。在第一个千年结束之时，意大利半岛北部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处在意大利王国的统治之下。帝国的统治明确地建立了意大利王国和日耳曼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扼守阿尔卑斯山山路的意大利北方城市以新的军事和商业地位，终结了伦巴第、托斯卡纳和罗马涅持续百余年的封建混乱局面。通过帝国给予它们的特权（以颁发特许状的形式），促使城市议会制度、城市司法审判制度和城市外交制度等城市制度的发展。意大利王国自身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其中许多城市的日常事务都由当地的主教负责管理。由奥托一世、奥托二世（Otto II，973～983年在位）和奥托三世（Otto III，983～1002年在位）恢复的皇帝权力，给意大利带来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促使商业的复兴和市民生活范围的扩张。[23]
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24]帝国称号所具有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和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帝国与意大利北方的特殊关系也随着意大利形势的变化而日益复杂。皇帝这个称号，以及帝国对意大利和对罗马的权利，引起了对权利的争议和无法解决的争吵。中世纪的皇帝们一再坚持南下意大利，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北部意大利是帝国的一个行省，另一个理由是伦巴第各城市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超过帝国的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以来帝国都力图将统治强加于北部意大利，而各主要城市则为了维护它们的自治而坚决斗争。[25]自11世纪始，意大利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意大利王国的所谓中央权力迅速消失。[26]随着商业活动的复苏，意大利王国之内，特别是波河平原上的大小城市逐渐发展壮大，从而使以米兰为代表的城市国家在伦巴第开始萌芽。在意大利北方城市自治初步确立的同时，意大利南方逐渐摆脱了诺曼人、希腊人和帝国势力争夺的局面，成为诺曼人的势力范围。
传统观点认为，11世纪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受到削弱和瓦解，对阿尔卑斯山以南意大利半岛也影响不大。这种看法是一种时代错误，因为它忽略了意大利各地的统治者追求皇帝赏赐荣誉和头衔的努力。从积极的方面看，传统秩序实际上得到了普遍的尊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27]很多统治者新近获取权力，尤其有阐发自己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为获得民众的认可和顺从，意大利半岛上的地方统治者急需权力合法性的法理支持。为争取从皇帝手中接受荣誉和特权，城市国家的统治者做出了种种尝试。皇帝赐予的恩惠或出卖的特权包括：授予骑士衔、任命宫廷职务、分封爵位和恩授帝国勋章。例如，1416年萨伏依伯爵阿梅代奥八世（Amedeus VIII，1391～1434年在位）获得公爵爵位，1433年詹弗朗切斯科·贡扎加（Gianfrancesco Gonzaga）获得任命成为曼图亚侯爵。通过皇帝赐予的恩惠和出卖的特权，意大利的地方统治者获得了法理上的支持，其合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普遍认可。虽然帝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但是皇帝还是可以实施其政治和军事影响的。[28]帝国政治的影响在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是永远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二）教皇传统
与帝国传统相平行的是罗马教皇传统。[29]教皇制度和教皇权力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不仅仅是出自某种神学理论。教皇在中世纪构成了西欧社会的另一个权力体系。[30]教皇权力的物质基础是建立在其世俗领地之上的，自8世纪教皇国形成以来（关于教皇国的历史，另章论述），扩大和维护教皇国的领地成了历任教皇一刻不敢松懈的任务之一，他们也因此卷入西欧的国际斗争里去。[31]在意大利北方和南方的政治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之时，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打着为宗教谋利益之名，横加干涉教会事务，其发展的结果却损害了帝国政权和教会地方势力，反而有利于教皇国的发展。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也为意大利半岛上城市国家的发展和在意大利南方最终建立诺曼人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教皇尼古拉二世（Pope Nicholas II，1059～1061年在位）虽然任期不长，但是在两个方面对罗马教会和意大利历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一方面，尼古拉二世发布敕令整顿和规范了教皇选举。1059年4月在拉特兰宫举行的主教会议颁布法令，规定今后教皇由枢机团选举，并取得教士和人民的赞同。教皇选举规则的制度化扫除了教廷制度的一个缺点，逐渐摒弃了世俗力量特别是帝国势力对于教皇选举的干预，在枢机团的形成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32]1059年的主教会议还针对教士买卖圣职采取了若干措施，[33]规定任何人不得从俗人那里接受任何管理教会的职务；另一方面，尼古拉二世越俎代庖，攫取帝国权力而代之。根据教会最高权力或“君士坦丁赠礼”的名义，尼古拉二世成为王位的分封者。1059年教皇与占据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罗伯特·圭卡德（RobertGuiscard）和卡普阿（Capua）的理查（Richard I）分别达成和解，订立了《梅尔菲条约》（Treaty of Melfi）：（1）诺曼人罗伯特·圭卡德和卡普阿的理查作为教皇诸侯，向教皇承担封臣义务，缴纳封地贡赋，保护教会权利和地产，支持实施选举教皇的新规定；（2）教皇将阿普利亚（Apulia）、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即将占领的西西里（Sicily）作为封地赐予罗伯特·圭卡德，承认其为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和未来的西西里公爵；（3）将卡普亚赐予理查，承认其为卡普亚亲王。这种关系的建立实际上确立了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意大利南部的教皇宗主权，这一事件将会对意大利南方特别是那不勒斯的历史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34]
教皇国不仅与南方诺曼人联合，而且和伦巴第地区的一些人民运动结盟。在1059年教会法令的影响之下，许多世俗人士也大力支持教会改革运动，从而使反对买卖圣职、反对神职人员结婚的斗争变成了一场遍及伦巴第地区的政治运动，米兰成为这场遍及整个意大利北部的运动中心。从此，在意大利北部城市中，教皇任命的改革派主教和皇帝任命的反改革派主教间争斗不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城市逐渐获得了政治上的行动自由，使其自治臻于完善。
1073年4月，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当选为教皇，是为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1073～1085年在位）。他坚决地推进教会改革运动，为对付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压力，极力与诺曼人结盟。针对教皇宣布取消世俗政权任免主教以削弱帝国权力的举动，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德意志王国国王1056～1105年在位、罗马帝国皇帝1084～1105年在位）采取了坚决反对教皇的立场。在世俗化和封建化的过程中，主教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圣职，由于占有领地和在国王政府中担任官职而深深卷入了封建主义的“领主—封臣”的授封网络以及世俗的权利体系中。由于主教的世俗角色对帝国越来越重要，皇帝在主教的任命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围绕主教授职权问题，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35]1122年双方达成了《沃尔姆斯政教协定》（Worms Concordat）：教皇承认皇帝的世俗叙任权，但教会的领地除外；皇帝同意宗教叙任权属于教皇。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斗争，政教二元化的权力体系在欧洲逐渐形成，教会与世俗国家各自形成独立的权力实体，划分出大体相互分离的管辖范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虽为妥协的产物，但这场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国的权力，加强了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廷的权力。通过教会改革运动，通过《沃尔姆斯宗教协定》，通过十字军东征[36]，罗马教会变成了一支超越国家的国际力量。
