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图书馆

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这个地方在顾诵芬心目中永远是那么神奇和神圣。

至今，一提到合众图书馆，顾诵芬就感到温暖和幸福。

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从1939年7月至1951年，顾诵芬一直随父母亲生活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地方，顾诵芬从图书中吮吸着丰富的营养，一天天长大成人。他长得懂事了，长得有思想有主见了，长得能慢慢地认识书本外的世界了。

参与创办并主持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是顾廷龙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他担任总干事，就是为守护文脉、承继道统。他的志愿是要把“合众”办成比肩日本东洋文库的图书馆。因为这个“合众”，他才离开北平，在风雨飘零中带着全家来到上海。

在这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时局中，合众图书馆的创办是一个奇迹。

在这个过程中，顾诵芬读懂了父母的社会担当和生活的不易。

当时物价飞涨，合众图书馆资金匮乏，母亲潘承圭在分担许多琐细的筹馆工作时，还将自己陪嫁的首饰典当或出售，以贴补办馆开支。

1939年，《燕京学报》第26期报道了上海合众图书馆筹备近况，记述了合众图书馆创办宗旨和经过，并用了《诗经》中的一句古诗来表达对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感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939年7月，顾诵芬一家搬到上海，入住辣斐德路614号合众图书馆筹备处。不久，顾廷龙接任合众图书馆馆长一职，后被聘为名誉馆长，直至辞世，任期接近60年。

2009年，在纪念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创办70周年之际，顾诵芬写下《追思往事 感念前贤》一文，深情地回忆了父亲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情景。

“父亲亲撰《合众图书馆十四年小史》中写到了合众图书馆创办的目的。1939年的春天，日寇侵略之势愈烈，上海四郊已经沦陷，叶景葵先生深怕奴化教育的长期侵蚀。同时，素来藏书最丰富的东南一带遭了兵灾，藏家纷纷流散。当时的公立图书馆均已迁往内地，上海虽有私立图书馆数处，而各有其方针，对于我国固有文化兼顾不到，私人有力收购的也很少。目睹图书被日美等国多方搜刮去，很觉痛心，因此叶先生即发起创办私立图书馆，但自知非一人之力所能举办，特商请张元济、陈陶遗两先生一同发起，取众擎易举之义，命名为‘合众图书馆’。

“在当时上海环境里，法租界较为安静适宜。是年五月租定了旧辣斐德路614号房屋为筹备处。当即函约廷龙为总干事，七月到沪开始筹备，草具意见书，经叶、张两先生审核同意，决定了我馆努力的方向。”

顾诵芬在回忆文章中说：“1959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顾廷龙花了很大功夫，立志要做一部比日本东洋文库更好的丛书目录。他确实花了很大劲。他和出版单位的胡道静先生，两人流水作业，时间很短，质量很高。”

顾廷龙平生最为服膺的古语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在《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上，顾廷龙自立规矩：“专事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

顾诵芬与父母一直生活在合众图书馆，耳濡目染，他体味着父亲对事业的执着，也感受着父亲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和治学风格，最重要的是，他从父辈身上领悟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坚守与家国情怀。

合众图书馆长乐路馆舍是1941年按图书馆的要求建造的，由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建筑师陈植的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陈植先生因为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不是很熟悉，顾廷龙给他指出了很多要更改设计的地方。图书馆的建造监理由浙江兴业银行建筑师李英年先生负责。

顾廷龙对图书馆的建造施工要求很严，常亲自去工地，这样逐渐与李英年先生相识。而李英年先生又酷爱图书字画，后来和顾廷龙成了莫逆之交。

长乐路合众图书馆的新馆建成后，有1000多平方米，可以容纳不少图书，顾廷龙的抱负也得以施展。经过14年的经营，全馆藏书达25万册，金石拓片1.5万余种，成为具有特色的专业图书馆。

回忆创馆之初，顾诵芬说：“当时还没有空调设备，只有靠开窗通风、拉窗帘遮阳。两层书库，两边的窗户加在一起将近百扇。虽然馆中有工友一名，但是一到雷雨大风突作之时，一个人措手不及，父亲就要亲自去关窗，有时候我也去帮忙。在这样的精心照顾下，合众图书馆博得诸多上海及江南藏家的信任，因此很多名家都纷纷将书送来合众图书馆，觉得放在这里可以信赖。南洋中学校长王培孙先生的藏书原由学校保存，后学校主动要求捐赠合众图书馆。”

合众图书馆在筹备时期概不公开，因此该馆自建成后，正门一直没有打开过。顾诵芬读书的房间紧挨富民路后门，来客及邮差按门铃后都由他去开门。往来于合众图书馆的多为文化名人，如叶景葵、张元济、顾颉刚、胡适、钱锺书、秉志、冯其庸、刘厚生等。

顾诵芬回忆在图书馆与知名学者交往的情况时，写道：

“搞生物的秉志先生，他是前清的举人，去美国留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记得他在鲤鱼变异方面做出过成绩。我父亲还专门引我去拜见他，秉志先生非常和气，平易近人。

“再有就是胡适。

“父亲是于1932年在北平顾颉刚家中获识胡适的，以后也常有书信往来。1949年年初，胡适去美国前，专门来合众图书馆待了两天。他主要是为《水经注》而来，因为合众图书馆藏有他没有见过的《水经注》版本。为了细细辨认，临出国前他还在图书馆认真坐下来看书。中午饭是我母亲领女佣做的。当时物价高涨，而且很多菜肴都买不到。胡适吃了感到非常满意，不断地道谢，最后还给我母亲写了一张扇面。”

顾诵芬从这些前辈身上获得了很大教益。前辈们对新知识的渴望、严谨认真的作风和谦逊儒雅的学者风范，对顾诵芬影响很大。顾诵芬从这些前辈的身上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之精神风骨和为国家、为社会无私奉献的美德。

也就是在这个图书的海洋里，顾诵芬如鱼得水，并养成了终生爱图书、终生爱读书的习惯。也就是这个习惯，让顾诵芬在科研的道路上有了飞翔的“翅膀”。

晚年，顾诵芬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感慨地说：“生活在图书馆的12年里，我对怎样去学习、怎样爱读书养成了习惯，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