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德乱象”
1972年7月底，美联社记者让·海勒披露了一则新闻：40年来，美国公共卫生部（PHS）一直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的塔斯基吉及其周遭地区研究未经治疗的梅毒对黑人男性的影响。这项日后人称“塔斯基吉研究”的实验涉及大量男性:399名感染梅毒的患者，另有201名未感染梅毒的人被选为对照组。在研究开始时，所有梅毒患者的病程已到晚期。(1)
媒体调查后发现，公共卫生部根本无法出示该实验的正式方案。后来人们才知道，所谓的正式方案根本就不存在，实验步骤似乎只是自然演变而来的。多年来，公共卫生部医生频繁地出诊，对这些人进行各种测试与医学检查，但是按照基本程序，应该对参与实验者进行定期验血和常规尸检，以补充通过临床检查获得的资料。只有晚期——所谓的三期梅毒患者——被选中参与这项研究的事实，表明研究人员非常急切地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此疾病最后阶段出现的严重并发症的情况。
公共卫生部官员果然没有失望。已公开发表的几份塔斯基吉实验报告均显示，梅毒患者的致死率及发病率都比对照组高。事实上，据媒体报道，截至1969年有至少28人，甚至多达100人直接死于梅毒的并发症。其他病患则发展成了严重程度可致命的梅毒性心脏病。(2)
塔斯基吉研究无关治疗。没有测试过任何新药，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确定以往疗法的效果。它是非治疗性实验，目的是收集梅毒自发进化在黑人男性身上产生的影响的数据。直到有关此病的一些基本事实为人所知后，受试者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才被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其病原体为苍白密螺旋体，即一种微小的、形状像螺旋开瓶起子的纤细微生物。这种疾病可以是后天感染上的（即获得性梅毒），也可以是先天性的。梅毒的传染，是螺旋体（苍白密螺旋体亦被称为螺旋体）通过皮肤或（通常是在性交过程中）通过黏膜进入人体，而像亲吻等其他形式的身体接触也可能会造成感染。当螺旋体穿透胎盘的屏障时，先天性梅毒会在已感染的母亲体内传播给胎儿。
一感染上，梅毒就是一种入侵全身组织的全身性疾病。只要一侵入皮肤或是黏膜，螺旋体就开始以骇人的速度繁殖。它们先是进入淋巴毛细血管，然后迅速奔向最近的淋巴结，在那里繁殖并进入血液中。几天之内，螺旋体就会侵袭身体的各个部位。
梅毒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期梅毒、二期梅毒和三期梅毒。从感染上开始，一期梅毒会持续10到60天不等。在“早期潜伏期”内，梅毒会在接触病原体的位置引发硬下疳症状，通常在生殖器部位。硬下疳多为轻微隆起的圆形溃疡，较少引起患者不适，就算有，也可能因为太过轻微而不为患者察觉。如果没有继发性感染的话，硬下疳会在一两个月内自然痊愈，但疤痕会数月难消。(3)
在硬下疳痊愈的同时，病程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病患在感染后6周到6个月内会出疹子，这是发展到二期梅毒的信号。这种疹子可能看起来像麻疹、水痘或是其他严重程度不一的皮疹，不过有时候这种病况非常轻微，可能病患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此外，病患的骨头与关节处常会感到疼痛，同时也可能会出现循环系统障碍，出现心悸等情况。在出疹的时候，可能会伴着发热、消化不良、头疼或其他非特异性症状。在某些情况下，皮肤表面会出现遍布螺旋体的潮湿溃疡伤口。然而，当口腔部位也发现皮疹时，病情就变得严重了，因为这种开放性溃疡伤口具有高度感染性。这时患者可能会大量掉头发，头上看起来像是被“虫蛀”了一样。螺旋体在患者体内的增殖在二期梅毒期间最猛，并且分布最广。(4)
二期梅毒患者在没有接受治疗的情况下常会经历一段潜伏期，可能为时数周或长达30年之久。就像变魔术一样，所有梅毒症状好像都消失了，患者身上不再发现与此疾病有关的早期症状，例如偶尔的皮肤感染、间歇性胸痛、眼部病变与隐约的不适感。在潜伏期内，螺旋体并没有消失，而是钻入了患者的骨髓、淋巴结、重要器官与中枢神经系统之中。某些情况下，这个疾病似乎能和宿主和平共处，让宿主能享有完整、长寿的生命。但只要对患者进行尸检，常常可以发现其死因是重要器官发生梅毒病变。然而，对许多梅毒患者来说，潜伏期大约只有两三年。然后，三期梅毒的征兆及症状的出现会打破这种休战的错觉。