中古西欧的教会和任何一位教皇都不得不为自己和教皇国的生存而挣扎。教皇国在政治上由教皇统治，在经济上是教皇最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源。在中世纪错综复杂的封君封臣体系之下，教皇和各地主教们不得不参与世俗政治的纷争，以确保和扩大自身利益。帝国皇帝经常染指意大利北部和南部，迫使历任教皇采取措施保证教皇国的完整性，避免出现教皇国遭受神圣罗马帝国南北夹击的状况，避免意大利北方和南方的统治权落入同一个家族之手（意大利战争中也是如此）。伴随着教会与国家关系的不断变化和现实国际政治的复杂多变，伴随着授职权问题的辗转起伏和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激烈斗争，教皇在明确自身的最高精神权力的同时，必须经常寻求外部世俗权力的支持，以维护教皇世俗领地的安全。马基雅维里指责道：“几乎所有由北方蛮族在意大利境内进行的战争，都是教皇们惹起的；在意大利全境泛滥成灾的成群结伙的蛮族，一般也都是由教皇招进来的。……致使意大利软弱无力、动荡不安。”[37]
教皇权力在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1198～1216年在位）治下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基督教会逐渐形成一整套具有家族性、学院性、社会性与国际性教条、秩序及道德的体系。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也对国际政治事务施加了重大影响。”[38]英诺森三世继续其前任在意大利中部开创的事业，经安科纳边区直达亚得里亚海，以致扩大了近一倍的教皇国把教皇封地西西里同意大利领地的北部分离开来，此后“教皇政策的双重目的是永远保持着西西里与帝国之间的分离状态，并使教皇在被认为属于教会的整个领土上的统治成为实权。”[39]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依然在继续。出于与神圣罗马帝国政治斗争的需要，根据1265年教皇克莱门特四世（Pope Clement IV，1265～1268年在位）的敕令，教皇将那不勒斯的统治权授予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26～1270年在位）的兄弟安茹查理（Charles of Anjou），安茹查理的到来，标志着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法国人在意大利成为占优势的外部力量，意大利政治中的法国因素日显突出。[40]
丹尼斯·哈伊在评价13世纪以来的教皇国时说：“教皇国对加强君主制所做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明确地确定了教皇国的主权，还在于13、14世纪教皇国的宫廷在行政管理方面所起的典范作用。教廷机构、议会制度、从事国际银行业务以及采用雇佣军都是国王们可以从教皇那里学来并加以大大发展的办法。……教皇在教皇国中具有如一个国王在他的国家里那样的充分权力。……他们的秘书厅、国库、外交机构都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国家组织得好。……正是由于罗马教廷的作用，使意大利银行业和出售官职的活动向欧洲其他地方扩散开来。”[41]
但是教皇国内部历史的另一面是党派间彼此斗争、贵族阶级与僧侣阶级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的历史。教皇虽然是西欧基督教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在罗马城中，他还是某一个得势的大家族的领袖。
1309年教皇与罗马贵族的矛盾迫使教廷北移驻跸阿维尼翁（Avignon），罗马教会在意大利的权力急剧减弱，教皇国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42]原先属于教皇国的城市纷纷建立了家族专制统治，法恩扎（Faenza）的曼弗雷德家族（Manfredi）、弗利（Forli）的奥戴拉菲家族（Ordelaffi）、拉文纳（Ravenna）的达波伦塔家族（da Polenta）、乌尔比诺（Urbino）的蒙泰费尔特罗家族（Montefeltro）以及里米尼（Rimini）、佩萨罗（Pesaro）、法诺（Fano）的马拉泰斯塔家族（Malatesta），这些家族控制的城市之间摩擦不断、争斗不休。[43]奥尔西尼家族（Orsini）和科隆纳家族（Colonna）之间的斗争严重折磨着罗马城，罗马变得满目疮痍。当然权力的削弱并不意味着14世纪的教皇忘记了属于他们的领土——教皇国。“他们心中最大的忧虑也许正是意大利问题：如何把皇帝的势力从意大利排挤出去，如何保持自己在意大利领土上的秩序，如何保证他们从那里获取应得的收入，如何控制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的权力，最后就是如何回到罗马城。”[44]教皇的努力终于在1377年得以实现，1月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Pope Gregory XI，1370～1378年在位）回到罗马，可是第二年教会陷入了大分裂（1378～1417）。敌对教皇存在的现实严重削弱了罗马教皇在意大利中部的统治权。教皇国成为意大利各主要城市国家以及地方豪门贵族逐鹿的战场，到1417年教皇国几乎全面瓦解。罗马涅的每一个所谓的教皇代理人都有不承认教皇宗主权的口实，教皇属地成为追求领土冒险者的掠夺品。[45]
中世纪欧洲的国际政治事务中，教皇外交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西方的传统认为，教皇的使节是世界上最早的外交人员”[46]，他们构成了中世纪欧洲唯一的、真正的外交体系。[47]教皇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证宗教信仰的纯洁性，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确保教皇的人身安全和财政收入，因此对于教皇国的直接控制，维护教皇国的生存和完整成为历代教皇的一项世俗权力，这也就不可避免会卷入进欧洲各国的国际政治斗争中。1122年旨在解决主教授职权问题的《沃尔姆斯政教协定》得以签署，罗马教皇与世俗君主之间以政教协定（the Concordat）的方式处理教俗争端成为教皇外交的重要手段，并且在15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明确教俗关系且具有平等性的一种主要外交方式，[48]这一方面显示出王权对于教权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意大利半岛教皇国的世俗君主，教皇外交也正在慢慢融入意大利的外交舞台和更为广阔的欧洲国际关系之中。
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相互争斗持续塑造着意大利的命运，从各个方面增强了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自治生活，使得意大利的政治发展情况截然不同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教皇政治在意大利历史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由于教皇统治的性质，中世纪的意大利必然在帝国与罗马教廷之间，以及帝国的权利与意大利各省的自由之间生存发展，教皇政治在意大利历史中的发展印记，深刻反映了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中精神性与世俗性的矛盾结合。
（三）城市传统
