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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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寒

这是1945年4月初的大连,春寒料峭。走在街上的人,大都还穿着厚重的冬装。有穿中式棉袍的,有穿西式大衣的,也有穿日式棉和服的。但不管穿着如何,一阵北风吹过,人们都会裹紧身上的衣服,扣紧头上的帽子,袖起手,加快脚步。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那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依然在继续。正义与邪恶的厮杀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双方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你死我活。人们总说,邪不压正。但邪恶从来不会束手就擒,更不会不战而败。所有正义的胜利都是无数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那些为了正义而战、坚信正义最终一定会战胜邪恶的人们,却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看到正义来临的那一天。

经过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士的浴血奋战,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国”已经开始在各条战线上都愈加明显地显露出颓势,许多人心里都明白,日本人的失败已经不远了。但在此时此刻,在关东州关东州: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租大连地区,之后又单方面将租借地命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接替沙俄在大连实行殖民统治,沿用“关东州”这一名称。在地图上,日本把关东州涂成与日本本土一样的红色,视大连为日本的一块“飞地”。日本侵略者在大连残酷统治了四十年,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片被日本人霸占统治了四十年的中国土地上,人们所感受到的,还是冬天那彻骨的寒意。没有人能告诉大家,真正的春天究竟还有多远。

山蕲堂药店,就开在上葵町的西边。由这里再往西走出去不远,就是有名的黑石市场。所以,上葵町在大连算得上是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而山蕲堂也称得上是上葵町最有名的一间中药店。山蕲堂的店主兼掌柜的,叫田映川。老田家是诗书世家。田映川的老父亲曾经开办过一间在大连鼎鼎有名的私塾学堂。后来私塾学堂被一把莫名的大火化为灰烬,田老先生也死于非命。自此之后,老田家改弦易辙,不再开馆教书,而是凭着祖传的医道药术,开了这间山蕲堂药店,悬壶济世、看病救人的同时,也借此在这乱世之中养家糊口,安身立命。

下午四点多钟,街道上行人不多。一个身形瘦小、满脸蓬乱胡须的老头,带着一个八九岁大的小男孩,来到山蕲堂药店门前。老头似乎是有些累了,一屁股坐在药店门前的台阶上,用力地大口喘息着。小男孩站在他身边,关切地问了他一句什么,老头只是轻轻地晃了晃头。

坐了片刻,老头似乎缓过一点劲儿来,重新站起身。可刚刚往前走了两步,身体忽然一挺,然后就像一根筷子一样,直直地后仰,“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因为他摔倒的声音很大,路过的行人都被吓了一大跳。

小男孩也被吓坏了,赶紧跑到老头的身边查看。老头双眼紧闭,面色青黄。他的后脑磕在地上,血从乱蓬蓬的头发里流了出来。小男孩抱住老头,大喊:“顾爷爷!顾爷爷!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路人侧目,但并没有人停下脚步。有些人,反而因为小男孩的哭喊声而加快了脚步。这时候,从药店里走出一个小伙计,小伙计看见这情景,赶紧上前查看老头的伤势,然后朝着药店里喊了一声。药店里又跑出一个小伙计,两个人合力,把老头抬进了药店。小男孩也跟了进去。

山蕲堂药店的掌柜田映川俯下身,查看了老头的伤势,然后站起身。田映川的妻子卢珍递给他一张草纸。田映川用草纸擦了擦手上的血迹,然后对小伙计说:“你去,把老金找来。”

小伙计愣了一下:“老金?是那个警察老金吗?”

田映川看了他一眼:“在上葵町,我还认识哪个老金?”

小伙计还是有些不明白:“可是,老金他是个警察,又不是郎中,找他干啥?”

田映川懒得再跟他多说,转身进了诊室。卢珍对小伙计说:“还愣着干啥?赶紧去!再啰唆又该挨骂了!”