在晚期梅毒阶段（亦称为三期梅毒阶段），人体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螺旋体集中到人体组织中，对重要结构造成破坏，因而产生晚期梅毒的特征，也就是树胶状或橡胶状肿瘤（所谓的梅毒瘤）。这些肿瘤常在皮肤上连在一起变成大片溃疡，上面覆盖着由几层渗出物干燥后形成的痂。病毒亦会攻击骨骼结构，导致病症的恶化，产生像骨髓炎或骨结核之类的症状。小肿瘤可能会被吸收，留下轻微凹陷的疤痕。另一种情况是骨骼被大规模破坏，例如鼻骨和上颚骨被侵蚀，形成可怕的残缺。肝脏可能也会被病毒入侵，造成器官出现瘢痕及变形，以致阻碍肠道的循环。
晚期梅毒经常以心血管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为攻击目标，其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梅毒造成的肿瘤也可能会侵袭心壁或是血管。当波及主动脉时，主动脉壁会变得衰弱，病变处形成疤痕组织，动脉因此扩张，心脏瓣膜不再正常开合并开始返流。这些被撑开的血管壁可能会生成动脉瘤——位于主动脉的气球状突起物。若此突起物破裂（而这迟早会发生），病患将会猝死。
患上神经梅毒的后果也一样严重。梅毒通过血管散播到大脑，虽然该疾病有几种表现方式，但其中最著名的是轻瘫，即一般所说的脑软化，会造成进行性麻痹和精神错乱。神经梅毒的另一类表现形式是脊髓痨，病患会因为脊髓神经细胞被破坏而走路磕磕绊绊，出现足部拍击地面步态（Foot-slapping Gait）。梅毒还会攻击视神经而导致失明，或是攻击第八对脑神经而造成耳聋。因为神经细胞没有再生能力，所有这些病损都是无法康复的。
1932年，也就是塔斯基吉研究开始那年，对于引起梅毒的病菌、此疾病的发展阶段和未经治疗的梅毒可能导致的并发症，医学科学界都已经有所了解。
由于罹患此病的后果如此严重，所以1972年时记者都感到不解——为何人们会同意参与该实验。媒体很快发现，参与者大部分都很贫困且不识字，而公共卫生部提供了激励，诱使他们参与。这些人得到了免费体检，去诊所的免费接送，体检期间的热食，轻微病症的免费治疗，以及遗属将得到一笔丧葬补助金的保证。虽然丧葬补助金的总额非常微薄（1932年承诺补助50美金，其后因通货膨胀进行周期性调整），但它是当时许多参与者唯一的丧葬保险形式。
人们难以确定，1932年那些卫生官员告知了实验参与者哪些内情。1972年负责塔斯基吉研究的是亚特兰大美国疾控中心性病科，该机构的一名官员向记者保证，实验参与者在一开始时就被告知他们感染了梅毒，得了此病会让他们怎样，而且他们随时可以退出这个项目并得到治疗。但是一名握有早期实验第一手资料的医生直接驳斥了这番话。1932年，J.W.威廉姆斯医生在塔斯基吉学院附属的安德鲁医院实习并协助实验的临床工作，他表示不论是实习生或是受试者都不知道研究内容。“来到这里的人们并没有被告知会对他们做什么，”威廉姆斯医生说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对他们做些测试，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未被告知他们正在做哪些治疗或没有做哪些治疗。”据他了解，受试者“以为自己正在接受风湿病或是胃病的治疗”。他记得很清楚，给这些人服用了他认为是治疗梅毒的药物，然而当他回想此事时，他推测“有些人仅服用了安慰剂”。他能肯定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在检测梅毒。我不认为他们会知道那是什么。”(5)
一名受试者的说法与他相似。查尔斯·波拉德清楚记得，1932年的某一天有人找来告诉他，如果他隔天去附近那个只有一间屋子的学校一趟，他将得到一次免费体检。“所以我就去了，然后他们说我得了脏血，”波拉德回忆道，“从那以后他们一直这么跟我说。他们时不时过来给我做检查，然后说，‘查理，你得了脏血。’”(6)
美国疾控中心一名官员称，据他所知，“脏血”在黑人社区是梅毒的同义词。波拉德回应道：“他说的可能是真的，但我从没听过这件事。我只知道他们不停地说我得了脏血——他们从未向我提及梅毒，一次都没有。”除此之外，他以为从第一次见面起他在接受“脏血”治疗，因为波拉德补充道：“从那时起，他们就断断续续地让医生为我看诊，还给我开了补血剂。”(7)
当雷金纳德·G.詹姆斯医生对记者说出他的经历之后，公共卫生部关于塔斯基吉研究的说法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质疑。1939年至1941年间，詹姆斯医生参与了梅肯县的公共卫生工作——特别是梅毒的诊断和治疗。尤妮斯·里弗斯被派来与他合作，她是一名受雇于美国公共卫生部来密切注意塔斯基吉研究参与者动向的黑人护士。詹姆斯医生回忆道：“当我们碰见塔斯基吉研究的一名受试者时，她会说‘他’参与了研究项目，不能予以治疗。”据他描述，这种遭遇让他“心烦且不安”，但当他坚持要治疗这样的病患时，病患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些患者被劝告不应进行治疗，否则他们将会失去参与研究的资格。”詹姆斯医生说。而一旦失去资格，患者们就会失去先前被允诺参加研究可以得到的好处。(8)