城市，是频繁出现于中世纪意大利历史文献和著述中的名词，它反映了意大利历史存在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蕴含着意大利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城市，城市国家的特殊利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古罗马自治城的消亡到城市国家的建立，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漫岁月，其间意大利城市作为法律实体、行政组织和社会政治力量所经历的一切，构成了意大利城市特有的自治传统和城市精神，相较于欧洲其他各地，意大利的城市不仅出现较早，而且更有活力。[49]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西北的威内托地区、中部的托斯卡纳地区以及教皇国和南意大利，城市星罗棋布，形成了城市网络，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发展成以地区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国家控制意大利政治和半岛多中心的政治格局，城市国家体系的进程对后来的意大利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图1-2 神圣罗马帝国与意大利城市国家（11～13世纪）
资料来源：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第60页。
意大利城市，主要是北部城市自治在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11世纪和12世纪时，意大利北部的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出现了真正的权力中心：城市国家。城市国家在意大利语中，原意为“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城市国家是一个在各方承认的权力和规定的严格约束下将不同社会成分组合在一起的统一体。[50]11世纪末的“授职权之争”（the Investiture Contest）导致的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不间断的斗争，削弱了帝国对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控制，使皇帝任命的主教统治下的封建制度遭受严重打击，为城市的自治提供了政治空间，意大利北部先后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城市国家。[51]另外，帝国皇帝为了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赢得城市的支持，也不得不主动赋予意大利城市一些自治权力。1081年亨利四世承诺不再在卢卡城（Lucca）修建宫殿，在卢卡城6英里范围之内不建任何城堡；同时他还放弃了在比萨城内的司法权，并且保证未经比萨人同意不再在托斯卡纳地区任命新的侯爵。[52]1116年博洛尼亚（Bologna）获得了保留半数因侵害帝国秩序而进行罚款的权利，1162年热那亚（Genoa）则获得了选择执政官（Cousul）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决定战争与和平权、缔结联盟权以及帝国税收的豁免权。两年后，帕维亚也获得了高级和初级司法权以及任命执政官的权利。[53]
意大利半岛上的城市自治进程在主教授职权问题之争时，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受到了教廷的庇护，十字军运动推动了意大利北部城市的经济繁荣，[54]市民阶级以自己选举的执政官掌握了城市管辖权，同时也导致城市日益篡夺帝国的权利和领地，城市出于安全原因、土地需要和控制主要贸易通道的愿望，通过兼并周边地区的小城镇和控制其政治经济生活，不仅将其统治扩大到城市郊区，而且还向邻近中小城市延伸。米兰征服了洛迪（波河的重要入口）和科莫（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重要通道），帕维亚由于被剥夺了首府地位而与米兰势同水火，[55]这样常常产生了相互为敌的强大的城市国家，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化不仅有助于城市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而且透过日渐成熟的战争和外交机制推动区域联盟的形成。[56]
帝国管辖权不断遭到城市或城市联盟的侵蚀，引起了帝国的不满。这些城市国家在法律上仍然被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属，而伦巴第城市在地理上又处于皇帝权威和教皇权威冲突的中心，皇帝通过各种方式主张和行使帝国的统治权力。1156年6月，教皇阿德里安四世（Pope Adrian IV，1154～1159年在位）与西西里王国重归于好，双方签订了《贝内文托条约》（Treaty of Benevento）：教皇同意把包括卡普亚和那不勒斯在内的整个王国分封给西西里王，实际上承认西西里王拥有凌驾于西西里岛各教会之上的教廷特使权力，西西里王则承认教皇派驻教廷使节的权利。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1155～1190年在位）宣布其对整个北意大利地区拥有统治权，迫使北部城市国家屈服于帝国的权力，对在南方建立了独立王国的诺曼人必须清除其篡权行为，而且对教皇国实施帝国权力。腓特烈一世在南下意大利的同时宣布未经皇帝允许的一切封地的变迁均为无效，收回被篡夺的帝国权力。[57]1167年12月为了反抗皇帝腓特烈一世，米兰、皮亚琴察、克雷莫纳、曼图亚、贝加莫、布雷西亚、波伦亚、摩德纳、特雷维索、维琴察、威尼斯、维罗纳、洛迪和帕尔玛14个城市组成伦巴第同盟（Lombard League），同盟得到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1159～1181年在位）、西西里王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伦巴第同盟曾致信教皇：“我们先要承受皇帝的攻击，以使他不致毁灭意大利和钳制教会的自由。为了意大利的荣誉和自由，为了教会的尊严，我们拒绝接受或服从皇帝。”在这里第一次用了“意大利”这个名字来指一个政治实体，即从临近半岛的科莫湖（Lake Como）延伸到教皇国的自由城市的群岛。[58]1183年双方签订了《康斯坦茨条约》（Peace of Constance），条约中皇帝要求由他或者其主教来授予城市权威，并且保留部分司法管辖权，但上诉至帝国的案件必须适用城市自己的习惯或者法令。城市接受了主教的世俗管辖权，并且能够取得其在战争期间获得的土地所有权，还享有修建要塞、建立同盟和彼此达成条约的权利。[59]条约承认了意大利各城市的自治要求和自治机构，使这些城市摆脱了帝国的控制，享有自治权。
从总体上看，皇帝几乎完全放弃了干涉伦巴第城市内部政治事务的权力，只对城市保留了相对的宗主权。[60]但是在法理上这些城市依然是属于帝国的，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帝国法权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还相当顽强。为了取得合法性，一个城市必须获得帝国代理的称号，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们感到人民简单的表面赞同还不够，还需要得到更充分的认可。他们通过政治、外交和财政等各种方式，来寻求获得可以承袭的封建头衔。[61]1450年弗朗切斯科·斯福查（Francesco Sforza）让米兰人民欢呼他为公爵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子们都很清楚，这样的方式并非是正统的，因此他们不断地促请皇帝封爵，直到1493年当“摩尔人”洛多维科（Ludovico il Moro）用40万杜卡特（Ducat）[62]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那里得到这个头衔为止，这个现象表明意大利城市国家统治者是尊重而不是蔑视帝国宗主权的。1461年弗朗切斯科拒绝接受赠予他的法国贵族头衔，他清楚如果这样做就是用法国的最高权力来代替皇帝的权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教皇和教皇国所属的各个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君主们。
伦巴第同盟的胜利并没有结束城市与帝国之间的利益冲突。12世纪至15世纪意大利政治斗争中，意大利的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形成了两个敌对派别，归尔甫派（Guelf，又称教皇派）与吉伯林派（Ghibelline，又称皇帝派）[63]争权夺利，互相攻击。虽然斗争具有地方的特殊性，但是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想让这种斗争具有了国际性的普遍意义。两派斗争始于12世纪，与意大利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原有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的斗争相联系，形成了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the Hohenstaufen Dynasty，1138-1254）在意大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归尔甫派在工商业发达的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城市居统治地位，吉伯林派则控制封建势力较强的帕多瓦、锡耶纳等城市。两派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64]13世纪下半叶，霍亨斯陶芬家族绝嗣，归尔甫派支持统治意大利南部的法国安茹家族，吉伯林派势力有所削弱。14世纪后，皇帝较少干涉意大利事务。罗马教廷迁居阿维尼翁，两派斗争逐渐衰落。
