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正念恒久 1984—1997
风起 一九八四
2018年12月18日的北京，气温已经达到零摄氏度以下，不过和煦的阳光依然散发着暖意。四十年前的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幕，唤醒了神州大地亿万人民想要过上好日子的淳朴愿望，奋斗脱贫、勤劳致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沉寂许久的创业热情，如同干涸的土壤被一场春雨浇灌，瞬间无数生机盎然的绿芽萌动。
此时的人民大会堂，让世界的聚光灯再次投向这里。正在进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奏响时代华章。一幕幕中华儿女的创业故事，记录着四十载春秋的跌宕起伏，也描绘出人类历史上兼具最大规模和最快速度的自我经济革新。
四十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08万亿元，足足增长了222倍，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2006年起，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稳居榜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矗立的丰碑，由无数人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浇筑而成。回望来时路，双手托着双手，脚印叠着脚印，头顶肩扛的他们，略显仓皇，却从未放弃，才闯出如今的康庄大道。他们的脸庞有些模糊，他们的身影却始终坚毅，迎着光。他们的剪影浓缩成100个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名字，是为“改革先锋”。
这份灿若星辰的名单上有科学家、经济学家、改革带头人、社会活动家、文化体育名人，当然还有企业家。其中有多位是民营企业家，比如数字经济的创新者马云、“互联网+”行动的探索者马化腾、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代表刘永好、民营汽车工业开放发展的优秀代表李书福、电子产业打开国际市场的开拓者李东生、海归创业报国推动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李彦宏、乡镇企业改组上市的先行者何享健、温州民营经济的优秀代表南存辉、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柳传志、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先行者鲁冠球。
如果说诞生于新千年前后，借势信息革命浪潮而起的三家互联网企业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后浪”，那么占更多数的企业和它们的掌舵人，则在潮起之时就已经跃身商海，湿尽了衫，呛够了水，历经潮起潮落，阅遍云卷云舒。他们是先涌之浪，奔腾如野马，咆哮如山虎，以自然蛮荒之力，冲开一道道河床，奔流到海，依旧傲立潮头。
风起于青
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1980年的12月11日，温州鼓楼工商所发出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领证人是19岁的章华妹。此时，远在广东顺德的何享健刚刚进入家电行业，开始生产台式电风扇，并在商标征集活动中相中了“美的”这个名字。浙北萧山经营过铁匠铺的鲁冠球，在前一年把“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改为“萧山万向节厂”，开始集中精力制造汽车万向节。
也是在这时候，身处西南的刘永好兄弟四人动手造出了一台音箱，取名“新异”牌，但他们想联合办厂的想法却在公社碰了壁。在浙江台州，李书福的照相馆还没有开业，“造汽车”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柳传志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安心地当着助理研究员。仍在华南理工大学就读的李东生还没毕业，两年后才会加入TCL的前身——一家叫TTK的合资公司。
距离章华妹不远的温州乐清，一个叫南存辉的17岁少年，已度过了三年多的修鞋匠生涯，又试着在柳市租下半个铺面的柜台，开始和朋友合伙卖电器。
老家在乐清市柳市镇的南存辉，生于1963年，自幼就过得十分艰苦。家里没有钱修房子，就用茅草盖屋顶，用毛竹做大梁，用贝壳烧的蛎灰铺地面，住房非常简陋。每年夏天，是最为难熬的日子。由于台风经常光顾温州，狂风席卷着暴雨，冲击着羸弱的小屋，侵入每道缝隙，暴风骤雨之下，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没有一片容身之处。
吃就更不用说，平时能吃到酱油拌米饭，已经算是不错的伙食。可家里的粮食根本不够，迫于生计的父亲就到山里走商，靠修鞋手艺赚点钱贴补家用。更多时候则是靠“借粮食”度日，今年先借别人家2000斤番薯，第二年再还别人200斤稻谷，吃番薯能填饱肚子，把日子撑得久一点。
尚在童年的南存辉也必须学着干活帮衬家里。那时候，家里的鸡笼就放在他床下，每天早上三五点钟，天还没亮，鸡就开始打鸣。被“半夜鸡叫”吵醒的南存辉就起床去叉树枝、捡树叶，忙活一两个小时，背回来后再去上学。
艰难和困苦，并没有阻挡南存辉的好学上进，品学兼优的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主席。那时的他，有个理想，就是好好读书，毕业之后到国营工厂当一名工人。
