骐骥驰骋，悟道先行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发现，人文科学作为人类知识学科化的早期探索，东西方几乎发端于同一时期，这就是他所称的轴心时代（Axial Age）。春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与古希腊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音乐和天文）均在此时得到建构和确立，这是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探索的肇始，是人类告别混沌蒙昧、在精神和智识上独立于其动物祖先的系统性成就。此后，经过中世纪专注于人类自身精神的探索（包括宗教神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除了算数、几何、天文和逻辑等少数领域，人文科学一直是人类智力成果的主体，随着印刷革命带来知识的指数级增长，并伴随科学革命推动工业革命，逐渐缔造了整个现代社会。此时“科学”由于其“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效用而崭露头角，成为新的主宰，学科分类伴随社会分工而越分越细，人类个体的价值淹没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在纷乱庞杂的知识体系中，人文科学已失去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统一关照，无法提供对于人类生命意义的解释，人类的精神世界与人文学科一起迷失在高度的技术理性和制度化社会规范中。

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继续一往无前，“数字”进入人文，世界从此不同。数字人文的兴起让一些人文学者不失时机地疾呼“数字人文首先是人文的”，提醒要警惕“工具化僭取”[1]，寄希望于人文主义的重新崛起。面临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核弹级风险，人文主义的确肩负前所未有的职责，几乎是“生存还是毁灭”的职责：一方面要对技术的应用进行有效的治理，使“超级对齐”（Superalignment）优先于“有效加速”（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技术“作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厘清人文的边界和内涵，人文主义是埃隆·马斯克认为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拉里·佩奇倡导的“泛人文主义”？这对于我们当下的人类是否能作出正确的策略抉择至关重要。借助于技术的能力，人文学科应该变得更为“科学”，而我们也因此更加聪明，从而彰显出人文主义在机器时代所具有的新的价值。

中国的数字人文只有十数年历史，起于青萍之末，而终成大潮。在这段不长的历史中，数字人文从概念的引入，到亦步亦趋，进而全面覆盖，近期更是提出了“中国问题”和“中国贡献”，与世界发展齐头并进，并开始具备独立的创新能力。《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报告》系统地描述了这段历史，也为继往开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作为系列报告的发轫之作，通过鸟瞰、分梳、比较和专述，纵分缕析，鞭辟入里，大开大阖，知无不言，多角度、多层次、多颗粒度地对中国数字人文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解析和解读。全书近五百页，逾四十万言，足见其雄心之勃；内容涵盖这一时期数字人文的各个方面，足见其用力之深；其四部十八章布局堪称迄今为止中国数字人文的百科全书，甚至会让人产生后作难以接续之虞。

总体而言，报告全面展示了走向成熟的中国数字人文概貌，展示了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在技术基础、政策支持、学术理论、多样化实践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并特别强调了中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创新能力和独特贡献，涵盖了跨学科合作取得的丰富成果，总结了数字人文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学、史学等多领域的进展，最后通过对国内外数字人文前沿的比较研究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分析，为未来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考。全书的丰富内容和客观论述也反映了中国数字人文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和新的起点，主要表现在其范围还局限于成熟学科的“数字化尝试”，发展尚不平衡，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不多，基础设施尚不牢固，技术方法与学科研究尚有“两张皮”现象，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不够，缺乏突破性成果等。

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逐渐崛起为中国数字人文学科研究的第一重镇，从开展本科专业教育，到设立数字人文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从跨学科数字人文人才队伍建设，到举办期刊会议和学术活动；从2019年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到2022年升格为数字人文研究院，该校开创了国内多个“第一”。因此，毋庸讳言，中国人民大学是本报告诞生最理想之地。本书作者大多是研究院骨干成员，结合了相关领域的国内顶尖专家，给本书的成功写作与出版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正如屈原在《离骚》中所言：“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让骏马在原野上恣意奔驰吧，自有贤者引领前路！

非常感谢冯惠玲教授嘱我作序，非常幸运成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顶礼膜拜，惴惴而言，言不尽意，惶惶而止。本书不仅使我受益良多，更须置于案头，常作工具书参考之用。希望读者诸君亦知所感，并行如是，切切。

2024年7月

[1] 任剑涛：《数字人文：数字主体的或是人文归宿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