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秦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

先秦文学从远古洪荒的时代走来，如同涓涓细流，及至战国而全面称盛，势同江海。从其发展看，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西周以前和西周。这一时期是文学的萌芽和幼年期，时间相当久远。最先，是文学现象的出现：原始人在劳动和实际生活中，由于交流思想感情和主观认识的需要而产生了语言；有了语言就有可能产生文学。实际上，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原始人类在劳动等活动中创作的口头歌谣，即节奏韵律都极简单的原始诗歌。先民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又将主客观相结合而按主观幻想创造出最早的叙事作品——神话。这些最原始的文学作品都产生于文字产生以前，是靠口耳传播的，绝大部分都在漫漫岁月中湮没了，只有极小部分流传并被后世的典籍记录下来。诗歌是对于语言的加工与类比，是通过音声的节律而表情的艺术。神话则是真与幻的结合，某些神话是对英雄业绩的歌颂，是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其中无疑蕴含了原始人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意识。

数千年前出现了文字。文字产生以后，用以记事记言，就可产生散文。因此散文的出现也甚早。现在地下发掘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散文片断是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铜器铭文）。但是甲骨文和金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象形文字了。甲骨文原是商代帝王占卜时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简短记录，几字至百馀字不等，内容多是预测祸福、判断吉凶之属。殷周铜器铭文是殷商和西周帝王、贵族镂刻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墨子说古代帝王将他们的意见“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墨子·明鬼下》），道出了铜器铭文产生的缘由。铜器铭文主要记载贵族的功绩、论断、赏赐等。无论甲骨文或铜器铭文，都过于简括，缺乏文学的形象性，只能看做散文稚嫩的胚芽。

《周易》中的《卦辞》、《爻辞》是商、周时代专为卜筮所用的文字。有些地方记载了殷周或更久远的时代所发生的战争、祭祀和风俗等，表达了某种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经验和哲理。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更趋完整，并有某些生动的描述和形象显现。

《尚书》中现存《商书》五篇，是殷商史实的记录。其中有的篇章出现甚早，如《盘庚》上中下三篇，是殷王盘庚为迁都而作的三篇演说辞，时当商朝中期，与甲骨文、金文属同一时期。但《商书》比起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篇制更完整，不是分散零碎的片段，而是初具规模的文章。其中有些语言已可看出一定的技巧，使人感受到当时的气氛和口气。《商书》证明了除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之外，商代还有篇幅和技巧都可观的实用性文体存在。

《尚书》中的《周书》原有八九十篇。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尚书》有一百篇，其中大部分为《周书》。经历代散轶，《周书》仅存十九篇。大部分是西周的作品，少量是东周所补。《周书》比《商书》篇制更为完整，记言记事更复杂，结构大都比较严谨，有些篇章手法娴熟，有条不紊，显示出散文的进步。无论《商书》或《周书》，大都表现了上古文字的特点，佶屈聱牙、古奥难懂，与春秋以后的散文差别甚大。

《诗经》是成于周朝的最伟大文学作品。《诗经》中的《商颂》，现在一般认为是周朝时宋国的作品，但即便如此，它也是依照其祖先商人的传统写下来的，而不是宋人才发明的。殷商庙堂就经常举行祭祀和歌舞，有歌即有辞，其辞就是“颂”体诗。事实上，现存《诗经》中某些篇章，就产生于西周建立以前，如周之先人的“史诗”，时间也是商代。《诗经》的不少作品产生于西周，特别是《大雅》和《颂》诗；还有相当一部分写于春秋中前期，尤以《国风》、《小雅》为多。《诗经》是我国社会最早的百科全书，它包括了当时各个社会阶层以至不同性别和不同社会经历的作者的创作；人们从中可以窥见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国风》和《小雅》大多为中下层群众所歌唱，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这些诗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风格淳朴自然，语言生动、形象，韵律和谐优美，已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颂》和《大雅》诗则多为庙堂和宫廷之乐，其中有一部分史诗性的作品，比较完整地勾画了先民们的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是我们古老民族的历史画卷。总之，《诗经》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从诗歌体裁上说，它包括了抒情、叙事、讽喻、颂赞以至史诗等各种文学样式。《诗经》是我国后世诗歌文学发展的基石和光辉的起点。

先秦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为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这一时期，以崭新面貌出现的散文开始崛起，产生了许多历史著作。现存的有《春秋》、《国语》、《左传》。此外，墨子曾言“吾见百国春秋”，孟子所见的史籍有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等。

