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版序言(2008)
近20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肇端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该“文化热”后来被称为“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即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1)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格外凸显出来。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启蒙大众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体现其社会身份的,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以及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十多年来,这两个研究取向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来说,都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质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21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并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文化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
在这当中,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史,特别是从都市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这一研究路径重点考察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如何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课题。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施加公共影响。
本书的宗旨,乃是从都市空间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视野观察都市空间,试图将都市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研究相结合,开拓知识分子研究新的研究论域。具体而言,本书涉及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包括实体性的物理空间和虚拟性的文化空间)、现代知识分子所凭借的各种社会建制(报纸、杂志、书局、社团、学校等)、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及公共交往等研究。希望通过若干年的成果积累,本书的出版能够在城市文化和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拓展出一个新的方向,无论在研究理念、研究论域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下面,借本书出版之际,我就如何将都市研究与知识分子研究结合起来的问题,谈一些个人的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