小伙计再不敢多问,赶紧跑出门去。

卢珍站在老头旁边,却并没有太关注老头,而是悄悄地仔细地看着那个小男孩。而小男孩的注意力都在老头身上,根本没注意卢珍的目光,更无法体会那目光里那些复杂的感情。

十几分钟之后,小伙计回来了。他身后跟着的,正是上葵町派出所的警察老金。老金五十多岁,宽脸细眼,脸上的皱纹很多很深,但身体看上去还很结实强壮。老金是朝鲜人,本名叫金载荣,二十多年前被日本人从朝鲜征调到大连,在上葵町当警察。1943年,日本人曾经想把关东州人的名字都改成日本名字,但后来因为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只能作罢。但是,像老金这样在警察署任职的朝鲜人却都改了日本名字。老金的日本名字叫山口城。但他的这个日本名字一般只会出现在警察的登记册或者是公文上,上葵町的老百姓还是习惯地喊他金警官,或者是老金。

老金跟着小伙计来到药店门前的时候,正看见两个人抬着那个老头走出药店。老金吓了一跳,忙跨前一步,急慌慌地问:“死了?”

跟在后面的田映川皱了皱眉毛:“金警官,嘴下留德!”

老金松了口气:“没死就好!不过,”他看了田映川一眼,“田掌柜的,这人生了病,你不留下把脉开方,怎么还往外抬呀?”

田映川说:“这人是生了病,但是这病能不能治,这人能不能留,可不是我一个开药店的说了算的。”

老金翻翻眼睛:“你是药店掌柜,又是郎中,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田映川说:“你老金,金警官呀!如今这世道,一个人的生或死,可不是什么药店郎中能说了算的!都得是你金警官这样,嘴里吹着哨,手里拎着棒子,腰里别着家伙的,说了算!”

老金撇撇嘴:“田掌柜,我听你这话,可不像是啥好话!”

田映川说:“当然是好话!是捧你金警官的!当然,也是实话!”他指了指地上的老头和旁边的小男孩,“这一老一小,素不相识,我可不敢擅自收留!”

老金俯下身子看了看老头,老头依然两眼紧闭,不省人事。老金转脸问那男孩:“小子,你们从哪来的?有证件没有?到关东州来找谁的?”

男孩不吭声,伸手去解老头的衣襟。老金嫌他手慢,用手里的警棍去拨他的手,想自己动手,不料那孩子竟然一把攥住棍头,把棍子推到一旁,继续自己来解。

老金刚要瞪眼,被田映川拦住了。田映川看着那男孩,微微皱起了眉头。

男孩从老头的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老金。老金打开来看了看:“这啥玩意儿?啥也看不清!”

田映川一听这话,二话不说,转身就往屋里走。老金赶紧拽他:“田掌柜,你不能甩手不管啊!”

田映川说:“啥都看不清,就是来路不明!这锅我可不敢接!人我交给你金警官,活着,你金警官拉到警局去审个清楚;死了,你找收尸的收走,也收个安心!”

老金赶紧说:“谁说不清楚了!这东西仔细看看,还能认得出来!你看你看,这上面是不是写的烟台?”他回头问那男孩,“小子,你们是不是从烟台过来的?是不是刚从船上下来的?”

男孩只顾盯着老头的脸,像没听见一样,毫无反应。

老金自说自话:“你看看,让我说中了不是!这样,田掌柜,人你先抬回去,该把脉把脉,该开药开药。咱这上葵町可是模范街,警察署和民政署都是挂了号的,可不能让人死在街面上。这证件我先拿回派出所验看,等验好了,再给你送回来。”

田映川犹豫了一下:“咱们可先说好了,这两个人要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没救过来,可不关我的事。到时候日本人追究起来,你可得替我们挡着,别让我们施善心修了恶果!”

老金打着哈哈:“哪有那么邪乎!你看看,一个离死不远的糟老头,一个牙口还没长齐的小屁孩,还能掀起什么风浪来?把他们扔到水里,只怕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

田映川说:“那倒是。这年头人命贱比草芥,扔到水里,可不是连个响动都听不见吗?”

老金斜了田映川一眼:“田掌柜的,你今儿个有点不太寻常啊!”

田映川愣了一下,说:“咋个不寻常了?”