里弗斯护士的身份一曝光就激起很多人的好奇，但她坚决不接受记者采访。当一些新闻记者发现了1953年刊登于《公共卫生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上的一篇关于塔斯基吉研究的文章后，她在这项实验中扮演的角色才因此曝光。作为该研究项目的元老，她的角色是研究人员和受试者间的联络人。她住在塔斯基吉，并且是至关重要的固定工作人员。多年来，“政府医生”的名字和面孔一变再变，但里弗斯护士一直在那里。医生与受试者间常会因为教育水平与文化差异产生沟通障碍，而里弗斯护士的工作就是担任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最重要的是，这些受试者信任她。(9)
随着时间的流逝，参与实验者逐渐知道自己是这个名为“里弗斯小姐小屋”的社交俱乐部暨丧葬社团的成员。她一直在跟踪记录他们的情况，并确保他们在“政府医生”到来时出现接受检查。她常去到他们家中接人，开着一辆亮闪闪的带有政府徽章的旅行车，接送他们到检查的地点。根据《公共卫生报告》上刊登的文章所述，“特别是对于很多喜欢在车上朝经过的邻居挥手致意的人来说，这样的接送变成一种让他们感到与众不同的仪式”。没有迹象显示“里弗斯小姐小屋”的成员知道自己正参与一项致命的实验。(10)
公共卫生部发言人很快指出，这从来不是保密的实验，许多报社在首次披露此事时的报道是错误的。塔斯基吉研究绝非偷偷摸摸进行的，它早已是医学杂志上大量报告的主题，并且在很多专业会议的研讨会上公开讨论过。一名官员告诉记者，有十几篇相关论文刊登在国内一些最好的医学期刊上，向超过10万名身为医生的读者描述了这项研究的基本程序。他否认公共卫生部是单独进行这项实验，宣称这是一项合作计划，合作方包括亚拉巴马州卫生局、塔斯基吉学院、塔斯基吉医学会以及梅肯县卫生局。(11)
塔斯基吉研究的辩护者声称，该研究的问题顶多是在研究开始时使用的治疗方案是否对梅毒受试者有帮助。1930年代早期，人们会将汞与两种砷化合物——胂凡纳明（Arsphenamine）和新胂凡纳明（Neoarsphenamine）——合成通常所称的撒尔佛散（Salvarsan），用于治疗梅毒。但这种药毒性很强，常导致严重副作用，有时甚至会造成病人死亡。这种治疗不但痛苦，而且通常需要超过一年才能完成。正如一名美国疾控中心官员所说，此药给“病患带来的潜在伤害大于可能的好处”。(12)
公共卫生部官员辩称，这些事实表明该实验的规划并不是无视道德伦理的。若是1930年代早期的医疗水平只能提供危险且不完全有效的治疗，那么，总的来说，不让这些人接受治疗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13)
诋毁汞和撒尔佛散的疗效，有助于平息早期不为病患做治疗的争议，但是公共卫生官员难以解释，为何在1940年代拒绝使用青霉素治疗病患。公共卫生部一位发言人壮着胆子说这应该不是“某人独自做出的决定”，还语带玄机地补充道：“这种事很少这么处理。”他认为1940年代拒绝使用青霉素治疗患者是“这个实验最关键的道德争议”，并且承认以目前的观点“看不出当时有任何理由不能让那些患者接受治疗”。另一位发言人称：“我不知道为何在1946年决定不叫停此项目。”(14)
抛出这些说法旨在将塔斯基吉研究的责任转移到1940年代主导该实验的医生身上。虽没有提到具体人名，但一名官员跟记者说：“如果你非要找到负责此事的人的话，按理来说应该是1946年或1947年的性病部主任。”这段话矛头直指约翰·R.海勒医生，他是公共卫生部的退休官员，1943年到1948年任性病部主任。当海勒医生被要求评论此事时，他否认自己对这项研究负有责任，还宣称“这项实验没有任何不道德或不科学的地方”，令记者震惊不已。(15)
时任梅肯县公共卫生官员赞同这一观点，他告诉记者，或许他也不会在1940年代用青霉素治疗这些人。据他解释，这个奇怪想法来自19世纪医生所谓的“治疗的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强调青霉素在1940年代是一种新药，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多少测试。所以，在他看来，拒绝对他们用青霉素是一种有正当理由的医疗决定。(16)
疾控中心一位发言人表示，塔斯基吉研究的参与者若在1955年后接受青霉素治疗将会受益的说法“尚待证实”。事实上，治疗可能弊大于利。他警告称，在多年后引入激进的治疗方案也许会导致过敏性药物反应。这位发言人没有就塔斯基吉研究的医学伦理问题进行争辩，而是指出不同年代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批评当时的研究。“我们这是在拿1972年的医学治疗标准去套用1932年的做法。”一位官员告诫道。另一位官员提醒公众，该研究开始时人们对于治疗与实验的看法与现在的大有不同。“此时此刻，”这位官员表示，“以我们目前对治疗方式和疾病的了解，再加上人体实验方法在当代已有革命性变化，我不认为我们还会实施这个项目。”(17)