初中毕业那年，父亲的腿被水泵砸伤，没法再下地干活，南存辉的理想也随之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父亲在生产队干活赚的工分，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没有收入，生存和升学之间，赫然就生出一道鸿沟。南存辉无奈地接受了辍学的命运，挑起修鞋担，开始跟着父亲修鞋。那一年，他只有13岁。
如当时大多数乡镇一样，柳市镇最热闹繁华的街道只有一条，是摆摊叫卖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人们上学上班的必经之路。一开始，南存辉跟着父亲出摊，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时不时会遇到以前的同学、曾经的邻居，他刻意回避他们的目光，生活的窘迫让他不得不低下头，去勉力维护仅有的自尊。父亲一直在为家庭的温饱而奋斗，他看出了南存辉的心事，轻声鼓励道：“劳动光荣，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吃得香，睡得稳，不用难为情。”他一边说，一边修鞋，手里的活始终没停。
看着父亲因伤而略显蹒跚的背影，年幼的南存辉觉得自己应该撑起这个家。他挑起了只比自己矮小半个头的修鞋担，不再畏惧熟人，坦然当起了街上的“小修鞋匠”。
当时的柳市街头有五六个修鞋摊，收费标准是按破洞收费，一个破洞根据不同大小，收费几分至几毛不等。南存辉的手很灵巧，修得又快又好，每次顾客问他“多少钱”，他都笑盈盈地露出酒窝回答：“看着给。”一来二去，不少回头客都愿意照顾“小修鞋匠”的生意，南存辉很快成了那条街上的“修鞋状元”。有时候客人实在太多，鞋又要得急，他白天修不完，就把鞋担挑回家，晚上接着修。忙的时候，南存辉往往是两三点钟修完鞋，天还没亮又被鸡叫醒。
有一年冬天修鞋，寒风吹得双手有些僵硬，南存辉一不小心将带钩的鞋钻扎进了手指，锋利的钻尖深深地扎了进去，血流不止。听闻惊叫的父亲赶忙过来，“狠心”地将鞋钻拔了出来，包扎好伤口止住血。疼痛不已的南存辉，清点了一下还未修好的鞋，稍稍缓了缓，又坐在鞋摊前修补起来。至今，他手上那个伤疤依然可见。
没多久，靠着诚信和口碑，南存辉每天修鞋就能赚七八元钱，每个月收入200元，可以养活一家人。那个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地方国营单位工作，每月工资也不过三五十元。但南存辉并不满足，他心中依旧有梦想。
很快，南存辉发现大街两边开始有明显的变化。不少人开始造楼，有三四层的，也有五六层的。这让他好奇，究竟是什么生意能赚这么多钱。恰好，这些人也经常来南存辉这里修鞋修包，他就和他们闲聊拉家常，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跑供销的。
兴致勃勃的南存辉放下修鞋活，跟着老乡尝试去跑供销，第一次是去河北邯郸。没有跑供销经验的他马不停蹄，从一个会场跑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完全陌生的人，生意上几乎一无所获。一身疲惫的南存辉回来后，发觉自己似乎不是跑供销的料。
不过此行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回来后的南存辉对市场敏锐了不少。他发现柳市街头冒出许多经营低压电器的店铺，大大小小的，一边做装配，一边把产品销往外地。看着“前店后厂”的低压电器店，再看看修鞋摊，南存辉觉得，机会来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诗画卷中，1984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年元旦，中央发布1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农民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同时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月24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他登上罗湖区正在建设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俯瞰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的新区。[1]
随后的5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广州、天津、温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与4个经济特区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一系列举措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政策摇摆的阴霾，改革开放的热度在神州大地急速升温。