老金咂咂嘴,说:“话太多!”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田映川轻轻地推开仓房的门,走了进去。这仓房是他用来储存一些常备药材的地方。老田家的住宅也在上葵町,离山蕲堂药店不太远。山蕲堂的房子是门脸房,租金要比住宅贵很多,所以山蕲堂所租用的店面并不是很大,一些用量比较大的药材就存在了家里的仓房里。

为了隔潮,仓房的地上铺了一层松木板。那个老头和小男孩就躺在木板上。两个人好像都睡着了。田映川轻手轻脚地走过去,蹲在老头身边,仔细地看了看。老头似乎感觉到了,忽然睁开眼睛,翻身坐起,动作轻巧迅捷,倒把田映川吓了一跳。

老头盘腿坐在木板上,把双臂上举,大大地伸了个懒腰,嘴里嘟哝着:“装病装死,还真是个累人的活儿!”

田映川问:“您老的头……”

老头用手掌拂了一下后脑:“不碍事。年轻的时候,看着京戏里的‘僵尸倒’好玩,我就跟着练过。不过,这功夫也就是好玩,不上戏台,也就没啥用场。没想到,这回在你这里用上了。放心,我有分寸,只是破了一层皮而已。”

田映川倒身跪下:“绍师傅的大恩大德,映川无以为报,请受映川一拜!”

绍师傅摆摆手,让他起身,说:“你这话,外道了。伯男的孩子,就跟我自己的孙子没啥两样!只是,从陕西过来这一路上,我狠着心让这孩子吃了不少苦头,一来历练历练他,二来也是防备到这儿之后,让别人起疑心。你不要怪我。”

田映川点头:“绍师傅的一番苦心,我自然明白。我给这孩子号过脉,只是有些气血不足,肚子里有不少虫子,吃几服打虫汤,再多吃几顿饱饭,就没事儿了。”

绍师傅探身看看男孩。男孩大概是累极了,睡得很香很死,小小的鼻翼轻轻地翕动着,长长的睫毛在下眼睑形成一道小小的阴影。绍师傅想起什么,小心翼翼地解开男孩的领口,从男孩的脖子上摘下一条坠链,坠链上拴着一架小飞机。

绍师傅把小飞机递给田映川,说:“这是他爹给他留下的,是他的命根子。这是一种美国造的飞机,叫什么‘霍克’,我担心被日本人看见了,会惹上麻烦。”

田映川把小飞机拿在手里,忽然有些走神。绍师傅咳了一声,他才醒过神来,说:“那我替他收起来。”

绍师傅却摇头:“恐怕他不会答应。这一路上,我一直想替他收着,他都不肯。你这小孙子年纪虽小,却是个小倔头,眼睛里不揉沙子,跟他爹一样,有胆量有血性,你得防备着点。关东州不比关内,这里是虎狼盘踞之地,可千万别让他给你惹什么祸!这小飞机,他问起来,你就说没见过,不知道。”

田映川想起什么,问:“这孩子,对自己的身世,知道多少?”

绍师傅说:“他只知道他爹娘的事情,对你们老田家的事一无所知。应该是伯男有意对他隐瞒的,不想连累你们。伯男这么些年不跟你们联系,还改了名姓,也都是这个缘故。对了,这孩子叫唐生。”

田映川叹口气:“伯男这孩子太绝情了。当年一走了之,再无音信。他娘为了他,差点活不了了。他离家的这些年,若不是有您时常带一点他的消息回来,我们连他的生死都无从知晓。”

绍师傅说:“伯男那孩子其实是最有情义的,只不过,他更看重的是大情大义。他敢开着飞机上天去打日本人,是真正的好汉,是真正的英雄!说起来,他跟我学过几天拳脚,是我的徒弟;但若是论起做人,做一个中国人,他是我的师傅!”

田映川赶紧说:“绍师傅,您可别这么说,伯男他担待不起!”

绍师傅说:“我说的是心里话!”他看看熟睡中的男孩,“这孩子,你一定好好待他!他不单单是你的孙子,更是英雄的后人!这孩子命苦,亲爹为国捐躯,亲娘又病死他乡。跟着我回到大连,回到你们老田家,也算是回家了!”

田映川说:“您放心!他是老田家的骨血,我就算是豁出这条老命,也得保住这孩子的平安!”