新闻记者倾向于认为，1940年代不用青霉素治疗病患是个至关重要的道德议题。大部分记者并不质疑不采用早期治疗方案的这个决定，因为他们显然也赞同那时候的治疗跟疾病一样糟糕的说法。但有些记者和编辑认为，早在拒绝用青霉素治疗那些人之前，塔斯基吉研究就已反映出了道德问题。“正如一名疾控中心官员所说，在有了青霉素之后，这个实验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但这种说法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圣路易斯邮报》表示，“事实上，政府从实验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没打算对一种特别残酷的疾病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而是只想从尸检中确定梅毒对身体有何影响。这个实验的前提就是不道德的。”(18)
从这个角度看，当然不会用青霉素去治疗那些受试者。《时代》周刊谴责了不给药这件事，称“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毫无恻隐之心”，但与其他出版物一样，《时代》周刊漏掉了一个关键点。由于从一开始就决定不予治疗，所以当一种改进后的新疗法开发出来时，研究人员就不太可能会有道德危机。他们之所以有青霉素而不用，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对病患进行任何治疗。这两种行为之间唯一的确凿区别是，拒绝用青霉素进行治疗，对受试者造成了更为可怕的后果。《芝加哥太阳报》以恰当的角度审视了这些不同行为：“不论是谁做出了不用青霉素的决定，都使这个项目固有的道德问题雪上加霜。”(19)
在公开的评论中，疾控中心发言人试图把塔斯基吉研究包装成涉及临床决定的医学事务，这样的决定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他们充满洗白意味的声明让记者们感到不悦，引得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编辑愤怒地发声：“或许有些负有责任的人对自己或组织在这项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怀有极大的愧疚，但到目前为止，对此事的评论铺天盖地都是‘那又怎样？’”ABC的记者哈里·里森纳赞同这番话。在对全国播出的电视节目上，他表达了对公共卫生部行为的困惑，后者对这个“将人类当作实验室动物进行长时间且效率低下的研究，就为了看看梅毒多久能杀死一个人”的实验，竟然“只是略感不舒服”。(20)
人文因素成为公众讨论塔斯基吉研究时的焦点。几乎没有人评论这项实验的科学价值，无论是真实的或是只存于想象中的。由于记者、政府官员以及抗议这项研究的热心市民本身不是科学家，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人感染梅毒后多久会死，亦不关心受梅毒折磨之人有多大比例能幸运地带病活到高龄。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公共卫生部肆意玩弄人命只为了满足科学上的好奇心，这是有罪的。(21)
许多医生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为该研究辩护的信件出现在了全国各地报刊的社论版上，而最激烈的反击登在了专业期刊上。其中最立场鲜明的例子是范德堡大学医学院的R.坎普迈耶医生发表于《南方医学杂志》（Southern Medical Journal）的社论。他并不对新闻界亦步亦趋，而是抨击记者“完全无视自身的极度愚昧”，并且指责他们用打字机胡乱编造出“任何可以成为头条的新闻”。身为在1930年代治疗过梅毒病患的少数医生之一，坎普迈耶医生承诺“以正确的历史角度看待这场‘茶壶里的风暴’”。(22)
坎普迈耶医生明确指出，在塔斯基吉研究之前，研究未经治疗的梅毒会产生何种影响的实验只进行过一次。将近2000名未经治疗的梅毒病患于1891年到1910年间在奥斯陆的一间诊所完成体检后，一名挪威的研究人员查看了这些医疗记录。后续随访情况在1929年发表，而在塔斯基吉研究开始前，关于这项主题的医学实验的公开发表文献只有这些。但坎普迈耶医生并未解释，为何还要重复一次奥斯陆的那个研究。