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探讨11世纪至15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时，注意到“两个似乎矛盾而又确凿的事实。我们看到勇气、活动、才能的惊人发展，因而带来非凡的繁荣，一种欧洲其他地方欠缺的活跃和自由。我们要问一下：居民的实际情况如何？他们如何生活？得到多少幸福？情况就大不相同，历史不可能更悲惨和阴暗了。也许没有一个时期或国家里的人的处境如此动荡……另一个事实也是明显的，在大部分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中，自由在不断萎缩。安全是如此没有保障……查看一下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比萨的历史，可以看到事态的进程不是自由的发展、共和体制范围的扩大，而是趋于缩小，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65]
1309年教廷移驻阿维尼翁。1382年，德意志国王文策尔（Wenceslaus，1376～1400年在位）对意大利进行武装干预，结果以失败告终，日耳曼人逐渐放弃了对意大利领土的控制。以后的70年间，意大利的政治发展获得了相对宽松和独立的空间，在半岛北部、中部和南部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势，这三个地区的政治斗争对意大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6]意大利北部利用恢复发展的经济和广泛建立的银行体系开始了重大的转变，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从自由城市过渡到个人和家族统治的趋势。[67]一些占统治地位的家族维护着城市国家在艺术、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强盛，如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和斯福查家族、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曼图瓦的贡扎加家族等，他们践行的是僭主专制，但他们都富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明精神，他们“渴求声誉和热衷于不朽的事业……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他们和诗人、学者为伍，感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68]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权力集中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独立的城市国家在领土方面的发展，它们不仅使自己城墙周围的村庄和农村臣服，还使更远的城市服从于它们的统治。米兰在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的统治之下征服了邻近的一些城市，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国家。1393年5月维斯孔蒂家族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册封，建立了米兰公国（Duchy of Milan）。吉安·加莱亚佐通过联姻和战争的手段，一度成为意大利北部的主宰，大有统一北意大利之势。可是1402年9月吉安·加莱亚佐突然去世中断了这一过程，米兰陷入权力斗争之中，[69]米兰霸权的突然崩溃为威尼斯南下伦巴第和萨伏依公国的建立[70]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图1-3 14～15世纪的意大利
资料来源：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第65页。
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政治斗争对于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海上贸易强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4世纪中叶，热那亚和威尼斯为独霸海洋和国际贸易发生了武装冲突，在基奥贾港战争（Chioggia War，1378-1381）中热那亚战败，国力迅速衰退，成为米兰、那不勒斯乃至法国的征服对象（1396～1406、1458～1461、1499～1528年归属法国；1421～1436、1464～1476年归属米兰），[71]而威尼斯的力量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为执行在陆地上扩张领土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404年和1405年，自治城市维罗纳和帕多瓦归并到威尼斯的治下。
那些属于教皇国的城市，虽然名义上忠于他们的宗主，却各自为政，家族势力牢牢地把持着包括罗马在内的城市统治权。1377年1月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回到罗马，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教会陷入了更大的分裂，教皇对教皇国的统治权进一步遭到削弱。1421年教皇马丁五世回到罗马时，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承认他的统治权。然而恢复教皇国的过程让教皇深深卷入了意大利的地方政治和家族斗争之中，尤其是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矛盾冲突，1306年皮斯托亚（Pistoia）屈服于佛罗伦萨；比萨也在一个世纪后倒向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势力的扩大对于教皇国的生存形成了威胁。为了确保和巩固教皇家族以及教皇国的利益，教皇不得不将教皇的世俗权力放在一个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依照现实政治的需要融入意大利半岛的权力斗争。
南方的那不勒斯王国在14世纪经历了一段繁荣发展的时期，受到了当时众多学者的追捧。不过那不勒斯王位继承问题始终难以尘埃落定，各派力量斗争激烈。1435年乔安娜二世（Joan II of Naples，1414～1435年在位）去世，七年后阿拉贡的阿尔方索战胜他的对手，继承王位。他在位期间，西西里的岛屿部分和大陆部分最终统一，那不勒斯王国逐渐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一支主要力量。
“对意大利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外部，外国的君主。然而这一危险从未使各共和国互相和解，同心协力。它们永远不会采取一致行动对付共同敌人。意大利分割成许多心胸狭窄的人群，在各自的情感支配下，不想联合起来……”[72]他们对自己的城市国家有强烈的归属感，包括政治上的忠诚和情感上的依赖。城邦政治，固然是意大利政治上的一件不幸之事，但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竞争的激烈和思想的活跃，因为内部的分裂和15世纪欧洲大国所形成的外部威胁，城邦政治却很能促进各种艺术的发展和新文艺的产生，这其中就包括外交艺术和战争艺术。[73]无论是这些大的城市国家或共和国，还是那些势单力薄的较小城市国家，它们都拥有雇佣军、一套较为完善的财政体系和一支受过很好训练的外交队伍。尽管这些城市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制度，但在它们中间发生的互动关系却很快显现出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某些特性（权力平衡与常驻使节制度的建立）。[74]意大利是它们内部权力斗争的活动场所，家族之间不仅通过军事合作结成战略同盟，而且还通过婚姻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家族联系，彼此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依赖。在家族统治、城市党派之争和领土扩张的斗争中，意大利半岛逐渐形成了一种本身相当复杂和内部平衡相当脆弱的均势局面。