田映川又想起什么:“绍师傅,这孩子对你的身份知道多少?我听他喊你‘顾爷爷’?”

绍师傅说:“在他两三岁的时候,我去看过他。那时候伯男还没有牺牲,但他应该记不得我了。后来伯男战死,他娘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一开始,有政府发抚恤金,有伯男的战友们照应着,他们娘俩的生活还算有点保障。可后来,伯男的战友也陆续牺牲了,活着的越来越少,航校和飞行大队也都搬到云南去了,抚恤金就发得断断续续。说是上面发得不及时,可我怀疑是被那些发抚恤金的人贪掉了。在老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里,干事的人少,贪钱的人多。再后来,连负责发抚恤金的部门和人都不见了,不知道撤到哪去了,这娘俩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办法,孩子他娘只能拖着病身子,去给人家做杂活,勉强养活两张嘴。后来他娘的病越来越重,实在干不了活了,就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我去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了一张床,连吃饭的桌子都拿去换了吃食了。他娘已经病得奄奄一息,正在托人找能收养这孩子的人家。可逢着乱世,家家过得都不容易,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人家。”

田映川的眼睛湿润了:“我那可怜的儿媳妇,我连面都没见过!”

绍师傅说:“她叫冯恩姝,是湖南人,也是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抗日的。后来认识了伯男,两个人有缘,就结了婚,有了唐生。我去的时候,她已经病得不行了,是为了唐生硬撑着一口气。见到我的第二天,她就过世了。过世之前,她托我照顾唐生。可你也知道,我一个人漂泊惯了,没法一直把唐生带在身边。再说,他跟着我,也很危险。我跟她商量,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把唐生送回湖南。可湖南也被日本人占领了,而且她当年离家的时候闹的动静很大,很多人都知道她是出去抗日了。真把唐生送回去,怕有危险。再一个办法,就是把唐生送回大连,送回关东州。关东州虽然是虎狼之窝,但好在当年伯男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又干啥去了,这么多年了,伯男也从来没有直接跟你们联系过,相对安全些。你在这里开药店,也算有些根基,也不会为多出一张嘴吃饭太犯愁。就这样,安排完了冯恩姝的后事,我就带着唐生上路了。路上给你写了一封信。”

田映川说:“是呀。我收到你的信,又喜又愁。喜的是,伯男的骨肉要回家来了。愁的是,关东州壁垒森严,如何才能顺利地收留唐生,又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不节外生枝,这是个必须要想周全的事情。”

绍师傅点点头:“信发走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唐生这孩子虽然年龄还小,但是心里却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这也难怪,他爹他娘都是因为不愿意做亡国奴,要跟日本人战斗,才从家里跑出来的。他爹又是在跟日本人战斗的时候战死的,他怎么可能不恨日本人?可他到底还是个小孩子,许多事情还似懂非懂,到了关东州,一旦藏不住心思,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情,引来祸端,再连累了你们一家人,可怎么办?而且,这孩子知道他爹娘的事情,让他知道你们是他的家人,再说漏了什么,让人知道了伯男夫妻俩的事情,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我就赶紧又给你发了一封信。我也对唐生说,我带他去关东州是去投奔我的一个亲戚。进入日占区之后,我也反复提醒他,这里跟陕西不同,有日本人,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我也强调,我姓顾,只是他爹娘的一个普通朋友,偶尔去他家,正赶上他娘去世托孤,是硬着头皮带他上路的,实在也是无奈而为。”

田映川说:“是呀。后来我也想到了这些。虽然我不知道唐生这孩子的情况,可大连毕竟是商埠,走南闯北的人很多,万一有人在外面碰到过伯男,或者是道听途说过一些他的事情,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还不会太危险。可一旦唐生来了,有人向日本人告密,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追查起来,纸里包不住火,事情泄露就麻烦了。当时我也很着急,想给你写信提醒你,又不知道你身在何处。正着急呢,收到了你第二封信,知道咱们俩想到一起去了,这才放下了心。”

绍师傅说:“我带着唐生到了大连,故意先领着他去了另外两个地方,假装我要投奔的亲戚都搬走了,找不到了,这才领着他到了药店。日后你收留了他,一定要保守秘密。就算是自家人,也尽量别让他们知道唐生的真实身份。另外,也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别让人觉得你们对这孩子太好了,生出疑心。就按咱们现在演的这出戏,一直演下去:你们是被迫收留了唐生,唐生跟你们非亲非故,这样的关系对所有人都是最好最安全的。”

田映川点点头:“我明白。您放心,这是关系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死大事,我一定会多加小心!”