这位范德堡大学的医生重提了青霉素对这些人没有好处的观点，但又抛出了一套全新的说辞，声称那些人自己对他们因梅毒而患上的疾病和死亡负有责任。坎普迈耶医生表示，不能怪罪公共卫生部，因为“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抗梅毒治疗从来都不是强制的”。他接着说，这项研究中的许多人多年来已接受了一些梅毒治疗，并坚称如果其他人愿意，他们也可以获得治疗。他承认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的死亡率高于对照组，并冷淡地表示：“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从没有人说梅毒是一种良性感染。”他没有提及医生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防止病人受到伤害、尽力治愈病人的社会责任，这似乎是将希波克拉底誓词简化为一项冷峻的义务，即不可拒绝病患的医治要求。(23)
记者们调查塔斯基吉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并提出了大量伦理议题。自从在纽伦堡审判纳粹科学家以来，美国人从未遇到过如此轰动一时的医疗事件，它占据如此多头条、激起如此多讨论。对很多人来说，它令人震惊地揭露了在这个国家有可能存在科学滥用。“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使得这个悲剧更令人痛心不已。”《费城问讯报》的编辑如此写道。其他人认为这项实验完全“不像美国人会干的事”，并赞同亚拉巴马州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的观点，后者谴责这完完全全是个“骇人听闻”的实验，是对“公平正义与人道主义等美国价值的羞辱”。有些人甚至绝望地认为不知道还怎么抬头挺胸地做人。首都的一位居民问道：“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还怎么能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这是一个体面的国家。’”(24)
若联邦政府机构不是该实验的负责方，也许这样的自我怀疑不会如此强烈。没人会怀疑普通公民之间互相伤害的行为需加以制止这种事。然而，负责该研究的是公共卫生部的这一消息曝光后，特别让人痛心。《普罗维登斯日报》的编辑承认自己非常吃惊，居然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出现这么“明目张胆的道德沦丧”。在亚拉巴马州似乎发生了一种奇怪的角色颠倒：政府非但没有保护其公民免受这种实验的伤害，反而在进行这种实验。(25)
随着公共卫生部在实验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为人所知，有些人惧怕纳粹德国发生的事会卷土重来。田纳西州的一名男子提醒亚特兰大的卫生官员，“第三帝国时期，阿道夫·希特勒允许在人类身上做过类似践踏人类尊严的不人道医学实验”，他坦承自己对“此种对比感到无比痛苦”。一位纽约的编辑难以相信，“除了纳粹德国培养出的该死庸医外，居然还有人做出这种令人反胃的冷酷无情之事”。(26)
纳粹德国留下的阴影使得有些美国人将塔斯基吉研究视同种族灭绝。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位民权领袖控诉该研究相当于“一场官方的、有预谋的种族灭绝政策”。塔斯基吉学院的一名学生同意这一说法。对他而言，这场实验“不过是白人的另一次种族灭绝行动”，一场“再次暴露白人本质——凶残的野蛮人和魔鬼——的行动”。(27)
大部分编辑没有真的将塔斯基吉研究称为种族灭绝，也没有指责公共卫生部官员比纳粹好不了多少。但是他们确信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这件事与种族歧视相关。“声称600位（所有）受试者都是黑人这一事实与种族因素无关，这种说法是多么居高临下和缺乏可信度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非裔美国人报》称。公共卫生部官员一直拉长着脸，否认这项实验中隐含任何促使这家有影响力的黑人报社编辑出言指责的种族歧视——这些编辑指称“仍有联邦政府官员认为他们可以在任何涉及黑人的事情上为所欲为”。(28)
《洛杉矶时报》呼应了这一观点。为证实他们对公共卫生部官员的指控，即说服数百名黑人男性充当“人形小白鼠”，编辑们巧妙地选择措辞补充道：“好吧，也许不完全是（人形小白鼠），因为那些医生显然没把受试者完完全全视为人类。”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编辑称，这样的实验“只可能发生在黑人身上”。为表对此观点的支持，匹兹堡的《信使报》暗示美国社会弥漫着种族歧视，以至于科学家能对黑人任意施为而不受惩罚。(29)
另一些观察家认为社会阶层才是真正的问题，穷人，无论是何种族，都身处危险之中。不知为何，科学研究里的受试者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用北卡罗来纳州一名编辑的话来说，他们的困境“提醒我们，美国人的基本权利仍然受到以科学研究为名的侵犯，特别是那些穷人、目不识丁和举目无亲的人”。对于一名科罗拉多州的记者来说，塔斯基吉研究表明了“公共卫生部将美国社会中的穷人、黑人、文盲和无依无靠的人视为政府的巨大实验资源”。《华盛顿邮报》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医学研究工作总是有一个崇高的目标，但是过去往往都是用穷人的身体……用他们的身体完成邪恶的测试。”(30)