在首都北京，在齐鲁大地，在珠江两岸，在瓯江之畔，纷纷涌现出一大批来自天南海北、怀揣梦想的先行者。那时候的他们，背景不同、学识不一、行业迥异，没有“指南针”，也没有“航标”，他们蹚着时代的激流，挽起裤腿，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的一池春水由此激荡开来。那时的他们，还没有像今天的“创业者”“企业家”之类统一的称谓，更多人把他们称为“弄潮儿”，而在多年以后，他们被冠以“企业家”之名，1984年也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作为14个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的温州，地处浙东南，自然资源贫乏，加上窘迫的“七山二水一分田”地理格局，人均耕地只有半亩[2]，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因为人多地少，温州在历史上一直有重商的传统，从唐代开始，这里就是东南沿海地区中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特别是南宋以降，祖籍温州的儒学名家叶适在此讲学，以其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主张事功主义，“重商惠工”的思想深深浸染了这片土地，也让这里的人们天然就具有超常的生意头脑。不仅温州当地如制鞋、制伞、棉纺、织布等传统手工业盛行，而且当地人很早就走出去，迁徙到中国其他地方经营买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温州属于海防前线，国家投资长期不足。到改革开放前夕，这里是全国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地方之一。1978年，其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5%，大大低于78%的全国平均水平。
当改革浪潮奔袭而至时，凭借着对商业异乎寻常的嗅觉和判断力，温州人早就先人一步，跃身商海开始“吃螃蟹”。他们拥有并善于利用自身最大的优势——早年间走到全国去“讨生活”的先辈所营建的家族宗亲网络：通过家族人脉网罗信息，用家乡方言交换情报，用踏遍全国的脚印寻觅商机，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不少商品的全国集散地因此崛起。
“家庭小作坊，日用小商品，全国大市场”，足以证明温州人有经商的天赋。当时著名的商品市场就有桥头镇的纽扣市场、金乡镇的工艺品市场、萧江镇的塑料品市场、仙降镇的鞋子市场。位于乐清的柳市镇，则以电器市场闻名全国。
关于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缘起，民间流传着两个版本。
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农民在有条件的时候，由集体办小工厂。最开始，柳市农民做得最多的是小车床、割稻机和水泵。70年代初，柳市镇凰屿村的一名退伍军人与部队驻地附近的一家工矿企业签了一个电器触头的交易合同，找到柳市镇马仁桥村从事小五金制作的师傅，让其刻模具冲制加工成产品。
另有一说，是一个在铁道系统工作的柳市人回到家乡，带来了改变柳市历史的消息：受“文革”影响，工厂停工，铁路工人制服的“工”字铜纽扣非常紧缺，急需供货。
当地很快就把模具做了出来，压制出的纽扣也符合要求。由于当时的铜属于国家管制的生产资料，都要统购统销，民间拿不到正规指标，只能偷偷生产。之后，一大袋子铜纽扣开始跋山涉水，被“人肉”送往千里之外的交货地点——柳州铁路局。
刚进柳州，巡逻队就将“形迹可疑”的送货人擒获，扭送到了柳州起重机械厂保卫科。闻讯赶到的机械厂设备科科长了解完情况后，又看了看铜纽扣的工艺，拿出一个电器补偿器，询问眼前操着乐清口音的外乡人：“这个能不能做？”为了能尽早脱身，送货的农民满口答应下来。
就这样，柳市最早的补偿器生产了出来，当初的农民也赚到了第一桶金。消息不胫而走，周围村子纷纷请他去传授技艺，从此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的农民都开始实践这种“创富秘籍”。
一个无心插柳的补偿器，就像在柴火堆里投进一枚火种，瞬间点燃了“要过好日子”的熊熊烈火。更多的农民放下锄头，拿起榔头，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各种家庭电器作坊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多年后，这个方圆不过1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便奇迹般地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电器之都”，也成为日后“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为了投身创业的洪流，南存辉说服父亲，白天坚持照常修鞋，在空闲时间和另外三个朋友一起摆电器柜台，自学低压开关的拆装。就这样忙活了一个月，到月底结算的时候，发现总共赚了35元。有两个朋友觉得赚得太少，平均每个人10元都分不到，就退出不干了。南存辉倒是挺满足，就和另一个朋友坚持了下来。
南存辉用第一年摆柜台赚的钱，去租门面。钱不够，就先租了半间，之后才租了一个完整的店面。因为修鞋时积累的好口碑，镇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小伙子做人办事诚信可靠，和他做生意愿意先给零件，等卖出去再收钱。这样一来，南存辉的生意顺利了不少。到了第三年，他又换了间更大的店面，逐渐忙碌的生意，让他彻底告别了修鞋，改行做起了电器生意。
就在南存辉满怀信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开始了。1982年的温州，一改往日的商贾繁荣，取而代之的是轰轰烈烈的“姓资姓社大讨论”，同仇敌忾“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最早一批尝到市场经济甜头的人，如“八大王”，本就存在诸多争议，遂成了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除一人逃走，其他均被抓捕，罪名是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仍在经营小店面的南存辉幸运地躲过了这次风潮，不过店是开不下去了，热闹的柳市顿时陷入一片萧瑟。