这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爹!爹!”

田映川一惊,对绍师傅说:“是我小儿子,叔男。”正想起身迎出去,外面又传来卢珍的声音:“叔男!你爹出门给人瞧病去了!你过来!这么晚了,找你爹干啥?有事明天再说!”

声音渐息,田映川松了口气。

街上又响起了警笛声。两个人不说话,待警笛声远了,绍师傅说:“我今晚就得走!毕竟我在你们家住过一段时间,虽然事隔多年,可一旦有人认出我来,咱们今天这场戏就算是白演了,再连累了你一大家子人,我老绍头可就造了孽了!”

田映川说:“您不用这么急吧!仲男在旅顺高中读书,我找人捎个信儿,把他从旅顺叫回来,让你们师徒俩见上一面。那孩子想您啊,时常念叨您!您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绍师傅摇摇头:“我也想仲男呀!不过,不见也罢!乱世之秋,各自安好吧!这‘小鼻子’(日本人)日子不长了,折腾不了几天了。不过,越是这时候,越得加小心。他们死到临头,别把咱们捎上,咱们还得过好日子呢!”他起身扑拉掉身上沾着的草棍,看了看沉睡中的男孩唐生,然后对田映川说,“我得留下几个字,不然就这么突然不见了,你不好交代。”

绍师傅四下看看,看见了角落里一只小木桌上的纸和笔,那是田映川记录仓房里的药材账目时用的。绍师傅说:“就用它吧!”

田映川从仓房回到卧房。妻子卢珍忙问:“绍师傅咋样了?他的伤,不要紧吧?”

田映川说:“不碍事。他一身功夫,拿捏得住分寸。”

卢珍又问:“那孩子咋样了?”

田映川说:“他也没事。他只知道伯男两口子的事情,并不知道咱们是他的爷爷奶奶。这样最好,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咱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他的真实身份,也不要告诉叔男和杜若。叔男还小,杜若有心没肺的,不知道最好。”

卢珍问:“那,仲男呢?告诉他不?”

田映川说:“等他回家再说吧。要说也由我来说,你别说。”

卢珍说:“嗯,我估摸着,就算你不说,仲男也会猜个八九不离十。那孩子心细。不过,他知道了也不要紧,他心里有数,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田映川点点头:“我知道。”他忽然想起什么,从衣袋里掏出那个飞机吊坠,交给卢珍,“这个是那孩子身上的。你收好,别让他发现了,更不能让别人看见,会惹祸。那孩子要是追问起来,你就装作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什么也不知道。”

卢珍看看那小飞机:“这个,是伯男留下的?”

田映川点点头:“是他留给那孩子的。很可能,他就是开着这种飞机,上天去打小日本的!”

卢珍的眼泪落下来,滴落在小飞机上。她用手轻轻擦拭着小飞机上的泪水,可是,又不断有新的泪水滴落下来。她只好深舒一口气,把小飞机贴在胸前的衣襟上。

田映川叹口气:“伯男是好样的!听说,他的飞机子弹打光了,他就驾着飞机去撞日本人的飞机……”

卢珍打断他:“我不想听这些!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田映川起身,走到窗边,掩饰着抹了一下眼睛:“国难当头,有时候,一个人怎么死的,比怎么活着更重要!”

第二天一大早,金警官被田映川叫到田家仓房的时候,不断地打着哈欠。田映川问他:“昨晚上没睡好?”

老金摆摆手:“别提了!这阵子事情多,动不动就被半夜拎到所里。昨天晚上又忙了小半夜。”

田映川说:“看你脸色不太好。五十岁的人,得留心了。回头我给你抓两服药调一调。”

老金说:“那敢情好!先谢谢田掌柜的!”

