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何重建社会重心失败？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影响力，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192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上升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大学、传媒和各种社团的公共网络，与城市资产阶级一起建构了一个足以与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第二阶段从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下降时期。关于前一个阶段的情况，前两节已经有较多的论述。而1930年代以后之所以影响力开始下降，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有关。在晚清，伴随清廷的权力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逐渐衰落，地方势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种政治权力的并存，社会重心不断下移。民国的头20年，北洋政府和继之而起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缺乏权力中心，顾及不了社会的自主发展。1930年代以后，随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击败各路军阀，中央权力稳固，就开始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特别是1940年代以后，政府以战时集权的名义，控制更加严密。虽然战后的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舆论影响一度强劲反弹，但终究昙花一现，最后，曾经是那样生气勃勃的“知识人社会”，被战争、内战所彻底摧毁。
1932年，在“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胡适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文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国近代以来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胡适指出，其中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没有失去社会重心，但在中国，“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56)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枢，而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体和社团的力量，试图重建社会的重心，但其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仅仅用外部政治权力的变化便可解释的。我们要追问的是，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重心的内部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过，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在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社会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知识精英大批城居，他们控制了教育和传媒这两个重要的知识和信息平台，拥有了独立的知识空间和文化空间，并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正是独立，使得近代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那种内在的制度性联系，他的文化权力变得虚拟起来，仅仅以一种话语的方式而存在。无论是对社会的启蒙，还是对政治权力的影响，都是如此。由于不再拥有与社会和国家的体制性联系，又缺乏市民社会的有力支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虽然曾经不可一世，最终却是孤军作战，沦为边缘。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仅与地方社会和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制度性联系，而且其内部由于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士大夫集团也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然而，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一个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社会”，但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的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的联系。(57)
到19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如前所述，传统士绅之所以有力量，乃是扎根于土地，与世家大族和地方网络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晚清以后，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有研究表明，在城市发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对宗族和家乡的认同感日益淡泊，比如吴兴的钱氏家族中的第二代钱玄同就是如此。即使是留在乡村的士绅，也大量移居县城，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58)
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顶尖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晏阳初批评说：“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没有认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空口讲改革，没有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终于找不着实际问题。”(59)一般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早在五四期间，李大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智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李大钊号召青年“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60)不过，好不容易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还回得去吗？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1930年代吴景超在谈到知识分子下乡难的问题时说，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乡下也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上的需要，而最亲近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也都不希望他回乡。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不肯下乡的原因。(61)
即使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觉，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农民们格格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难怪当年梁漱溟要感叹：我们搞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62)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大批士绅流向城市，乡村的“士绅社会”开始解体。同时，也使得本来比较明确的地方精英身份，也变得暧昧起来。地方精英指的是在地方舞台上具有支配力的个人和家族。它比士绅的概念大得多，具有较多的异质性，包括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长老，以及各种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头领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已经从过去比较同质的士绅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而且不同的省份、地域中的地方精英差异非常大，有些地区还是传统的士绅，有些地区商人具有相当的地位，而有些地方是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的强人。在江南地区，承继江南士大夫文化的历史惯性，科举被废除以后的江南地方士绅虽然不一定都有功名，但社会要求他们要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诗书琴画、文物鉴赏等，才是获得体面的重要标志；(63)在云南地区，传统的乡绅还是存在，但大地主和地方政客替代了旧式学者；(64)而在河南地区，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主要是一些有能力领导地方民团抗击土匪的人，而不再是受过教育、有财富的人，他们高度依赖暴力的力量。张信对河南的研究表明：民国以后地方的权力从传统的精英那里，转移到了具有不同个人背景、有能力利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增强其在共同体内部影响力的人物手中，而地方自治为这些新精英的崛起提供了适当的机会。(65)
科举被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虽然与传统的士绅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联系，但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根据邓若华对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地区地方精英的研究，发现民国的地方精英与传统士绅相比较，前者开始注重对于财富地位的追求，而不是注重提高自己的品行和修养；地方精英开始职役化，更多地向国家权力渗透；他们从原先由士绅们主持的慈善、教育领域中退出，将这些公共的职能让给地方权力；最后，上层的地方精英们的活动也基本局限在县城，对基层乡村没有兴趣，与乡村的关系慢慢淡化。(66)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如果贵族领主和农民一道生活在农村，导致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便会大为减少。”(67)当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地方精英，都纷纷放弃基层农村的时候，那里便成了革命的温床。