三 《洛迪和约》与“意大利平衡”
（一）《洛迪和约》
14～15世纪中叶的意大利经历了一段战争、扩张和巩固的时期。城市国家之间争权掠土，兵连祸结，城市的吞并、瓜分更是司空见惯的事。1402年9月，吉安·加莱亚佐准备进攻佛罗伦萨城时，突患热病而亡，他旨在建立中意大利和北意大利王国的计划因此而夭折。他的突然去世对意大利的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用各种手段统一起来的领土随即四分五裂。在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统治之下，米兰公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征服，1420年夺取了帕尔玛和布雷西亚，1421年将热那亚并入米兰公国，然后开始向佛罗伦萨方向移动，1423年占领弗利及其邻近诸城，此举促使佛罗伦萨向米兰宣战，从此触发了一场几乎不间断的冲突，史称“伦巴第战争”（Wars in Lombardy，1425-1454）。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五个强大的政治实体逐渐浮出水面，构成了意大利战争前的意大利政治版图，锡耶纳、比萨、乌尔比诺、曼图亚、费拉拉和热那亚等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地区的较小城市国家被政治边缘化，不得不屈从于周边较大城市国家的利益需要。通过城市的兼并，意大利半岛在中世纪中期极端混乱的政治局面获得了改观，出现了五个强大的政治实体：西北部的米兰公国、东北部的威尼斯共和国、中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和位于中心的教皇国，它们之间大致上保持着微妙的权力均势。
米兰公国位于意大利半岛最北部的伦巴第平原，是“所有阿尔卑斯山山路的集中点（除勃伦纳外），是一切跨越阿尔卑斯山贸易的自然焦点。阿尔卑斯山路像手指头一样，从米兰的手掌伸出去。米兰掌握着全部北欧的商业钥匙。”[75]由于米兰控制着法意之间几条主要通道，是意大利半岛抵御外来侵略的屏障，同时也是对威尼斯领土扩张的一种钳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此米兰素有意大利的门户之称。米兰曾是西罗马帝国的四大首都之一，一直是伦巴第地区的重要城市。从1277～1450年，米兰一直处于维斯孔蒂家族的掌控之下，1450年雇佣兵首领弗朗切斯科·斯福查攫取了米兰的统治权，行伍出身的斯福查更加注重米兰公国的军事建设，保留着一支精悍的家族军队。可是由于斯福查家族的统治未能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正式授权，其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各方的质疑，甚至成为战争的口实，尤其是法兰西奥尔良家族一直宣称有权继承公爵爵位，在米兰内部形成一股不满的暗流。
米兰在维斯孔蒂家族和斯福查家族的精心营造之下，通过赞助学术和艺术的方式提高了公国在意大利的声誉，直到洛多维科·斯福查成为他的侄子乔万·加莱亚佐的监护人时为止，米兰公国的大部分时间是统一而安定的。洛多维科·斯福查当权以后，由于他的灵活善变、善于适应环境、喜欢复杂的计谋、好用阴险欺骗手段等外交手腕和方法，米兰进入了它最繁荣的时期，可是这些外交特点是当时意大利所谓外交家普遍具有的，“是在欧洲和东方各国有着贸易和银钱往来关系的意大利诸城市国家所面临的复杂外交任务所造成的，是意大利内部复杂交错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76]然而米兰的灾难也由此开始。（附录三：米兰维斯孔蒂与斯福查家族世系图）
意大利的许多城市是在古罗马城市的遗址上复兴的，但是威尼斯的发展历史与此不同。威尼斯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坐落在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环湖礁上，是欧洲大陆和地中海之间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正如汤普逊所说：“像天然运河般的亚得里亚海，位于东西方的中间，又通地中海，弯弯曲曲，使南欧海岸呈锯齿状；它就是决定威尼斯历史的最大的单一因素。”[77]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威尼斯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唯一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78]漫长的扩张历史让威尼斯成为一个由亚得里亚东部海岸和意大利内陆威尼托大部分地区组成的强大城市国家，但它的中心依然是威尼斯城所在的岛屿。在威尼斯国内，贵族独揽政权，政府的政策是保障每个阶级的利益，把城市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外事工作组织是威尼斯的特长，在这方面它是没有竞争对手的。[79]
中世纪以来，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十分紧密，拜占庭外交对威尼斯乃至整个意大利的外交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80]英国外交学家哈罗德·尼科松（Harold Nicolson）在其著作《外交学》中写道：“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当武力政策衰落下去的时候，在拜占庭制度下外交又恢复了一种最没有建设性的形式。外交与其说是消除人类贪婪和愚笨的良药，还不如说是对这种贪婪和愚笨的刺激。离散代替了合作，分裂代替了统一，狡猾代替了理性，机巧代替了道德原则。拜占庭的外交概念直接传授给威尼斯，然后又从威尼斯这个水上城市传遍了意大利半岛。在中古时代，外交都带有一种浓重的意大利风格，而实际是拜占庭的风格，近代欧洲外交就是由于这种传统，因而蒙受这样不好的声誉。”[81]12世纪末，威尼斯开始在东方的意大利殖民地设立领事服务。威尼斯的使节在全欧洲是非常出名的，由他们撰写的使节报告定期发回威尼斯以备决策参考，相关的外事机构和外交手段也是日趋成熟，而且形成了相应的立法以确保外交事务的正常运转，[82]1236年威尼斯立法规定，未经威尼斯总督（Doge）同意，派驻罗马教廷的使节不得为任何人领受圣职；1268年的一条法律规定，驻外使节不得携带妻子同行，以防她泄密，但是同时又规定，驻外使节需携带自己的厨师同行，以防使节被人下毒；1288年威尼斯又立法规定，驻外使节回国十五天之内需提交书面述职报告，汇报其任职期间与威尼斯利益相关的所见所闻；[83]如果使节与驻在国的人有职务以外的关系，即贿赂授受关系，则即刻被召回，并处以包括绞刑在内的责罚。威尼斯外交工作的神秘性、猜疑性、系统性和目的性对意大利乃至欧洲外交都产生过极为强烈的影响。
15世纪前半叶，威尼斯在意大利半岛不断取得土地，打破了它历来的孤立状态。它的疆域从阿尔卑斯山直到波河，从阿达河（Adda）直到伊松佐河（Isonzo），成了意大利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威尼斯已不再是近东国家而成为意大利的了。”[84]当菲利普·德·科米纳1494年造访威尼斯时，威尼斯从外表上看正处在繁荣的顶峰，是一个建筑富丽堂皇、娱乐不惜靡费、政治清明、公民团结的城市。[85]然而作为意大利半岛的新兴力量，威尼斯利用各种时机不断蚕食意大利东北部的内陆地区，逐渐形成了北达帝国领地、西抵米兰公国、南接教皇国领地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陆部分（the Terraferma，mainland domains），从而引起了邻国的疑惧和猜忌，围绕着威尼斯大陆地区的领土争议也成为日后意大利战争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罗马教皇国、神圣罗马帝国、米兰、曼图亚和费拉拉都因威尼斯的兴起而日益穷蹙，全都因它贪得无厌的领土欲望而感到惶惶不安。它的海外利益以及它与土耳其的斗争，使它迟迟不能与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结盟。威尼斯还以自私自利而闻名。它与土耳其的对峙削弱了它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控制，危及商船的安全通航，而随着绕道好望角到印度航线的发现，出现了它的香料独占贸易可能遭到致命打击的前景。[86]
