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话语标记理论及教学研究回顾

第一节
话语标记研究的兴起与基本路子

1.1　概念的提出与研究的兴起

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从概念到理论分析模式都来源于西方语言学，且不属于传统语言学范畴。

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语言学开启了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研究，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经常与之混用，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关篇章语言学与话语分析之间的异同以及为何会有不同的说法，曹秀玲（2016：1，2）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她引用胡壮麟先生的观点，指出话语标记名称使用上有地域色彩，欧洲学者惯用“篇章”，而美国学者则喜用“话语”。话语标记的概念由美国学者提出，故而可以认定，话语标记是在话语分析视野下提出的理论。

话语标记现象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注意到。1952年Fries在The Structure of English（《英语的结构》）一文中将词划分为15组，其中包括像“well、now”用在回答部分前和“listen、look”等表示提醒功能性成分，作者首次用“话语”的概念而不是按照功能对这些成分与其他句法成分共现的概率进行描述，这成为话语标记研究的先声。其后的1953年，英国语言学家Randolph Quirk在“Careless Talk：Some Features of Everyday Speech”（《随意的交谈——日常口语的一些特征》）的讲座中，第一次明确注意到口语中的“常见修饰语”（recurrent modifiers），诸如“you know、you see”等修饰语，在交流中从语法结构上说对信息传递没有什么作用，它们是“表面上没有功能与意义的成分”，是口语交谈中经常出现的标记（参见陈家隽，2018；曹秀玲，2016：7）。应该说Randolph Quirk的说法就是话语标记概念的滥觞，尽管他没有使用“Discourse Markers”的名称。也是在1952年，另一著名语言学家Harris在“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一文中将“discourse”与“text”混用，所以也造成了后来“话语（discourse）”与“语篇（text）”的纠缠，使话语标记研究多少出现了一些分歧。

在20世纪50年代话语标记被明确提出后，其后的二十多年间，话语标记研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作为话语标记研究理论基础的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还没有发展完善，所以话语标记研究缺乏理论支撑与切入点。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话语分析逐渐兴起，研究者的兴趣转为关注口语，发现口语中有很多被认为是“冗余”的成分，它们本身没有什么概念意义，但它们传递了说话人的主观信息，保证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它们具有一定的规律。在会话分析、语用学理论发展完善的背景下，话语标记研究获得了极大推动，它的“名”到“实”80年代得以正式推出。一般认为Schiffrin（1987）是最早使用“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这一术语的[4]，Schiffrin的Discourse Markers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5]，“被公认为是本领域的开山之作”（黄大网，2001）。之前，其名称有多种表述，如句子连接语（sentence connective）、语用连接语（pragmatic connective）、语义连接词（semantic conjuncts）、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话语连接词（discourse connective），即使在“话语标记”这一术语提出后，仍有话语连接词、交际连接词（phatic connective）、话语操作语（discourse operators）等术语出现，各种指向话语标记的英语名称据说有42种之多（陈家隽，2018），殷树林（2012：4）较为详细地列举了30多种。当然，名称不同，其含义和关注重点也会有所差别，但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汉语学界对话语标记的称说远没有英语那么多，前期稍多一些，后来逐渐趋同，表述最为普遍的是“话语标记”，其他应用较多的还有“语用标记（语）”“元话语标记（语）”，也有把话语标记说成“话语标记语”的（参见殷树林，2012：4，5）。在汉语中虽然名称表述有不同，但概念含义则基本相同。关于这一点，后面章节还会专门介绍和讨论。

1.2　理论的发展

在话语标记概念提出后，并没有立即引起反响，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冷落期”。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到21世纪初，随着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分析理论、功能语言学，特别是关联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西方语言学界对话语标记的研究不断深入，80年代中后期成为话语标记研究的黄金时期，标志性性成果有：一是出版了两部专著，除前面提到Schiffrin的Discourse Markers，还有Britt Erman 1987年出版的Pragmatic Expressions inEnglish（《英语中的一些语用表达法》），通过对语料库中大量对话实例的考察，对话语标记进行了系统描写；二是国际权威语言学刊物Journal of Pragmatics（《语用学》）分别于1986、1990、1998三次推出了话语标记研究特辑，进入21世纪后，还陆续发表了多篇话语标记的研究论文（参见黄大网，2001）。

话语标记从提出到发展，逐渐成为西方语言学研究热点，涌现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与学者，研究也逐渐显现出了不同流派或者范式，有人将西方语言学界话语标记研究的路子概括为三大类（任绍曾，2007）：第一，话语连贯的路子或社会互动的路子，以Schiffrin为代表；第二，语用学路子，代表人物是Fraser；第三，关联理论路子，代表人物是Blakemore。就西方对话语标记的研究来说，这样概括当然有其正确性。还有人认为西方话语标记研究的学者出现了两大阵营，其一是以Schiffrin、Redeker、Fraser等为首的“连贯派”，其二是以Blakemore、Jucker为首的“相关派”，两派分歧的焦点是对交际认识的不同（黄大网，2001）。我们想强调的是，话语标记从产生的理论背景到研究范式，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一是语用学特色，无论是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分析或篇章语言学、关联理论，还是后来的互动语言学，它们都与语用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是语用学的分支和延展，或者是语用学与其他理论结合产生的新理论，话语标记说到底是一种语用标记，上述种种研究路子，都与话语标记的语用性相关。冉永平（2000）在综述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时单从语用学角度介绍，认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认为它们是口语或会话交流中一种十分常见的话语现象，它们在话语中的主要作用是语用的、动态的”。可以说是一言蔽之，概括了话语标记的语用学研究底色。二是功能语言学特色，在学界，当今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划分有形式与功能的“二分说”，也有形式、功能与认知“三分说”，其实“二分说”涵盖了“三分说”，因为在“二分说”中功能包括了认知，因为话语标记不具有概念意义，所以从形式上说，在话语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不影响话语命题意义的表达。而它却在话语中大量存在，尤其是在口语交际中，所以它一定具有某种功能，如最早被注意到的连接性、修饰性等，这就是所谓的“程序意义”，即话语组织或篇章功能，实际上还有另一重要作用，即表达说话人的立场、态度等情感因素，这可以称之为“主观性”语用功能，所以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就是从其功能开始的，也始终是研究的焦点。另一方面，上述概括出的路子都是共时层面的，后来Traugott等重要学者也开始从历时层面关注话语标记，进一步拓宽了话语标记研究的视野与思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有新的发展。吉晖（2019）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1—2016年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文献的热点领域进行了可视化分析，认为国外话语标记研究热点从理论构建向应用研究转移，主要研究领域有本体属性、二语习得、自然语言处理、社会语言学、机构话语等，呈现出研究方法多样性、研究视角多维性、语料选择开放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