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笔者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对本课题的研究背景进行阐述：一是自我色彩经历导致的心境变化；二是现实色彩教育、教学带来的学术关怀（注意：读者在阅读以下内容时，不要以自认为“正义的学术态度”曲解笔者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教学体会，这是笔者对色彩和色彩教学独特的认识所在）。
笔者于1995年本科毕业后，在综合类大学担任美术教师，教学工作主要围绕色彩构成、风景写生、色彩课程展开。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认识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笔者在做学生时没有意识或考虑到的。譬如：“教”要比“学”更讲究科学性，美术类专业对教师与学生的要求维度是不同的；色彩构成、风景写生、色彩课程所涉及的色彩问题同宗同源，但是三门课程的侧重点不同。
笔者教同一门课教了六年，像电视连续剧《西部世界》一样（注：《西部世界》是HBO发行的科幻类电视连续剧，由乔纳森·诺兰担任总导演，创意源自1973年的同名电影）。笔者对课程内容早已十分熟悉，也十分了解学生常犯的错误。譬如：即便提前告知学生，补色要选一对“180°关系上的纯色”，但很多学生依然会选错；即便再三强调在风景写生时要注意“光线变化与冷暖变化”，但很多学生依然常会忽略这一点。
笔者带着一些“不甘”开启了人生中的《西部世界》第二季，于2001年攻读了鲁迅美术学院水彩专业的研究生，其间有一丝庆幸，也有一丝不安。六年的教学经历并没有过多地改变笔者对一些专业知识的认知，但是外界对这些专业知识的认知早已改变。常有学生对一些艺术家及作品不解，这让笔者意识到自身的艺术思维是需要改变的。攻读研究生期间，虽然动手时间远远多于动脑时间，但笔者确实也开始关注一些创作问题。必须承认，笔者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且反应迟钝、后知后觉，即便当了六年的色彩教师，还是没有把绘画的色彩和设计的色彩之间的内在关联参悟出来，对绘画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技法与造型层面，对色彩的运用也还是停留在印象派、古典主义绘画层面。然而，一次偶然的课堂谈话，却让笔者对色彩的认知思路明朗起来。
在导师安排的美国水彩画家罗伯·俄尔多（Rob Erdle，美国当代享有盛名的水彩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97年到鲁迅美术学院开展水彩研修课程，于2005年去世）的课间，笔者跟他探讨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中美水彩画家作品的差异。当然，这个问题很普通，但他的回答却改变了笔者对色彩使用的认识。“我们根据色彩理论来作画，作画前在色相环上选出我们要用的颜色，并只用我们所选的颜色来完成整幅作品。中国画家好像习惯靠感受、靠冲动、靠直觉来选色彩、来作画，调色盒里的所有颜色都有可能用上。”他说这话时配了一个动作，这是笔者所知的大多数人作画的动作：拿着笔，在调色盒里选了好几个颜色，调和后在画布上作画，如此反复。笔者不能逐字复述当时的对话，但他所说的确实是当时的中国画家群体普遍采用的作画方式。笔者在之后的创作中，也开始有意地选择一组色彩，作品基调确实比以往讲究瞬间视觉效果的作品更为完整。
研究生毕业之后，笔者重新开启了基础色彩教学工作，人生似乎又回到了《西部世界》第一季，时间好像静止了，只是没有了色彩构成课程这项教学任务。作为“新手教师”，笔者在最初教学时没有太多批判精神，只是关注学生的画面是否“好看”，经常提到的问题是“色彩营造的空间如何？”“色彩是否协调？”“塑造形态的用色及用笔是否合理？”“画面完整性、完成度如何？”等，却无暇顾及色彩运用的科学性、色彩的感染力等问题。
“根据色彩理论来作画”这句话不时浮现在笔者的脑海中，记得一位同事也曾苦苦寻找色彩的道理。她是油画专业的教师，在学习期间未接触过色彩理论知识，工作后常在办公室看色彩构成的图书。于是，笔者自告奋勇，为她分析色彩构成理论。在讨论中，我们有了结论——利用色彩原理可以使画面的色彩更主观、更协调，也能使画面的感染力更可控。
王易罡教授的一次教学改革，终结了《西部世界》第一季的“死循环”，激发了笔者及其他几位色彩教师的教学主动性，那次教学改革使“色彩构成理论”不再聚焦于设计类专业，而是直接跟绘画色彩教学接轨。笔者十分感谢那一次教学改革，那是笔者作为教育者的第一次学术自省，同时也是对受教育者的一次学术关怀。
之后，笔者延续了教学改革所激发的对色彩理论的学习与思考精神，同时在色彩教学中有了更加顽强的斗志。笔者与同事虽多有争论，但也达成共识，即在色彩教学过程中要明确，本次教学是想让学生从中“得到”什么，以及如何让学生更好地“得到”。
这些研究对笔者来说也是一个自我救赎与释放的过程，对在教学与自我艺术实践及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现象的分析与研究，使笔者在愚昧山丘和绝望谷底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开始觉得诸多院校的色彩课对色彩本质缺乏针对性认知，这些课程的名称与实际教学内容都存在问题。没有系统论据的支撑，笔者的想法就没有意义，所以笔者致力于找出问题的核心、梳理清楚问题的脉络。笔者编写这本书，就是要将之前种种所思所想整理出来，启示与笔者有相同想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