现存《春秋》是当时众多历史书中的一部，实为鲁史大事记，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资料编订而成的，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基本教材之一。系年纪事，寓有褒贬，简练精严。《国语》是一些国家记事的史书，记载史实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内容以记言为主，也有记事。最初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所记史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不过，记事是片断性的，并不系统完备。《左传》与《国语》平行而稍后，是仿照《春秋》记事次序，博采当时官方史料和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材料而写成的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全书规模宏大，近二十万言，内容比《国语》更为广阔繁富，比较系统周详地记录了春秋至战国初二百五十多年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及社会生活风情。叙事状物、镂刻人物、语言技巧和结构布局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历史散文已臻于成熟。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诸子散文”开始崭露头角，出现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著作。《论语》是孔子的门徒追忆他们与孔子谈话的内容及场面的记录，侧重于社会、伦理及教育学。《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论述“道”的属性及人们对“道”应采取的态度。《孙子兵法》则是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军事著作，是探索战略战术原则的兵书。总之，这些著作都侧重于一定的专业，并非纯粹的文学。基本上以语录体、格言体为主要形式，文字简练质朴，篇章短小，长的几百字，短的才几个字。内容多具有哲理性、策略性、警策性，但是论述往往没能充分展开，还带有明显的片断性。说明这时的哲理散文还处于初创阶段。

先秦文学第三阶段为战国中后期。这一时期是先秦文学的大盛时期，著述迭出，名家涌现。在散文方面，哲理散文出现了《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历史散文则有《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后来到西汉时被刘向合并成《战国策》，又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等书籍。

《墨子》一书的内容比较庞杂，大部分是墨翟与弟子讲学或谈话的记录，有一些是战国初年的原始材料，但其书则是由其门徒或后学在战国中期才辑录而成。重在宣扬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等所谓“十大主张”，在一些观点上可以看出与儒家学说的明显对立。《孟子》一书的作者是孟轲及其门人，写于战国中期，主要以多譬善辩的特色表达了孟轲所主张的“仁政”等民本思想。《庄子》一书的出现与《孟子》同时或稍后，是庄周与其门人后学所写作品的合集。以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无端崖之辞”，继承和发挥老子“德”与“道”的学说于极致，形成了诡谲怪异的文章风格，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浓郁的诗情。《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论文专集，成书于《孟子》、《庄子》之后。荀况以博大而严谨的文辞，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观，推出了“礼诗合一”的政治思想体系，并写作了《成相》和《赋篇》等文艺作品。《韩非子》一书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所著，写成于战国后期。以凌厉峭拔的语言，发挥了商鞅“明法”、申不害“任术”、慎到“乘势”的学说，融汇成一种新颖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富国强兵理论，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专著。《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秦国国相吕不韦主编、由其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杂家著作，兼收并蓄，杂取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的长处，试图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提供理论依据。

战国中后期，说理散文逐渐成熟。《墨子》、《孟子》、《庄子》的说理散文以论辩体为主要形式，在体制上已具有一定规模，语言生动活泼，表达自由酣畅，虽然还有语录体、对话体的痕迹，但有的篇章已向论说文过渡。而《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已是成熟的专题论著了。作者都不再局限于对话体的辩说，而是围绕某一中心进行专门探讨。文章结构严密，讲究逻辑和修辞，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高度成就。

先秦散文著作繁多，还有一些书籍成书经过比较复杂，也有一定的重要性。《管子》是管仲的追随者、崇拜者所辑定的一部著作，其中有春秋时的一些史料，成书也在战国。《晏子春秋》是晏婴的传记资料汇编，其中资料有的来自民间传说，有的则来自春秋和战国中期的史书或私人著作，成书当也在战国。《国策》等书记写并讴歌游说诸侯的纵横家的活动及业绩，当系战国中期以后，出于苏秦张仪的门人宾客及其追随者之手。《礼记》中的某些著名篇章，例如《檀弓》、《礼运》等篇，曾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原是先秦儒家的论文集，当也成于战国儒者之手。此外，各家著作如《商君书》、《公孙龙子》、《申子》、《慎子》、《周礼》、《逸周书》、《竹书纪年》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反映了那个伟大的时代。还有一批著作曾在近代疑古风气下被疑为伪作，如《六韬》、《文子》、《尉缭子》、《鹖冠子》、《尹文子》等等，近期经考古和考辨证明或并非伪书。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也出现于战国中期以后。近年的地下考古获得了丰硕成果，新发现了一批古轶书籍，例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十六经》、《相马经》以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等，都已被确认为战国时期的著作，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所有以上这些，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的著作潮、文化潮，显示了先秦散文的空前繁盛。

战国后期，在南方广袤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以宋玉、唐勒、景差等为追随者，创造并兴起了一种与《诗经》不同的新诗体——“楚辞”。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企图以“美政”改造国家社会而反遭贵族腐朽势力的迫害，以致他上下求索，悲愤填膺，遂以诗句作抗争，为歌哭，写出了瑰丽的文学奇葩《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一系列诗章，抒发自己的崇高理想，表示了对真理、对富国强兵的不渝追求和对楚国的忠贞与厚爱，唱出了一曲曲热爱祖国的悲壮长歌。屈原以强烈的抒情结合丰富的幻想、美妙的神话而创造出奇丽多姿的诗篇，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稍后，宋玉的《九辩》，刻意学习《离骚》，而又匠心独运，在艺术上有开拓和创新。《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的赋有十六篇，《文选》所载其《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滥觞。

先秦时代的众多文学作品，如熠熠明珠般投射于文学史册，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它们不同的价值和审美力度，在思想的深邃和艺术的成功方面，成为我国文学的第一个丰收的黄金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