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革命”的概念流变与中国革命叙事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上半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左翼文学思潮的勃兴。其中，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德语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法西斯主义、实现平等民主的愿景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创作契机。一批具有世界革命意识的德语作家将书写视域延展至正在经历无产阶级革命与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国，并以中国革命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本书主要考察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叙事及其呈现的中国革命形象。展开研究之前，须先厘清作为文本立足基点的“革命”的内涵与外延。

金观涛认为，“革命”一词“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向现代转化的缩影”1，正如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所言，19世纪末开始，具备“改变天命”内涵的中文“革命”一词与西方“Revolution”中所包含的对国家政体的暴力倾覆内涵结合在一起，本土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舶来文化共同赋予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2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文语境抑或西方思想中，“革命”一词均与历史大事记相伴相随，经历了由传统意义向现代性的转变。西方的“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revolutio”，对应德语为zurückwälzen、Umdrehung、Umwälzung（即转变、翻转）。3现代意义的“革命”，在政治社会话语体系中，指一个社会中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文化规范体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4这个词语起初被应用于占星术和天文学领域，在哥白尼的研究中，“revolution”一词描述的是恒星的周期性运转。5政治理论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考证认为，“revolution”一词在17世纪被引入政治话语，它本用于指代复辟，此时尚未脱离“周期性运转”的原意。在法国大革命中，“revolution”获得全新意义6，它从“周期循环”这一语义中挣脱而出，并与黑格尔主张进步的历史观相结合，被赋予“不可抵抗、直线向前”的必然性内涵7，革命因而被设想为进步的催化剂、通向自由的道路、通向一个新的理性时代的跳板。8在哲学意义的进步之外，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使用亦对现代革命观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后来的俄国革命领袖列宁（Wladimir Iljitsch Lenin）和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均将暴力视为革命最重要的属性之一。阿伦特因此为革命做出如下定义：“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9阿伦特的这一定义指出了革命的三重核心内涵，即政治和社会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走向自由的进步运动；暴力作为革命的不充分条件，也出现在革命过程中。10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革命”一词最早源出《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从词源上考察，依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革”是指某种周期性更替，“命”即“天命”。11因而“革命”即某种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变化，并成为周期性王朝更替、改朝换代的代名词。故传统“革命”一词常有“经过大动乱、造反，由符合天道、遵守儒家道德的政府取代无道统治”的含义，并“蕴含着彻底变更旧秩序并为新王朝和政治秩序提供正当性的内涵”。12

19世纪，随着西方思想传入中国，“革命”一词摆脱传统政治话语的束缚，指向一种广义的、与改朝易姓无关的“含有历史性的质变”13，亦是革命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开端14。激进变革、建立现代国家政体的现代意义逐步取代王朝更替的传统内涵。进入20世纪后，随着君权神授观念的瓦解，旧有的“替天行道”观念必然遭到抛弃，新的正当性论证应植根于符合当代伦理常识、与科学真理相联系的进步观中。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得到接受，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成为发动革命所依据的正当性基础。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必然按照客观规律向更高阶段发展；因此为达成更高阶段而进行的激烈变革，即“革命”，合情合理地取代“改良”，成为符合普遍规律的唯一选择，“以革命的名义可以整合各种新道德，并将其建立在普遍法则的演化之上”15。

作为无产阶级伟大的认知工具，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角度，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关注整个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的命运。在马克思（Karl Marx）看来，矛盾和对抗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16。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7。诚如其所言，马克思所界定的社会革命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复合体一切从属要素的变化”18，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认为，“社会发展过程是由一系列革命所推动的，这一系列革命集中在作为社会过程的生产方式的主要变化上”19。考茨基（Karl Kautsky）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由一个迄今一直在社会上受压迫的阶级来进行，且这个阶级不得不通过社会解放来完成其政治解放”20才能称之为社会革命。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时期。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观的阶级性与暴力特征：“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1经由马列主义表达再塑后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最终形成，以马列主义为向导、以暴力打破旧秩序为手段、以进步独立为追求的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入新阶段，并如红色浪潮一般在20世纪上半叶席卷中国大地。同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加入到“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22中，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成为这一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纵观革命观念的流变，中国以吸收、整合的方式完成了文化深层结构对西方革命观的重构，并最终参与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叙事主题亦进入世界无产阶级作家的视野。除了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赛珍珠（Pearl S. Buck）、马尔罗（André Malraux）和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jakow）等耳熟能详的作家之外，同样不应忽略德语左翼作家群体对中国革命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