南方乡村的穷人在大萧条时期遇到的问题让《洛杉矶时报》编辑感到烦心，他称这些人因为“无知与贫穷被诱骗进了这个项目”。毕竟，激励他们合作的东西十分微薄——体检、热午餐和丧葬费用。“连这样的好处都具有吸引力，那么他们的生活条件必定非常艰苦，”这位编辑说，并补充道，“抛开实验不说，这本身就是对体面的一种侮辱。”因此，除了对人体实验提出问题之外，塔斯基吉研究还成为对穷人困境的一个深刻提醒。(31)
然而，这些人参与一个给出如此微薄的好处却具有可怕风险的实验的原因，无法仅以贫穷来解释。更完整的解释是这些人不懂这个实验的内容是什么，也不懂自己暴露于何等危险之中。许多美国人也许认同《华盛顿邮报》的论点，即“若是小白鼠们能被充分告知实验详情和危险性，人体实验在伦理上是合理的”。但是，尽管公共卫生部发言人保证已得到了这些人的知情同意，塔斯基吉研究还是陷入了指控之中，人们说这些人要么是被骗去合作的，要么是没有能力给出知情同意的。(32)
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新闻报》对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这一说法不以为然，称：“其中大部分人不过是半文盲，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名科罗拉多州的记者认为，他们被选中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贫穷、不识字，只能任由‘仁慈’的公共卫生部摆布”。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编辑谴责了“胁迫或哄骗人们参加这种实验的做法”。(33)
有必要保护社会不受忽视人的价值的科学追求的影响，这是许多美国人从塔斯基吉研究中看到的终极教训。《亚特兰大宪法报》发表了关于此观点的最有力的评论。编辑在开头写道：“有时候，在心怀理想的前提下，科学家、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为了我们全体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忘记了人就是人。他们全神贯注于计划、项目、实验以及数据——一众抽象概念——人变成了物、纸上的符号、数学公式里的数字或是科学研究中的非人‘对象’。”这是造成塔斯基吉研究的伦理问题的科学盲点——也就是《亚特兰大宪法报》所说的“一种道德乱象，只把这些黑人受害者看作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人类”。科学研究人员必须了解，“道德判断应该始终是任何人类努力的一部分”，包括对“知识冷静、科学的探索”。(34)
许多编辑将公共卫生部官员道德上的麻木不仁归咎于他们既是官僚又是科学家这一事实。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使得康涅狄格州的一名编辑指责这项实验源于“道德崩坏，是一个无脑的官僚机构一直重复相同动作，从未停下来检查理由、原因及后果所导致的”。对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编辑来说，这项实验是“由其自身不人道的动力推动的，没人愿意费心说上一句：‘为了人类的体面，停下吧！’”。于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隶属于政府的科学团体本身也成了塔斯基吉研究的受害者。公众对他们的尊敬及信任被犹他州一名编辑所表达的疑惑和怀疑毁了，这位编辑想知道“相似或更糟糕的实验是否会在某个被官僚主义弄得一团糟的地方发生”。(35)
没过几个星期，医学界与公众对塔斯基吉研究的讨论热度就急剧衰退了，但许多问题仍没有答案。为何公共卫生部对研究黑人身上的梅毒感兴趣，他们是否在利用黑人来研究梅毒？这项实验是好的科学吗？启动这项研究的公共卫生部医生在1930年代不对病患予以治疗，是因为他们认为使用撒尔佛散治疗比疾病本身的伤害更大吗？当1940年代可以使用青霉素做治疗时，此药能令病患受益吗？或者话说回来，在1930年代或1940年代，可曾讨论过这些人的治疗方案？为何该实验在梅肯县进行？在那里黑人可以得到什么医疗服务？为何受试者同意配合该研究？患者被利诱、对实验的无知能解释这整件事吗？参与这项实验的医生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为何塔斯基吉学院及塔斯基吉退伍军人医院（两者在1932年时都是全黑人机构）会配合这项研究？