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古创新　创立程氏健脾法

传统的中医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往往从“三消”立论，正如《证治准绳·消瘅》中所言：“渴而多饮为上消（经谓膈消），消谷善饥为中消（经谓消中），渴而便数有膏为下消（经谓肾消）。”主要病机为肺燥、胃热和肾虚，治疗多以滋阴清热为法，而倡行从脾论治，益气为主者甚少。我在长期临证中发现，糖尿病患者有乏力症状者占80%以上，而以乏力为第一主诉者占60%，并且许多患者形体消瘦、四肢无力、倦怠懒言，所以我认为糖尿病是本虚标实证，脾气亏虚是其发病的关键，提出了“脾”在糖尿病病因病机中占主要地位，以及以健脾益气为主要治疗大法的理论体系，被中医界同仁称为“程氏健脾法”。

“程氏健脾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并非凭空创立。最早在黄帝内经中就隐含了健脾法的思想。《灵枢·五变》中说：“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灵枢·本脏》进一步指出：“脾脆则善病消瘅。”其明确指出，脾虚是消瘅的重要病因。又认为本病为“膏粱之疾”“肥美之所发”，指出过食肥甘，损伤脾胃，可导致消渴病。对于消渴病之口甘、溲便之变，也从脾胃入手进行解释。正如《灵枢·口问》中说：“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素问·奇病论》中说：“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其也最早提出了消渴治之以兰的理论，即用兰草一类芳香化浊、醒脾健脾的药物来治疗糖尿病。张仲景在治疗消渴病的白虎加人参汤、瓜蒌瞿麦丸中应用了茯苓、薯蓣等健脾之品。唐、宋、金、元医家对健脾法的论述散见于各家论述中，如宋朝杨士瀛在《仁斋直指方论·消渴》中指出：“消渴证候，人皆知其心火上炎，肾水下泄……孰知脾土不能制肾水，而心肾二者皆取气于胃乎？总要服参苓白术散，可以养脾生津液。”金朝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有“四君子汤，治烦热燥渴”和“白术散治烦渴，津液内耗，不问阴阳，服之则渴生津液”的论述。李杲为张氏高徒，他在《兰室秘藏·消渴门》中记述：“洁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消渴者，白虎加人参汤；不能食而渴者，钱氏白术散倍加葛根治之”。元朝朱丹溪治病强调阴虚，他在治疗消渴时，也酌情加入健脾之品。明清时期消渴病理论得到进一步发扬，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指出：“消渴初宜养肺降心，久则滋肾健脾……养脾则津液自生，参苓白术散是也。”以温补见长的赵献可更是主张应用七味白术散、人参生脉散等方治疗消渴病，以复脾胃输布津液之职。又如李时珍用黄芪止渴补虚，为治疗消渴合并痈疽之要药。健脾理论的论述虽早，但均未成理论体系，也没有人明确提出。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首次把健脾法治疗糖尿病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并做了临床观察，发表在1991年的《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此理论得到中医内分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被称为“程氏健脾法”。脾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精气，濡养全身；脾居中焦，脾胃还是一身气机升降之枢纽，主升清与降浊。正如《黄帝内经》所言：“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在消渴病中，由于脾气亏虚，中焦气化不足，一方面精微物质不能化生津液，故口干、多饮，脾主四肢肌肉，精微物质不能化生气血，故四肢消瘦，疲乏无力。另一方面脾虚不能升清，精微物质下泄反随糟粕排出体外，故尿频量多。因此糖尿病“脾”病为先，造成气化不足，累及他脏，变证丛生。所以脾虚是消渴病的重要病理基础，以脾为主的气机升降失常是消渴病的重要病机，五脏俱虚是消渴病的最后转归。所以治疗健脾益气为主，恢复脾的运化和升清功能，并据此创立了健脾降糖饮系列方剂。健脾降糖饮的基本组成为黄芪、黄精、白术、山药、鸡内金、葛根、天花粉、丹参。方中首选黄芪、白术健脾益气为君药。黄芪甘，微温，入脾、肺二经。重用黄芪取其补气力强又能升阳，其升发之性可“助脾之升清，复其散精达肺”。白术苦，甘温，归脾胃经。白术炒用则燥性减弱，功专健运脾气以生津液。《医学启源》有云：“白术，和中益气，强脾胃，生津液止渴。”《本经逢原》指出：“白术，生用除湿益燥，制熟则有和中补气、止渴生津之效。”山药、黄精，甘淡性平，滋养脾阴。山药补气又能养阴，“善摄脾精”“生津以止消渴。”黄精补脾养阴，又能润肺。二药相合，既可助黄芪、白术健脾益气，其阴柔之性又可防之偏燥。另外，还可有助于他脏阴津的恢复。葛根，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取其升阳的作用，助黄芪健脾升阳，益气布津，所用最妙。鸡内金健胃消食，助脾气的运化，又可使补气药补而不滞。天花粉苦寒，清热生津，消肿排脓，为“消渴圣药”，生津润肺，养阴益胃，以除燥热之标。佐以丹参，取其活血之中寓有养血之功，善于活血化瘀又能除烦安神。与芪、术相合又有益气活血之功。我又根据脾为后天之本，脾与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的关系，在健脾降糖饮的基础上创制了健脾八法，分别是健脾清胃法、健脾润肺法、健脾调肝法、健脾养心法、健脾补肾法、健脾活血法、健脾化湿法、健脾解毒法，用于治疗糖尿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产生的相关并发症，临床疗效显著，至今仍在我院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