“佛罗伦萨的历史，在11世纪之前，也还是湮没无闻的。”[87]随着意大利半岛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逐渐出现了以佛罗伦萨、卢卡、比萨和锡耶纳四个主要城市国家为主的政治格局，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斗争，不断变换着同盟关系。[88]城市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城市国家内部的党派之争和教皇与皇帝间的权力斗争，让托斯卡纳地区的政治情势异常复杂，比萨最终沦为佛罗伦萨的附庸，佛罗伦萨因而得到一个海外贸易的出海口，从佛罗伦萨经过比萨通往地中海，十分有利于佛罗伦萨的对外贸易，但比萨问题也成为影响佛罗伦萨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卢卡和锡耶纳尽管维持着相对的政治独立，但业已被边缘化，而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发展势头则非常迅猛，城市的建设欣欣向荣，在意大利半岛的国际政治斗争中渐渐崭露头角，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城市国家，它不仅是意大利的文学艺术中心，而且“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的策源地，政治实验和激烈改革的策源地”，因此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近代国家，”[89]被誉为“文艺复兴的摇篮”。正是因为激烈的党派之争，复杂多变的政治体制和层出不穷的政变和暴动，使得佛罗伦萨的政治发展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是因为如此，佛罗伦萨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科学和外交等诸多领域对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的异常动荡没有阻碍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银行业的发展，其中这种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就是以柯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和伟大的洛伦佐为主要代表的美第奇家族。
1434年柯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建立僭主政治，成为城市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这个家族与它的盟友和强大的政治核心组织一起，掌控着在共和政体掩盖下的佛罗伦萨，从此美第奇家族开始统治佛罗伦萨长达四个世纪（意大利战争期间，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被两次推翻，而后又两次复辟）。“美第奇家族这种凌驾一切的地位，其实是大多数市民所欢迎的。”[90]由于美第奇家族与意大利半岛甚至欧洲的银行界的广泛联系，由于他们在外交领域的远见卓识，他们把佛罗伦萨提高到很有国际影响的地位。柯西莫·德·美第奇和伟大的洛伦佐是“意大利平衡”的真正提倡者和亲身实践者，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意大利主要城市国家中的任何一国扩大了领土，佛罗伦萨就会有危险，故保持现状最为妥当。”[91]佛罗伦萨这种平衡者的角色固然与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但承担这种角色与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半岛上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也是分不开的。佛罗伦萨处于意大利半岛南北的交汇之处，其政治和经济价值是其他城市国家无法取代的，因此政治的敏感性和对半岛局势发展的关注度也较其他城市国家而言更高。[92]在暴风雨即将袭击意大利之前，洛伦佐为意大利带来了十二年的安宁，恢复了美第奇家族与那不勒斯和米兰的联盟以抗衡教皇和威尼斯，并保持着对抗外来侵略的统一战线。针对威尼斯的野心，洛伦佐曾说，反对威尼斯的野心是正确的，但消灭威尼斯对两国（佛罗伦萨和米兰）安全及意大利的均势有百害而无一利。[93]1492年伟大的洛伦佐去世，在罗马，垂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说出了人们的担忧：“现在，洛伦佐——意大利罗盘的指针——死了，和平将不会持续太久。”[94]年轻的皮埃罗继承了父亲的权力，但是皮埃罗性格傲慢，对于意大利的内外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附录三：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世系图）
那不勒斯王国位于意大利的南部，其历史的发展道路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国家迥然不同。由于其位于地中海的中心，与欧洲大陆的南部地区和非洲大陆的北部地区隔海相望，处于中古时期欧、亚、非交通贸易的要冲，因此历史上的意大利南部动荡不定，各种力量纷至沓来。有历史学家评价南意大利是“注定要从南方接收文明而要从北方接受主人的一块地方”[95]。关于这段历史前文有所交代，不再赘述。
15世纪的那不勒斯王国依旧保持着封建采邑的传统，广阔的领土之上分布着来自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贵族领地，这些贵族向来不喜欢王国的干预，因此那不勒斯王国的王权基础实际上是很薄弱的，法兰西安茹家族支持的贵族与西班牙阿拉贡王朝支持的贵族之间围绕着王位的继承问题斗争激烈。那不勒斯王国名义上还是罗马教会的采邑（前文已述），在宗主权问题上与罗马教廷经常发生摩擦。安茹家族的要求和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力便鼓励了那不勒斯王国的贵族们抵制外来的阿拉贡王室。来自阿拉贡王室的阿尔方索自15世纪下半叶开始统治那不勒斯王国，加强和扩充王室的权力，打击贵族势力成为国王的主要任务。反对他们统治的贵族遭到了无情的镇压，谋反的贵族或被处死，或被监禁、流放，其中流放的很大一部分都流亡到了法国，成为日后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的坚定支持者。
1458年阿尔方索去世，他将那不勒斯王位传于其私生子费兰特（Ferdinand I of Naples，1458～1494年在位），而西西里和阿拉贡的王位则由他的兄弟胡安（Juan II of Aragon，1458～1479年在位）继承。费兰特的王国仅限于意大利半岛本身，可是他私生子的身份引起了觊觎王位很久的安茹家族勒内的极大不满，为了摆脱这种影响，费兰特的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阿尔方索与米兰的斯福查家族联姻，费兰特的女儿嫁与费拉拉公爵，这样他就加入了意大利王公贵族的圈子。阿拉贡国王治下的那不勒斯往往成为意大利政治中一个骚扰不安的因素。[96]（有关于教皇国的历史问题，本书将另辟章节叙述。）
五个强大的政治实体是“依靠着它们的实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在它们身上，我们第一次发现了近代欧洲的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随心所欲。……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出现了经过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国家和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生活以千变万化的形式在共和国家和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边表现了出来，并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内部组织和外交政策。”[97]
威尼斯在15世纪以前一直是一个面向海洋发展的城市国家，但是1402年威尼斯征服维罗纳，1405年吞并帕多瓦，并且于次年占领了伦巴第东部的部分地区。伦巴第战争使威尼斯卷入意大利半岛内陆的政治纷争，从而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主要力量之一。威尼斯领土的不断扩张引起了半岛其他城市国家的警觉，遏制威尼斯的扩张势头成为当时意大利政治的一个主要问题，[98]迫使佛罗伦萨转而与米兰结盟共同对付威尼斯。在此期间，米兰公国和佛罗伦萨内部的政治发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雇佣兵出身的弗朗切斯科·斯福查与公爵的女儿联姻，并于1450年攫取了米兰的统治权，宣告斯福查家族统治时代的开始。佛罗伦萨在科西莫·德·美第奇的领导之下，共和政体逐步向家族统治转移。以米兰和佛罗伦萨为一方，以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的政治联盟形成。[99]