该实验怎么会持续40年之久？在新闻揭露此事之前，是否有任何反对该实验的声音？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将塔斯基吉研究置于其所处历史和制度背景中来看待，并厘清该实验是如何顺应美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的。围绕在医生身上那种善良与神圣的医者光环，常使公众忘了医师也是芸芸众生之一的事实。身为人类，他们反映着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与态度。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所有被研究的梅毒患者都是黑人；而所有的公共卫生部医生及大部分做研究的医生都是白人。因此，通盘了解美国医学界的种族态度演变是理解塔斯基吉研究的关键。这种讨论必须从19世纪开始，当时白人医生与黑人病患间的互动产生了所谓的“种族医学”。
(1) New York Times， July 26，1972，pp.1，8.
(2) 因为这些男性很多都居无定所，以至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难以清楚预估其死亡率。1972年，公共卫生部发言人不愿证实相关准确数字。J.安德鲁·里斯科姆和鲍比·多尔克代表美国民权委员会及亚拉巴马州咨询委员会于1972年9月22日对大卫·森瑟博士的采访就是绝佳的例子。（未出版手稿，第9页）。此处数字涉及的计算方式，参阅Atlanta Constitution，September 12，1972，P.2A。
(3) 感染者在早期阶段的血清反应通常为阴性：验血无法查出此病。但在实验室检测的暗场检查可以区别出硬下疳与其他溃疡的不同。在这种测试中，配有特殊间接照明装置的显微镜可以看到银色螺旋体在深色背景中移动。
(4) 在二期梅毒阶段，血液检测是一种有效的诊断办法。
(5) Dr. Donald W. Prinz quoted in Atlanta Journal，July 27，1972，p.2； Birmingham News，July 27，1972，p.2.
(6) New York Times，July 27，1972，p.18.
(7) Dr. Ralph Henderson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Tuskegee News，July 27，1972，p.1.
(8) New York Times，July 27，1972，p.2.
(9) Eunice Rivers，Stanley Schuman，Lloyd Simpson，Sidney Olansky，“Twenty Years of Followup Experience in a Long-Range Medical Study，” Public Health Reports 68（April 1953）:391-95.（Hereafter Rivers et al.）.
(10) Eunice Rivers，Stanley Schuman，Lloyd Simpson，Sidney Olansky，“Twenty Years of Followup Experience in a Long-Range Medical Study，” Public Health Reports 68（April 1953）:393.（Hereafter Rivers et al.）.
(11) Dr. John D. Miller quoted in Birmingham News，July 27，1972，pp.1，4； Atlanta Journal，July 27，1972，p.2.
(12) Prinz quoted in Atlanta Journal，July 27，1972，p.2.
(13) Millar quoted in Montgomery Advertiser，July 27，1972，p.1.
(14) 同上.；Prinz quoted in Atlanta Journal，July 27，1972，p.2。
(15) Millar quoted in Montgomery Advertiser，July 26，1972，p.1.； New York Times，July 28，1972，p.29.
(16) Dr. Edward Lammons quoted in Tuskegee News，August 3，1972，p.1.
(17) Prinz quoted in Atlanta Journal，July 27，1972，p.2； Millar quoted in Montgomery Advertiser，July 26，1972，p.1.
(18) St. Louis Dispatch，July 30，1972，p.2D.