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时，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近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些公共建构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一方面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近代中国的学术中心，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最集中的城市。在这些著名的大学里面，云集了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学者。五四以后，大学势力之强，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学是学院的象牙塔，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人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到1930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贵族阶层，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北京不同，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人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自从上海开埠以后，在黄浦江畔就出现了一个绅商阶级，以张謇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亦绅亦商，他们以地方自治为契机，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国以后，传统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近代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成分复杂得多，除了大学教授、文化人之外，还有报业、出版业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类专业人士等。他们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最有名的是以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联合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是执媒体牛耳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副会长是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青红帮首领杜月笙，秘书长则是前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著名文化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这些地方名流有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士，也有黑社会首领。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
不过，上海这一城市社会与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有区别的。在乡村社会之中，士绅始终是主角，但在近代的城市精英之中，核心角色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英雄，像史量才这样的报业大王，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资产阶级，沿承晚清绅商的传统，具有亦绅亦商的双重身份。
在历史上，士大夫们之所以有力量，除了掌握文化权力之外，乃是有世家大族和宗法地方势力作为社会的后盾。近代以后，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但这些文化权力需要寻找新的社会基础。士大夫自命为“中等社会”的中坚，但也意识到要与其他“中等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商人阶级结合，才能真正有力量。清末的杨笃生说，在中等社会中，“唯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而主持全省之议论思想者，惟士林而已”。(68)士大夫自然是“中等社会”的中心，但也需要团结“中等社会”中的其他阶层：绅商、军人和自由职业者。“中等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复杂的社会实体。(69)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如日中天，但内战一爆发，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储安平在专栏“客观一周”（《客观》杂志）中检讨说：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阶级虽然居于领导地位，其影响至远且久，但在组织及持久上，总觉较为消极。“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70)
在近代中国，不仅知识分子弱，资产阶级更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像欧洲那样，是在自治城市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从其产生开始，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更是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中国的“中等社会”，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一毁在抗日战争之中，二毁在内战手里，到1940年代后期，虽然借助国共之间暂时的力量平衡，回光返照，但比较起抗日战争之前，内瓤全然空了。一叶孤舟，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最后终究是昙花一现，江河日下，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构成的流动网络。(71)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近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都已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思想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但19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近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关系。
问题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裂，在一个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又被严重政治化了，逐渐从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蜕变为附庸政治的“有机知识分子”。19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力量的下降，与此有密切关系。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俨然是一独立的中流砥柱，不屑成为任何阶级的附庸。1930年代后国民党的权力在加强，城市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力量在减弱。到1940年代，战争和内战全然摧毁了民间资本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之后，失去了资产阶级支持的知识分子，被夹在两股非此即彼的党派力量之间，被迫进行政治选择。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战后从美国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试图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学统体制，制订了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当胡适兴致勃勃地将这个计划拿到北大教授会上讨论时，却受到了同事们普遍的冷遇，大家谈的不再是学术，而是吃饭问题。向达教授讽刺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72)为饥饿和内战所激化了的知识分子无心学术，逐渐政治化，并深深地卷入党争之中。1946年年底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成为知识分子非左即右的最后选择，民主同盟内部决裂，胡适、张君劢等人向右转，更多的知识分子向左转，逐渐失去了“知识人社会”自身的空间。到1940年代末，知识分子普遍地党派化，大学衰落，学术跟着政治走，媒体围绕着党派转，文化权力屈从于政治权力。“知识人社会”衰落了，无论是大学，还是公共传媒和文人社团，深陷党争而不自知。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完全崩溃，最后被革命的政统所取代。
1913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梁启超撰文呼吁中国须有中坚阶级：
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所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夫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国中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也，以之董率多数国民，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73)
从梁启超到胡适，两代读书人都热烈地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无形之一团体”，“董率多数国民”。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总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许纪霖
(1)［美］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
(2)关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比较有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有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3)［美］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见氏著：《时代的探索》，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43页。
(4)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5、8章，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5)根据陈宝良的研究，由于明代生员人数大幅度增加，而仕途依然狭窄，游士化倾向在明中叶以后就开始出现。不第秀才或者做塾师，或者当儒医，或者做幕僚，或者经商，或者成为通俗文化的创作者。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5—326、499页。
(6)［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3页。
(7)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2页。
(8)“intellectuals”在中国一般翻译为“知识分子”。但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分子”在中国的语境中含有贬义，“把‘人’变为‘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强烈主张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参见［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新版序第2页）。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本书为行文的方便，在谈到“intellectuals society”时，用“知识人社会”，在谈到“intellectuals”时，用“知识分子”，二者的内涵是相同的。