两个政治联盟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持续的战争，1454年4月9日，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土耳其人的威胁，促使米兰和威尼斯在伦巴第阿达河畔的洛迪签署和平协议，史称《洛迪和约》（Peace of Lodi）或《威尼斯和约》（Treaty of Venice）。[100]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史》中记载：“……于是教皇就请求意大利君主们派使节到他那里，授权谈判全面和平，各国都照办了。但当谈判每一具体问题的细节时，却出现许多争论，妨碍达成和平协议。阿尔方索国王要求佛罗伦萨赔偿他在战争中的开支，佛罗伦萨人反而向他要求一些赔偿；威尼斯人认为他们有权从（米兰）公爵手中收回克雷莫纳，公爵则坚持收回贝加莫、布雷西亚和克雷马。因此，这些互相冲突的要求看来无法调和。但这批人在罗马未能办成的事情却在米兰和威尼斯二地由双方顺利地解决了……”[101]
旨在结束伦巴第战争的《洛迪和约》是一个为期二十五年的攻守同盟协定，结盟各方相约维持各自的领土现状，一致同意通过共同行动反对任何破坏意大利半岛和平的军事侵略。条约规定，一旦发生战争或面临战争威胁，缔约国应立即进行多边磋商和集体谈判。如果缔约国一方对另一缔约国发动进攻，将被立即逐出同盟并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102]和约结束了伦巴第战争，确立了米兰与威尼斯之间在意大利北部沿阿达河的永久分界线。和约承认弗朗切斯科·斯福查为合法的米兰公爵，米兰则把贝加莫和布雷西亚退还给威尼斯，双方维持热那亚、萨伏依、费拉拉和曼图亚等较小城市国家的现状不变（诺瓦拉、帕维亚和亚力山德里亚有条件地交还萨伏依公爵和蒙费拉侯爵）。条约是开放性的，其他城市国家也可随时加入，特别是要求教皇国和那不勒斯亦应遵守条约义务。4月30日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在威尼斯进一步签署相关协议，缔结了防务联盟，进一步确认9日的和约，那不勒斯和其他较小城市国家也加入了和约，和约得到了教皇尼古拉五世的祝福。[103]《洛迪和约》意味着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主要成员应尊重意大利的政治现状，有义务接受并维持体系成员间实力大致相当的权力分配格局，和约客观上标志着意大利均势的建立，欧洲政治均势原则逐渐形成。“它表明意大利主要国家已经有意识地防范任何一方在意大利地区追求支配地位的同时，还要警惕某个境外大国对意大利事务的可能干涉。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下，外交的作用就变得日益重要和职业化。”[104]
为了进一步实现意大利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在弗朗切斯科·斯福查的提议下，1454年8月30日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缔结了“神圣联盟”（the Holy League），1455年1月教皇和那不勒斯也跻身其中，这个联盟也被称为“意大利联盟”（the Italian League）。[105]联盟的目的是相互承认和保持现有边界，共同对付外来侵略。联盟为意大利的所有城市国家均保留一席之地，同盟所规定的各项原则一直是维持意大利和平的因素，它表达了一种信念：共同的利益（维护意大利的和平）和各城市国家的利益（保持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的政治平衡）都要求意大利境内实现和平团结。[106]意大利联盟得以成立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威尼斯希望减少来自意大利北方的政治压力，以更多地关注土耳其人的不断扩张；弗朗切斯科·斯福查希望能借助于意大利联盟获得其他城市国家对其米兰公爵爵位合法性的承认；美第奇家族则希望保持与米兰公国的联盟关系；阿尔方索需要通过意大利联盟确立其在意大利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以利于保持在和那不勒斯王位觊觎者的政治斗争中的主动权；教皇也希望意大利联盟对于维护其在教皇国的权威以及在宗教事务上应对来自法国、德意志的挑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107]在维持联盟和城市国家平衡的过程中，意大利创造了近代外交的重要组织形式，即常驻使节制度，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大创造之一。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为确保联盟的继续做出了制度上的保证，联盟不仅在诸如那不勒斯王位继承问题等事关意大利和平的重要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还为较小城市国家的生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手段。
布克哈特在评述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各国的外交政策时如是说，“因为大多数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策略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和对外国的关系也是一种策略的产物。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新近从篡夺中产生的这一个事实，对于它们的内外政策同样有着严重的影响。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无保留地承认另一个国家；风云际会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朝代。究竟能否保持升平，未必可以尽由暴君抉择。活动和扩张是一切非正统国家的共同要求。所以意大利就成了一个‘外交政策’的舞台，这种政策也像在许多其他国家里一样，逐渐取得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国际公法的地位。它对于国际事务做纯客观的处理，既不受成见的影响也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它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地步，因之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它自己的一些美好和伟大之处的，但整个说来，它却给予我们以无底深渊的印象。”[108]《洛迪和约》签订后的40年间，被认为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和平、安定时期。五大国之间不是通过战争，而是依靠精心策划的外交活动来促进各自的利益，在非自觉的“意大利平衡”之中维系着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版图。
（二）“意大利平衡”
权力平衡是一个模糊且具有丰富政治意涵的语汇，它不仅可以适用于国内政治的权力结构分析，而且也常用于国际关系的描述。对于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而言，权力平衡是国际关系学中最古老的一个概念。克劳德（Inis L.Claude Jr.）在《权力与国际关系》一书中列举了权力平衡的三种不同含义：首先，权力平衡有时是指一种均势（Equilibrium）的状态；其次，权力平衡被认为是维持均势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承认而且基于一个前提，即未经平衡的权力都是有危险的；最后，权力平衡被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制度。[109]权力平衡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策略最早是在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之间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平衡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平衡的体现。以克劳德的定义来说，此时的权力平衡是一种均势的情势，也是一种维持均势的政策。虽然在各城市国家的外交策略中，并没有系统化的权力平衡政策，权力平衡只是一个单纯的信念和行动，是为了避免权力集中，对即将崛起的强权而采取的一种本能性的对抗。均势实践一直存在于政治实践之中，是政治互动中的自然反应。从15世纪中叶到末期，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国在各自的地盘上都很强大，但是谁也不是强大到足以压倒对方，他们之间形成所谓的“意大利平衡”，即通过结盟、联合干涉及谈判来维持意大利半岛的均势和各国的政治现状。意大利平衡的形成是意大利15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其平衡并非出于要求正义与和平的一致愿望，而是相互妒忌、相互猜疑的结果”。[110]意大利的政治成为“错综复杂的蜘蛛网，成为一座充斥各种阴谋诡计的迷宫，成为伟人们展示他们个人特性的戏台。‘意大利滑头’成了全欧洲的一句谚语。独裁者兴衰更迭。……这些城市国家连同教会辖地，都好比拳击场上角逐的拳击师，他们玩弄手段，谋取上风，维系在一种扑朔迷离、瞬息即变而又纯属地区性的均势之中。”[111]