“倒春寒”横扫了刚冒尖的绿芽，也对经济产生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年，柳市镇的工业产值同比腰斩，降幅达到了53.8%，温州经济的增速从1980年的31.5%锐减至-17%！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是省里派来负责治理整顿的，“八大王”就是他抓的。后来他到平阳调研，看到农村生产队养的牛，有些牛又壮又肥，有些牛却骨瘦如柴，就询问生产队长是怎么回事。生产队长支支吾吾，问书记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袁芳烈急了，说当然要听真话。
队长这才吐露实情，那些又肥又壮的牛都是社员自家养的。以前生产队集体养牛的时候，赶上过冬，牛又冷又饿，也没人会管。一开春发现牛都病得下不了地，根本没法开展春耕。农村种田不春耕，那可是要闹灾荒的，会出大事。因为吃过这种苦头，后来大家就商量把牛分到社员家里养，在那里牛就是命根子，过冬时比小孩子都养得金贵。到第二年春耕时一看，牛膘肥体壮。
袁芳烈听后，恍然大悟，意识到“八大王”可能抓错了。1984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大会，袁芳烈亲自给“八大王”平反，自己抓的人自己放。事后，他还专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事向省委打报告：不能割，割不得。
面对“八大王”的平反，不少洗脚上田、刚刚开始经营小买卖的农民依然心存忐忑，对未来充满了迷惘，有的选择退出，有的选择观望，有的则仍在寻找机会。刚刚20岁出头的南存辉，也踌躇地站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当时，乐清等地政府思想解放，想方设法重振地方经济，变办厂审批制为工商登记注册制，几个人合伙出资就可以登记注册企业。1984年7月，乐清县求精开关厂应运而生，营业执照上的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集体）制”。和当地众多的工厂一样，此时的求精开关厂无资金、无设备、无技术、无厂房，是典型的“四无”工厂，以跑供销、订合同为主，当地戏称“皮包工厂”。
后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到温州考察，听南存辉汇报企业性质是“股份合作，后面还有个括号，写着‘集体’二字”后，大笑道：“不要担心，股份合作就股份合作，不用‘括号集体’，戴顶集体的帽子。不戴帽子，光着头不是更凉快吗？”[3]
受到领导和政府政策鼓励，小镇又开始喧闹起来。满大街的供销员和摆摊的、开店的、刻模具的、做零部件的、卖原材料的、搞印刷包装的、搞托运服务的等等，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专业化大分工。乡镇企业、村办企业、个体户如雨后春笋，柳市出现了工厂林立、村村户户榔头敲得叮当响的生动画面。
柳市低压电器在全国的热销，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密不可分。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这项独特制度安排，在保持计划内国有企业价格的同时，也放松了对计划外的价格的管制。简而言之就是，同种产品，两套“价格”。所以在物资短缺的年代，柳市电器凭借市场化的价格优势，加上奔走全国的“十万供销大军”，很快填补了国有电器生产基地覆盖不到的广大空白市场，尤其是较为偏远的地方。
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起各地蓬勃发展的经济，特别提到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言语中充满了欣慰：“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各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4]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调研了温州柳市、虹桥等四县五镇的几个专业市场后，深受触动。他在随后发表的“温州行”系列文章中总结道，“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流通网络。温州和温州人的知名度迅速打开，“温州模式”得到了广泛关注。从那以后，“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成为代表“温州模式”的精神丰碑。
一首名为《小草》的流行歌曲，通过1985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从不寂寞，从不烦恼
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
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
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
大地啊母亲，你把我紧紧拥抱
这就像那个时代草根创业者的内心独白：像小草一样普通，像小草一样乐观，像小草一样坚韧。
南存辉觉得，春天来了。
[1]蒋永清，《邓小平过春节》，《学习时报》，2020年2月3日。
[2]1亩≈666.67平方米。——编者注
[3]李春晖，《南存辉：不敢为天下先 在两难中求定见》，《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9期。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