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培育积淀:隋前的浙江教育与选才

孙茀侯先生在《浙江教育史略·绪言》中说：“吾国文化教育，人皆以江浙并称，所以然者，渊源有自，非旦夕可几。凡事往往种因于数百年前，而结果在数百年后，当其提倡鼓吹，犹必赖艰苦卓绝之士，以热心毅力始终不渝之精神，负之而趋，庶几可收实效。以言吾浙，山水秀美，古多文章道义之士，以振起一国之学风，其尤著者，汉惟王充，唐惟陆贽，逮乎明季，如王阳明昌明正学，启迪后进，构成一代之学术思想，国家食其报者，垂数百年，流风余韵，今尚留存。”（《浙江教育史略》，浙江省教育厅，1931）孙先生所谓“垂数百年”实际上是指自南宋以降尤其明清浙江学风最鼎盛时期。学人、儒硕、良吏、武功、清正、文苑，甚至寓贤等“艰苦卓绝之士”“文章道义之士”千年以来层出不穷，概起因于千年学风的漫长浸润，也就是历经久远的浙江教育了。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起于隋炀帝大业年间，迄于清季。其间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薪火相传，事实上无疑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作为开启民智、文明相因的主要接续形式，教育（本书所论之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的渊源自然要早得多。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将人类长期积累的经验、认识和思想，通过物质、口耳、技能以及文字等方式，进行整理、总结并传承下去。而无论是商周的择贤选能、汉代的察举、魏晋九品中正，还是科举择士，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教育发展到一定时期，或者教育取得一定成果后，国家对受教育者（无论是在统治者内部还是从全体民众）按其能力和所达程度的一种择优选择。

但教育与科举并不是相等的。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教育为科举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和丰富的土壤。教育功能和使命决定了教育的本身是非功利的，是基于人类对自身和外部世界不断认识过程的必然要求;而科举是功利的，是有强烈目的性的。教育自然不能排除制度性要求，但教育更多体现在行为上、观念上;而科举则是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在不断地完善和精密。从传道启智解惑的教育走向贤才集聚的科举，政治功利性逐渐放大。人才的不断涌出，一方面使得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教育的快速发展。

唐末五代人王定保撰《唐摭言》起篇“统序科第”说：

《周礼》，乡大夫具乡饮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举贤者贡于王庭。非夫乡举里选之义源于中古乎? 夫子圣人，始以四科齿门弟子，后王因而范之。汉革秦乱，讲求典礼，亦解循涂方辙，以须贤俊。考德行则升孝廉而激浮俗，抡道艺则第隽造而广人文，故郡国贡士无虚岁矣。繇是天下上计集于大司徒府，所以显五教于万民者也。

从“乡饮酒之教”到“举贤者贡于王庭”，然后再到具有反哺教育意味的“显五教于万民”，正体现出教育与科举的相互影响和因果相因。到隋唐时科举作为一种完整的人才选拔制度后，教育与科举的这种趋同性就更加显著了。

有关浙江教育的专著中，张彬先生主编的《浙江教育史》是迄今最为详尽论述浙江一省的教育历程者，也是研习浙江教育史和教育理论的基本著作。但在对浙江教育肇始的论述中，张著从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尧、舜传说溯源浙江教育，将原始工艺及手工制作等纳入早期教育，我们认为并不十分贴切。“当10万年前的‘建德人’在浙江这块土地上掀开浙江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史画卷的同时，也便开辟了浙江教育的先河。”（第11页）教育“在劳动中诞生”自然没错，但原始生产劳动中的口耳相传，甚至父子师徒秉手相授，只是生产劳动的自然行为，是劳动经验的技能的生物性传承，还只能说是宽泛意义上的教育行为，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教”（《说文解字》）。本书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养子使作善”（《说文解字》）的有明确意识的教化行为，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进行培育和引导，把他们培养成为达到教育目标的人的活动，主要指学校教育。孟子说得明白：“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所以浙江教育，我们就从较有切实文献的古越国说起。