从《洛迪和约》（1454年）到查理八世远征（1494年）的四十年，传统上被认为是意大利历史上各城市国家内部巩固的时期，也是各城市国家之间关系安定、和平的时期。城市国家之间组成了属于它们的关于和平与战争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中，战争的目标、规模都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经常性的外交联系缓解了战争的需要，为了调整不同城市国家之间的利益和力量的平衡，它们彼此间致力于持续不断的协商谈判。[112]丹尼斯·哈伊评价说：“1454年的洛迪和约和随后的意大利同盟正式表达了一种新的不仅仅是单纯停战的愿望。‘意大利的各种权力’（正如‘意大利联盟’所称呼的那样）开始谋求一种困难的均势政策。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均势政策竟成为后来欧洲均势体系的先例。此项协定（《洛迪和约》）为期二十五年，它所产生的值得重视的影响之一就是参加协定的各国政府之间不断进行磋商。这样，便‘普遍地从1460年起在全意大利’出现担任经常性职务的常驻大使。”[113]如果说权力平衡原则的实际运用是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中一个无形的机制，那么常驻使节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就是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有形的机制。常驻使节制度能使特定区域内各国间的相互交往持续化、正规化，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交往体系。意大利微型国际体系具备的对于权力与利益的追求、经常性和多样性的交往方式、非自觉的均势观念和政策传统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等特点，对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意大利平衡”基本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城市国家之间保持着经常接触和相对均势。由于上意大利的米兰与威尼斯与下意大利的教皇国与那不勒斯彼此势均力敌，因此佛罗伦萨的地位注定成为维持意大利政治均势的关键因素。[114]意大利联盟于1480年续订了25年，意大利和平的保持主要依靠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之间的政治平衡以及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排解争端的不懈努力。1482年在罗马教廷和威尼斯领土扩张政策的威胁下，费拉拉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联合干涉为埃斯特家族保全了这个城市。[115]素有高贵者之称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维持城市国家之间的均势和现状基础之上的和平，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半岛以外势力的入侵。他利用提供巨额贷款、变换同盟等手段，反对威胁佛罗伦萨安全和意大利政治现状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平衡意大利的事务，使其不致偏于这一方或那一方。[116]只要有一个城市国家显露出称霸半岛的野心，其他城市国家就会联合起来铲除这个威胁，使整体的力量对比保持一种均势。洛伦佐曾经只身赴险，前往那不勒斯游说，阻止了那不勒斯、罗马教廷与佛罗伦萨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扩大（洛伦佐承诺支持那不勒斯国王镇压贵族叛乱的行动[117]）。这次外交行动一时被传为佳话，洛伦佐扮演了一个越来越有影响的外交形象。作为政治家他受到了意大利人的尊敬，成为众所周知的“意大利罗盘的指针”。[118]除了爆发几次小规模的战争之外，在洛伦佐的余生里，意大利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财政征税、长期贷款、卖官鬻爵、外交使团、间谍机构等管理世俗国家事务并对外进行侵略的主要工具，都在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及其国际冲突进行的小范围预演中，在意大利城市国家中崭露头角。[119]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强调，意大利在15世纪下半叶沐浴在和平与安定之中，这“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杰出品质与才干”，[120]《洛迪和约》和意大利联盟的均衡安排是意大利安定的基础，虽然联盟的基础并不牢靠。
关于这个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内部巩固、城市国家之间关系安定和平的说法，也应持谨慎态度。以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为例，佛罗伦萨内部的政治斗争有时也是异常惨烈的，权贵家族之间的斗争，教皇的暗中干涉使得美第奇家族的地位自始至终是不稳定的，1478年4月，帕齐阴谋（Pazzi Conspiracy）[121]导致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半岛政治危机和外交窘遇。在那不勒斯王国内部君主与贵族间的内部冲突同阿拉贡和安茹两家族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冲突的种子早已在《洛迪和约》中埋下了，热那亚臣服于法国是为了使其免遭那不勒斯王国的侵扰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的商业竞争，1463年和1464年法王路易十一将热那亚和萨沃纳作为采邑授封给了米兰公爵，以加强法国与米兰公国的政治联系，实际上法王与米兰公爵之间形成了一种附庸和联盟关系。但是这种政治关系与意大利联盟的条款是互不相容的，而且这种政治关系的背后是以米兰得到热那亚的统治权换取米兰对萨伏依公国依附法国的政治保证，这对于意大利联盟条款的执行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122]
意大利的平衡并不是稳定的，五大城市国家之间仍然残存着一些较小的政权，其领土犬牙交错，其中一些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萨伏依公国、费拉拉公国和一些帝国封地等。外部势力被摒弃于意大利事务之外也是相对而言的。阿斯蒂（Asti）作为法兰西王室旁系奥尔良家族的采邑，成为法国奥尔良派系反对米兰公国势力的据点，奥尔良家族始终坚持对米兰公国的继承要求。地处意大利半岛的西北部，位于法兰西王国和伦巴第平原之间的萨伏依公国几乎成了法兰西的附庸，很少参与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因此萨伏依公国并没有形成阻碍外部入侵的一道屏障。热那亚在历史上惯于接受法兰西的最高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宗主权之争更显示出了意大利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奥斯曼土耳其在东方的扩张威胁着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的领土，威胁着整个半岛的贸易利益，甚至威胁着半岛本身的安全，是威尼斯对此尤有切身体会（关于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半岛，另章论述）。从这些现实情况中，人们已感觉到一个或若干个强大的外部势力将跻身意大利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危险中。[123]1458年为了切断法国安茹家族进入那不勒斯王国的通道，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企图控制热那亚，引来了法王查理七世的干涉，查理七世派安茹勒内（René of Anjou）的孙子洛林公爵勒内二世（René II，Duke of Lorraine）接收热那亚（关于法国与意大利的政治关系，另章论述）。对于法国安茹家族以进攻性的面目返回意大利，意大利同盟的反应迟缓，这次事件为意大利敲响了警钟。[124]当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和德意志等新兴的君主制国家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他们富裕的邻邦时，意大利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