那张纸片就扔在仓房的松木地板上,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去难去,留难留,顺天意,万难休!

老金捡起那张纸,看了看:“啥意思?”

田映川说:“一大早起来,我寻思过来看一眼,就发现人没了,招呼也没打。”

老金问:“那孩子呢?”

田映川说:“让卢珍看着呢。那小子一觉醒来看不见老头,就嚷着要出去找人呢!”

老金看着纸上的字,嘴里嘟哝一句:“这是有啥事,躲了?”

田映川说:“昨天我给他号脉,他已经病入膏肓,回天无术了。我觉得,到了这境地,就算有天大的事情,他也无须躲了,等着就是了。除非,除非他不想等。”

老金“哦”了一声:“不想等?”

田映川说:“他对自己的病只怕比我还清楚。人病到这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

老金有些烦躁:“他倒是一走了之,一身轻松了!”

田映川说:“那孩子我问过了,说是爹娘都死了。除了爹娘,也没有别的亲戚。那老爷子是他爹娘的一个朋友。在他娘咽气的前一天,老爷子恰巧去他家,赶上了,也不能不管,只好把他带在身边。老爷子在关东州有个亲戚,亲戚家没孩子,就想带他到关东州来投靠那家亲戚。看样子,大概是没投靠成。”他想起什么,“对了,他身上的证件,你验过了?”

老金说:“嗯。证件倒没大问题,就是放在身上久了,沤烂了。”

田映川说:“要不,你把那孩子带到派出所去,好好问一问?”

老金白了他一眼,说:“田掌柜的,遇到点事儿,你怎么总往外推呀!这么大点个小屁孩儿,你想让我问出什么来?再说了,我把他带到派出所去,然后呢?总不能让派出所养着他吧?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把那个老头找回来!”

正说着,一个年轻的警察急火火地闯进来,手里拎着一双湿漉漉的鞋子,冲着老金用日语呜里哇啦地说了一大通。田映川的日语不行,听不懂,就问老金:“咋啦?出啥事儿啦?”

老金说:“有人跳海!”

田映川愣了一下:“人呢?”

老金说:“被浪卷走了。今天浪大,有两三米高!”

田映川问:“看清楚是谁了?”

老金说:“几个在海边捡海麻线的老太婆看见了。说是一个老头,一脸胡子,头上还包着药布。眼生,大概是外乡人。跳海之前,还把鞋脱了。”

老金抓过那双鞋,忽然想起什么,扭脸问田映川:“田掌柜的,你看这鞋,像不像那老头穿的?”

田映川看了看:“有点像。我也没太注意……对了,让那孩子认认看。”

几个人拎着那双鞋子,来到男孩唐生面前。唐生正在田映川和卢珍的房间里打转转,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要不是有卢珍在房门口把着,他肯定会一溜烟地跑出门去找“顾爷爷”。在这异地他乡波诡乱世,“顾爷爷”是唯一能让他心安、能让他依靠的人。

唐生一看见那双鞋子,就大叫:“顾爷爷!顾爷爷!”他一边叫着,一边想往门外冲,被卢珍一把抱住了。

老金骂骂咧咧:“这一大早都是晦气事儿!田掌柜的,真让你说着了,他真是不想等了!”他冲着年轻的警察一挥手,“走,去海边看看!”

田映川一把拉住他:“老金,孩子你得带走!”

老金说:“跳海的要真是那老头,十成十是活不回来了。田掌柜,孩子你先管几天,总不能让他在大街上饿死吧!”

田映川一脸为难:“管他几天饭倒没啥,到时候你可得把他领走,可别搁我这儿不管了!”

老金说:“你放心,赖不上你老田家!”

老金带着年轻的警察急匆匆出了田家,直奔海边而去。田映川暗暗松了口气。

这工夫,唐生却猛地挣开卢珍的手往门外冲,被田映川一把抓了回来。唐生挣扎不脱,突然回过头来,狠狠地朝着田映川的手上咬了一口。田映川身体一抖,却并没有松开手,也没有说话。唐生看着血从田映川的手上流下来,也有些害怕了,他不敢抬头去看田映川的脸,低着头,停止了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