(19) Time，August 7，1972，p.54； Chicago Sun Times，July 29，1972，p.23.
(20) News and Observer，Raleigh，North Carolina，August 1，1972，p.4； ABC Evening News，August 1，1972.
(21) 由一些报纸文章和社论中出现的关于该实验的标题，公众的反应可一目了然。《休斯敦纪事报》称之为“对人类尊严的侵犯”（August 5，1972，Section Ⅰ，p.12）；《圣路易斯邮报》称其为“不道德的研究”（July 30，1972，p.2D）；《俄勒冈人报》报道称“不人道的实验”（Portland，Oregon，July 31，1972，p.16）；《查塔努加时报》称其为“不人道的污点”（July 28，1972，p.16）；《南本德论坛报》报道为“残酷的实验”（July 29，1972，p.6）；《纽黑文纪事报》称其为“令人震惊的医学实验”（July 29，1972，p.14）；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时讯报》认为“骇人听闻”是描述这个将“人当成小白鼠”的实验最好的形容词（August 6，1972，p.6H）。对《洛杉矶时报》来说，这个研究代表了“官方的不人道表现”（July 27，1972，Part Ⅱ，p.6）；《普罗维登斯日报》称其为“恐怖故事”（July 30，1972，p.2G）；对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新闻与观察报》来说，这是“梦魇般的实验”（July 28，1972，p.4）。佛罗里达州《圣匹兹堡时报》的态度愤世嫉俗，其社论标题为“卫生服务？”（July 27，1972，p.24），而《密尔沃基报》以标题“助死士”直率地表达了观点（July 27，1972，p.15）。
(22) R.H. Kampmeier，“The 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Southern Medical Journal 65（1972）:1247-51.
(23) R.H. Kampmeier，“The 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Southern Medical Journal 65（1972）:1250.
(24) Philadelphia Inquirer，July 30，1972，p.4H； Montgomery Advertiser，August 12，1972，p.13； letter to the editor signed A.B.，Evening Star，Washington，D.C.，August 10，1972，18A；类似回应的例子，参见Gazette，Charleston，West Virginia，July 30，1972，p.2D，and Salley E. Clapp to Dr. Merlin K. Duval，July 26，1972，Tuskegee Files，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Atlanta，Georgia.（Hereafter TF-CDC）。
(25) Providence Sunday Journal，July 30，1972，p.2G；相同观点，参见Evening Sun，Baltimore，Maryland，July 26，1972，p.26A。
(26) Roderick Clark Posey to Millar，July 27，1972，TF-CDC； Daily News，July 27，1972，p.63；也请见Milwaukee Journal，July 27，1972，p.15； Oregonian，July 31，1972，p.16；以及Jack Slater，“Condemned to Die for Science，” Ebony 28（November 1972），p.180。
(27) Atlanta Journal，July 27，1972，p.2.； Campus Digest，October 6，1972，p.4.
(28) Afro-American，August，12，1972，p.4.有关种族问题的延伸讨论，参见Slater，“Condemned to Die，” p.191，以及Warren Brown的Jet 43三部曲，“The Tuskegee Study，” November 9，1972，pp.12-17，November 16，1972，pp.20-26，特别是November 23，1972，pp.26-31。
(29) Los Angeles Times，July 27，1972，PartⅡ，p.6； New Courier还指出，“在这个国家没有其他少数族群会被当成‘人形小白鼠’”，并解释道，“因为那些负责此事的人知道，他们可以这样对待黑鬼，事发后也不会受到惩罚”。August 19，1972，p.6。
(30) Greensboro Daily News，August 2，1972，p.6； Gazette-Telegraph，Colorado Springs，August 3，1972，p.8A； Washington Post，July 31，1972，p.20A.也可参见Arkansas Gazette，July 29，1972，p.4A。
(31) Los Angeles Times，July 27，1972，p.20A.
(32) Washington Post，July 31，1972，p.20A.
(33) Birmingham News，July 28，1972，p.12； Gazette-Telegraph，August 3，1972，p.8A； Greensboro Daily News，August 2，1972，p.6A
(34) Atlanta Constitution，July 27，1972，p.4A.
(35) New Haven Register，July 20，1972，p.14； News and Observer，August 1，1972，p.4；相似观点参见Desert News，Salt Lake City，Utah，July 26，1972，p.10A；以及Colorado Springs Telegraph，August 3，1972，p.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