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军

“泰山军”，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的别称。这是一支中央军嫡系部队，前身为北伐时期著名的第3师，具有纯正的黄埔血统，多年来，该军军官以黄埔毕业生为主。1938年6月，第3师、预备第2师、预备第11师编成第8军，黄埔一期生李玉堂担任军长。1940年5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将李玉堂第8军和梁华盛第10军整编为第10军，保留第8军军部，由李玉堂继任军长。该军调入湖南整训期间，恰逢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第10军拨归给薛岳第九战区指挥，从此开始了在湖南长达四年的对日作战历程。

第10军下辖三个师，分别为第3师、预备第10师、第190师。其中，第3师源于黄埔教导师和补充师，是第10军的老部队，第10军的高级将官大多出自第3师，所以第3师在第10军中的名声最响，人脉最广，战斗力最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另一个师预备第10师是后编入的部队，虽然挂着“预备师”的番号，却是一支实力强悍的优秀部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解围战中都是作为头等主力师使用，近几年该师声名鹊起，名头几乎要超过“老大哥”第3师了。第190师是梁华盛第10军的老部队，号称“忠勇师”，也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该师前身为预备第4师，最早成军于湖南衡阳，兵员以两湖、两广籍人士居多，将官则以广东籍人士较多，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一向关系比较亲近。

过去，第10军三个师的来源不同，彼此之间不太信任。当初第3师和第190师交流干部，第190师部分军官就认为军长李玉堂想借此吞并他们，一些团长、营长联合起来给薛岳写信告状，好在当时薛岳支持李玉堂，撤了几个团长、营长，才将事情平息下来。后来，第10军在李玉堂的统率下，仗越打越好，名声越来越响，尤其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一雪前耻，大败日军精锐第11军，使李玉堂的威信如日中天，全军官兵无不对他信服，三个师才真正融合走到了一起。

第10军打仗有典型的黄埔风格，军纪严，作风好，能打大仗、硬仗、恶仗，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及常德解围战中都表现优异，是公认的王牌部队。首任军长李玉堂，山东人，与王耀武、李延年、李仙洲曾合称黄埔一期“一王三李”，其中，王耀武名头最响，时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不过，李玉堂能名列其中，自然亦非等闲之辈。

相传，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10万人围攻长沙，李玉堂在军部坐镇指挥，一边吃饭一边下令。室外炮火震天动地，突然，一颗炮弹打到军部门口，弹片破窗而入，斩断了他手里的筷子，又击碎了桌上的碗碟，参谋长看形势危急，催他赶紧转移，李玉堂不为所动，不紧不慢地说：“不用不用。”接着坐在原地，直接拿手抓菜吃，颇有古时名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之风。

现任军长方先觉，字子珊，江苏徐州萧县人。他身高一米八四，高大魁梧，为人刚正，性格耿直。方先觉读完中学，又考进上海法政大学，在校期间，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3师。

第3师历任师长钱大钧、陈继承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方先觉当时的顶头上司卫立煌也是国军中有名的战将。后来，卫立煌组建第45师，调教导第1师白兆琮任副师长，调方先觉担任营长，白师长以德式方法训练部队，方先觉在该班学到了正规的德式治军方法。正是跟着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白兆琮等人，方先觉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将领。

1936年8月，方先觉从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重回第3师担任补充团团长。他在补充团开展德式练兵，成绩列全师之冠，深得李玉堂的器重。1938年6月，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方先觉升任副旅长。10月，军委会组建预备部队，曾在第3师任职的蒋超雄受命组建预10师，他请老上级李玉堂军长推荐干部，李玉堂就推荐方先觉到该师担任副师长。

“预备师”在国军体系里本来是边缘部队，主要任务是训练新兵和补充前线部队，一般在地方维持治安。预备第10师从浙江一支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而来，军纪松弛，战斗力弱。蒋超雄和方先觉到任后，不满足于这个状况，决定把它锻炼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型部队。他们从改组基层军官入手，逐步把连以上军官替换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和伤愈归队的士官。随后，方先觉充分发挥其练兵特长，对部队施以德式操练，还在师部设立了军乐团，军容军纪和战斗力大为改观。

预10师成军之后第一次出山，参加了1939年12月国军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冬季攻势”。在安徽青阳陈家大山战斗中，师长蒋超雄和副师长方先觉兵分两路，分别进攻左右两座高峰，蒋超雄左路失败，方先觉右路取胜，但由于左路失利，右翼也受到威胁，在坚守五个昼夜后，被迫退往歙县整补。战后，蒋超雄被撤职，方先觉接任了预10师师长一职。

1940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预10师在浙江绍兴整训，孙明瑾调来该师担任参谋长。孙明瑾，宿迁人，能文能武，曾在德械师第87师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后又进陆军大学深造。在孙明瑾辅佐下，方先觉以黄埔理念和德式方法治军，使预10师渐渐成为一支军纪严明、战斗力强、老百姓口碑好的部队。1940年5月，方先觉的预10师调归李玉堂的第10军建制。