(9)［美］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第104—106页。
(10)［加］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11)关于士绅的威权论述，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9页。
(12)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13)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
(14)参见［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与［美］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15)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326—330页。
(16)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演化，参见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见氏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8)［美］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见氏著：《时代的探索》，第37—42页。
(19)关于“二重权威”的论述，参见［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45—53页。
(20)关于中国思想史上从天理观到公理观的转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395—1409页；关于从规范知识到自然知识的变化，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第34—44页。
(21)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就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下）》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22)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群体：历史、思想与实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23)关于魏晋时代士族与文化的关系，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278页；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24)关于清代的文化家族与学术文化的关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参见［美］本杰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5)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载《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
(26)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
(27)参见［美］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56—67页。
(28)根据统计，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和两大政党的重要党员和职员都是留学生，但留日者居多。而在国民党政府内阁官员中，留美的超过留日的。1948年198位国民党大员中，留美34人，留欧22人，留日32人。在学界，留学生也占了可观的比重。到1936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有44%是留学生出身。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00、214、271页。
(29)关于新式教育的成本问题，参见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0)竺可桢：《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载《申报》，1936年5月9日。
(31)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44页。
(32)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第171页。
(33)邱巍曾经研究过浙江吴兴的钱氏家族，从第一代的钱振伦、钱振常兄弟中式进士，到第二代的钱玄同、第三代的钱三强，构成了一个从传统士大夫家族向近代知识分子家族演化的完整脉络。参见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34)参见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90。
(35)关于1930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参见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5—163页。
(36)以上有关黄宗羲的思想，均见《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
(37)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38)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9)（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1年，第297页。
(40)参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41)梁启超：《变法通议》，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42)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199—206页。
(43)《独立时论》不是一份刊物，而是一本系列文集。1945年以后胡适身边的一批北大自由主义同人相约，为各报纸刊物写稿，最后结集出版，形成团体的影响。
(44)据史书记载，子产对“乡校”表现出统治者的宽容：“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善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45)参见［美］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611页。
(46)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第35、56页。
(47)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9、212—213页。
(48)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林右崇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4年，第8—9、242页。
(49)（明）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自反录》，清光绪三年（1877年）泾里宗祠刊本。
(50)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第243页；［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第27页。
(51)参见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见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145页。
(52)参见［加］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53)根据许纪霖的研究，《时务报》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公共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
(54)参见［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第80—81页。
(55)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见氏著：《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56)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见《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57)关于晚清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村精英的疏离，杨国强有非常精彩的研究，参见氏著：《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2—173页。
(58)参见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第19页；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见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9)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见《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36页。
(60)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1—183页。
(61)吴景超：《智识分子下乡难》，载《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62)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3页。
(63)参见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
(64)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5页。
(65)［美］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岳谦厚、张玮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295—297页。
(66)参见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
(67)［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68)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29页。
(69)参见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4—415页。
(70)储安平：《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见《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49页。
(71)参见［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72)胡适日记（1947年9月23日），见《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2页。
(73)梁启超：《多数政治之实验》，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99—26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