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李玉堂临危受命，带领第10军坚守长沙，方先觉预10师守南门。方先觉亲自部署，并在全师动员会上说：“此次固守长沙的任务，虽艰巨而必达成，如不达成，愿受军法制裁！”眼看就要和日军短兵相接了，前线有个营长竟突然离开自己阵地跑回师部请示，方先觉闻讯大怒，一言不发，当即下令将该营长枪毙，传令“擅自后退者，就地枪决”。全师官兵获悉后，大为震动。

12月31日，日军侦知守长沙南门的是预备第10师，司令官阿南惟几看这个部队番号前有“预备”字样，判断是二流部队，于是将作战计划定为“以长沙南门为重点攻击目标”。

1942年元旦，日军以步、骑、炮、空联合对长沙发起猛攻，南门成了日军攻击的暴风口，日军以12架飞机循环往复轮番轰炸，前线阵地上的张越群第29团很快就打光了，方先觉亲自打电话给第30团团长葛先才：“先才，张越群部已退下，现在看你的了！你马上派人收容整理，堵住缺口，所有兵力归你指挥，要部队我支持，随时增援！”电话那边葛先才双脚一并，大喊道：“请师长放心！我团绝不给你丢脸！”

葛先才寸土不让，果然死死顶住了日军。方先觉又命令全师炮兵营全部换装迫击炮，配置到一线，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打了整整5000发炮弹，阵地前日军尸横遍野。黄昏，葛先才抓住战机突然逆袭，变守为攻，让抓紧间隙准备休息的日军猝不及防，被冲得一连后退两三公里，此时，岳麓山上150毫米德式重炮开始朝着南门开炮，巨大的炮弹呼啸着越城而过，打得南门的日军血肉横飞，东躲西藏，溃不成军。

当晚深夜，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亲自给方先觉打来电话，先是表扬预10师，接着问：“南门还能守几天？”方先觉不假思索地回答：“1个星期！”薛岳又问：“准备怎么守？”方先觉答：“第一线守2天，第二线守3天，第三线守2天。”

放下电话，方先觉深感责任重大。第九战区诸将都知道薛岳历来军法严峻，好勇嗜杀，军中无戏言，他写下遗嘱，叫副官转交妻子。副官深受感动，又将信转交《长沙日报》。次日，《长沙日报》刊出：“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接下来四天，日军集结重兵对南门连续猛攻，战斗尤为激烈。预10师阵地在日军压迫下接连丢失，直退到南门外修械所，方先觉亲赴一线持枪督战，葛先才亲自抱着机枪冲锋，率第30团与28团并肩逆袭，又把日军击退。双方冲杀往来11次之多，守军两团兵力损失大半，其中28团损失过半，30团500人仅剩58人，激战至4日深夜，阵地屹立不倒。随着赶到长沙的中国援军越来越多，日军发现自己有被包围的危险，不得不命令连夜撤退，薛岳当即决定全军发起反攻，预10师率先追击，到5日凌晨，长沙城下已不见敌人的踪影。

5日清晨，岳麓山上的重炮还在不断轰击，薛岳和吴逸志、赵子立乘车从山下来视察战场，经过南门口，看见大批日军士兵尸体横七竖八躺在地上。赵子立感到奇怪，对薛岳说，日军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扔下士兵的尸体不管，再急也会聚在一地焚烧，多年来如此，可见这次他们逃得有多狼狈！

薛岳一问，才知道这是预10师方先觉的阵地。第10军这次充当“炉膛”，预10师则承担了最重要的守南门的任务。该师刚参加完第二次长沙会战，兵员尚未整补，但还是以少敌多，死战不退，为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立下首功。战后，第10军获颁国军最高荣誉“飞虎旗”，被命名为“泰山军”；李玉堂则官复原职，1942年3月又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先觉则接任第10军军长，并被授予四等宝鼎勋章。

横山勇对方先觉和第10军都很熟悉，两军在半年前的常德会战中已经交过手了。1943年12月，日军第11军进攻常德，方先觉率第10军从衡山增援，马不停蹄赶往常德，最终克服困难将第57师残部接应出重围。战后，蒋介石特地表彰第10军，送方先觉一块牌匾，上书“忠义表天地”。

自抗战以来，第10军在李玉堂、方先觉两任军长带领下，征战大江南北，转战三湘四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形成了“人人敢战、能战、乐战、愿意死战”的作风，特别是经过第三次长沙大捷和常德解围成功的锤炼，第10军全体官兵信心十足，更增加了“守必固，攻必克”的必胜信念，成为湖南人民心目中能攻善守、稳如磐石、安如泰山的“泰山军”。

日军战史称，方先觉是“1941年秋冬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作战时死守长沙的猛将，在1943年初冬的常德作战时任第10军军长，曾向常德增援，具有与我第11军特别是第3、第68师团交战的经验”。对于国军第10军，日军第11军称之为“长沙军”，以别于对其他国军部队“重庆军”的称呼。

然而，大战还没有打响，第10军内部却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